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是中國和世界年輕人難得的成功自由通道，它體現的惡，必須要通過民主機制獲得制衡
關于大數據會對社會產生的問題的討論，我讀過最深入的見地，莫過于克羅爾（Alistair Croll）2012年10月的一篇博文：“可能數據驅動下的世界給人最大的威脅是道德方面的。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由不確定性編織而成。我們有福利、保險等等機制，僅僅因為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所以我們以共享資源的方式分擔風險。我們越是能預測未來，我們越不愿意和別人分享。”
但克羅爾在說這句話時，沒有點名“我們”是誰。的確，有了大數據，可以預測一個人的購買習慣、健康狀況、危機出現的地點和時間，其準確度也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增進。雖不能就此斷言這就是預測未來的工具，但有了它的確會擁有更準確的信息優勢，足以獲得巨大利益。很遺憾的是，大數據和互聯網博客、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內容產生機制不一樣，它并不是一個人人都能使用的工具，從誕生開始，它就更“親”政府和企業。克羅爾能用“我們”來談論大數據，也是因為他本人是互聯網企業家。
最偏遠地區的農民可以用幾百元的國產手機上微博，但全國3億用戶的微博大數據只有新浪公司和中央政府網監部門才能染指，這成就了新浪微博的拆分上市，以及中央網監部門在政府內地位的提升，外加每年數百億元與此相關的生意。在美國，情況也一樣，最大的大數據處理機構是政府的國家安全局（NSA）；做未來危機預測花錢最多也做得最好的，是武器公司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和國防部的合作項目ICEWS，而民間大數據翹楚如谷歌、Facebook等企業，被迫讓NSA在大數據上留有后門接口。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惡果，是因為個人建一個博客的時間成本大概是一小時、發一條微博的成本大概是一分鐘，但大數據的收集、分析所需要的技術準備、存儲資源、運用成本和編程維護不是個人所能承擔的，所以個人從一開始就不能“擁有”大數據，而必須以某種方式“購買”其分析結果。這簡直就是一個冤大頭的年代：個人產生的社交信息被企業集中，經過分析，重新以各種方式賣給信息生產者本人。
擁有大數據資源和技術的企業，財富積累的速度是極其驚人的。目前正在全球各國蔓延的經濟危機，并沒有對這些人產生影響，無論在硅谷還是北京，每個月都有相關創投企業被購買、被追加數億投資、不斷產生億萬富翁的故事。
而能控制大數據公司的政府，無論是以秘密進行的方式（如美國），還是公開的方式（如中國），數據權力集中的速度也是驚人的。美國“9·11”之后建立的NSA大數據監控系統，如今已經到了漫天布網、可以預測潛在恐怖人士的地步；而中國公安部長郭聲琨，也在5月9日明確指出要提高用大數據預防打擊犯罪的能力。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真正的“左派”，應當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個從誕生起就透著資本和國家機器味道的新技術。因為從階級斗爭的角度，這個新技術，無論怎么玩，都無法拉平財富差距，只會快速積聚政府權力和企業資本。用階級斗爭的語言翻譯克羅爾的話，就是在大數據時代，企業和政府（“我們”）越來越能預測公民（“他們”）的未來，并由此盈利和集權。
當然，我不是“左派”，不是階級斗爭理論愛好者。我相信資本和權力無法真正同流合污，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導致制衡出現，讓整個社會走向改善。在谷歌、微軟、雅虎等企業的逼迫下，美國白宮不得不在5月1日發表名為《大數據：抓住機會、保存價值》的白皮書，提出如何平衡大數據發展和公民權利之間關系的路線圖。這也是歷史上法治國家對人權的保護最終能馴服兇惡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這項技術本身，并不是貴族技術，只要有相關程序員就可以。擁有大數據資源的網站公司本身，也完全可從一個小App開始。任何一個立志于網絡創新事業的年輕人，只要視野和機會得當，都可搭上這輪風潮，依靠大數據成為克羅爾眼中“我們”的一員。在中國近年來因為社交媒體創新而致富的年輕人，也很少是“官二代”。在大數據技術造成的財富地殼位移的過程中，個人上升通道，至少對有心的年輕人來說，也算公平。
所以作為階級斗爭論的反對者、一個“右派”，我認為大數據是中國和世界年輕人難得的成功自由通道，它體現的惡，必須要通過民主機制讓惡與惡互斗以獲得制衡，然后通過法治固定下來，最終保護普通民眾（“他們”）的權利。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