信息時代，數據深刻影響著銀行的未來發展。在全球龐大的人群和應用市場下，探索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深入洞察復雜且充滿變化的市場成為了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僅憑直觀感受，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大數據時代已經來了。

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大數據時代》一書作者，牛津大學網絡學院互聯網研究所治理與監管專業教授，英國新聞周刊《經濟學人》曾經將維克托 邁爾-舍恩伯格定義為大數據領域最受人尊敬的權威發言人之一。2010年，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就已經開始對該領域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并在《經濟學人》上和數據編輯肯尼思 庫克耶一起，發表了長達14頁的大數據專題文章，成為最早洞見大數據時代發展趨勢的數據科學家之一。

《大數據時代》一書作者、大數據專家 維克托 邁爾-舍恩伯格

大數據時代的思維變換

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中最具洞見之處在于，他明確指出，大數據時代最大的轉變就是，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關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這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慣例，對人類的認知和與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這本書的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關于大數據的思維變換，重在大數據變革時代的價值與觀念變化;第二，關于大數據影響商業變革的三個要素：即數據、技術與創新思維之間的互動;第三，是關于大數據泛化下的治理與隱私。

與中國企業相比，美國企業知道大數據價值并且能挖掘大數據的隱藏價值，從而獲得最大利益，可以說他們已經建立了大數據思維，從而促使他們不斷創新挖掘更好的數據。“美國收集的數據要比我們多得多，他們不光搜集可以理解的數據，他們也收集不能理解的數據，并且會花大量資源來存儲這些數據，讓數據一直有價值。”在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看來，大多數企業還把大數據作為一種在市場營銷手段，但是大數據還可以幫助人們改變商業模式以及盈利模式，這才是大數據最大的價值所在。“美國與中國相比，最不同一點就在于他們有大數據思維，懂得如何利用大數據的價值，但這并不代表中國無法逾越美國，中國的優勢在于掌握數據量比較大，而在大數據時代‘大’也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的發展需要大數據，沒有數據的輔佐城市就不會得到最優化的發展方案，大數據能幫助政府領導者進行更好的決策，尤其是公共政策的決策。城市需要知道如何建立基礎設施來收集數據，同時要利用大數據開拓思路，讓數據來說話，并且借助多方力量，即便是大數據方面的專家，但是并不一定有最正確的決定或最有效的方法來利用大數據，所以政府在這方面需要多聽取私人企業或機構的意見，大數據時代合作、溝通、廣泛吸納意見是非常重要的。

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以倫敦為例談道：“倫敦政府其實是從一家私人企業買了關于人們交通模式的數據，讓政府驚訝的是人們的行動路線跟他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所以在這一方面的幫助他們更好的優化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停車場，以減少城市擁堵。”

誰是大數據“贏家”？

大數據所面臨困境并不在技術方面，而是在數據流動方面。大數據時代，一個人的智慧不能幫助我們更好的利用大數據價值，所以要讓數據流動起來，讓不同的部門和不同的公司都參與進來，進而優化數據。

“更多的人會認為大數據只是用在企業營銷方面，但是如果讓他們知道大數據可以幫助孩子更好的學習、更好的生活居住條件，以及能夠解決城市交通、居住等問題，他們慢慢發現大數據的好處，他們就會關心大數據。”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談道，“一方面，人們要信任大數據，不要害怕大數據暴露隱私，需要建立完善的大數據保護。不信任就導致人們不愿意讓其他機構知道數據，如果不能使用這些數據就更談不上大數據的價值。所以只有讓他們信任數據，才能挖掘大數據價值。另一方面，一定要接受大數據使用限制問題，不要賦予大數據過多的意義。”

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理解的大數據贏家，并不是指本來就已經很成功而且在大數據時代同樣成功的的公司，“我認為大數據的最大贏家應該是一些默默無聞的公司，因為大數據而發生飛躍性的變化，所以大數據時代最大贏家不可能是那些已經掌握大量數據的大公司，而是新興創業、年輕人來工作的小公司，幫助他們在大數據時代成為非常有競爭力的企業。所以數據好比一座金山，但是數據在那里放著，這座金山就不會屬于你，我們需要做的是了解并挖掘這些‘金子’，成為大數據的贏家。”維克托 邁爾 舍恩伯格如是說。

大數據是看待現實的新角度，不僅改變了市場營銷、生產制造，同時也改變了商業模式。數據本身就是價值來源，這也就意味著新的商業機會，沒有哪一個行業能對大數據產生“免疫能力”，適應大數據才能在這場變革中繼續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