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情局技術員愛德華·斯諾登的叛逃使美國情報部門監視網民數據和電話的秘密計劃“棱鏡”意外曝光。這一計劃的主要使命是大范圍收集并監控網絡和電話用戶 信息。根據斯諾登的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直接接入蘋果、微軟、谷歌、雅虎等九大互聯網公司的中心服務器，針對境外 非美國人搜集情報，用戶的電子郵件、在線聊天、信用卡信息等都無密可保。

事件在全球各地引發巨大反響。涉及的9家大公司通通跳起來進行強烈否認，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公開否認情報部門竊聽公眾電話。國家情報總監則對事件表示“痛心疾首”，認為泄密者的行為對國家安全造成了極大損失。

盡管當事者全部否認，但對于外界來說，大多數人將之理解為政治慣性動作。信其有者遠多于信其無者，即便在美國，調查中認為斯諾登是愛國者的也多于認為其是 叛國者的，有六萬五千多人在白宮網站簽名，要求奧巴馬赦免斯諾登。在旁觀者看來，這個事件簡直就是好萊塢大片的現實版本，正直的政府內部人員受不了良知的 重壓，為了公眾利益，毅然捅破“黑幕”。

斯諾登有可能觸犯了法律，但他是個好人。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到他個人從此事中牟取私利的痕跡。事實上，只要他想，斯諾登完全可以把他接觸到的大量機密通過一個公開市場賣給俄羅斯等國家，但他只是說出了真相，而未涉及人員名單、情報站地址等任何細節。可斯諾登也未必完全站在正確的一方。

正如奧巴馬所說，“不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隱私的情況下，獲得百分之百的安全”，美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行動有可能是在法律 允許之內進行的。而斯諾登的叛逃只是暴露了一種越來越尖銳的矛盾，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公民隱私的侵犯是否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或者已經失控？

斯諾登叛逃事件有可能會使美國國會重新審視是否削減政府大規模監視私人通訊的權限，但更大的可能--也是斯諾登所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改變，人們能在 媒體上看到所有爆料，他們知道了政府為單方面授權做了多少工作以對美國社會和全球社會進行更大程度的控制。但沒有人愿意冒風險站出來進行抗爭，以取得實質 性改變。

斯諾登叛逃不止是警告了美國人，同時也預示了在互聯網的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所可能遭受的一種普遍危機。像“棱鏡”計劃里涉及的蘋果、微軟、谷歌、雅虎等 大網站，人們每天把大量個人信息輸入其中，但常常并不被事先告知數據的用途。而這些數據會被企業或政府用來進行一些新形式的侵犯，比如根據對大數據的分析 預測來對人們尚未實施的行為進行懲罰。

大數據之父舍恩伯格曾披露過一個例子：在美國有一個名為“預測式配警”的計劃，該計劃通過大數據分析來預測美國某個城市的某條街道的某個時段是犯罪高 峰時段，然后部署更多的警力在那個位置。這意味著該地區居民將長時間被監控，這是一種變相的懲罰。但他們并沒有做錯事，卻因為某個計算機的算法預測他們可 能會做錯事便被懲罰了，這顯然并不公平。

根據斯諾登提供的信息，美國國安局擁有的正是一套基于“大數據”的新型情報收集系統，這套名為“無界爆料”的系統，以30天為周期，這套系統可以從全球網 絡系統中接收到970億條訊息，再通過比對信用卡或者通訊記錄等方式，能幾近真實地還原個人的實時狀況。當然，谷歌這樣的商業組織也有可能掌握同樣量級的 信息，但差異卻是天壤之別：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搜集的大數據把你關進監獄，而谷歌卻不能。在未來，必須建立一種法則對大數據的合理收集和使用予以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