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的總體趨勢是“個人化”“擬人化”“智慧化”的，隨著人工智能從“弱人工智能”階段發展到“強人工智能”階段，機器通過深度學習將更知曉人們的偏好，知道哪類媒介話語會產生“共情”效應，知道何種傳播能引導人們的想法、哪種場景能激發人們的行動。
一、人工智能增強對國際受眾的認知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受眾原有的心理偏好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相對而言，西方受眾偏好簡潔明了、幽默風趣，中國傳統用戶則更偏好樸實中庸，同時在微觀層面上同一對象國的受眾之間可能也會存在很大差異，國際傳播過程中必須重視用戶個性化需求、多樣化的偏好，精準對焦目標人群。
長期以來。國際傳播缺乏受眾意識，缺乏對國際受眾文化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語言表達習慣的充分了解。而找到與我們價值觀相似的受眾精準施行個性化傳播，則可以有效提升傳播效果。
(一)找到價值觀相近的國際受眾
人工智能可以輔助找到國際傳播中價值觀相似的受眾，以劍橋OCEAN 模型為例，它通過“開放性”(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自我意識”(有多么完美主義)、“外向性”(如何社交)、“親和度”(體貼和合作能力)以及“神經質程度”(面對壓力是否可以承壓)5個維度可以精確地為一個人建立心理學輪廓檔案，定量描繪該人的性格，進而推斷其政治傾向(從這5個維度就能推斷政治傾向和價值觀?有點牽強，需修改)，從而找到價值觀相似的國際受眾，并利用大數據技術，實現目標用戶的精準定位和精準傳播。
(二)滿足國際受眾多元需求
隨著網絡和自媒體的發展，受眾的表達意識、參與意識、自主意識不斷增強，受眾表現超出以往想要參與傳播的意愿和能力，特備是在國際傳播過程中，由于受眾的廣泛性和多樣性，受眾的受傳心理需要得到更高的重視。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將人的心理圖譜分為意識(conscious)和潛意識(unconscious)兩大部分。人的自身感受通常比自己能夠表達出來的要多得多，而人工智能則在追蹤人未通過語言等形式表露出來的情緒、感受等因素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例如眼動儀追蹤了戶外廣告的投放效果;facial coding 基于達爾文所提出的哺乳動物表情的共同性理論，即人作為哺乳動物在表情上是不受到地域、空間差異的限制的，實現了對受眾對廣告情節、內容的接受強度的評估;美國神經學電影將神經科技運用于好萊塢電影工業，通過特定的儀器來觀察電影觀眾在觀看恐怖電影片時的大腦反應，并根據腦區恐懼反應的程度來量化恐懼感，并借助從具體測試獲得的有效數據指導恐怖電影片的拍攝，以使影片制作達到最佳的恐怖效果，生產出更加優秀的電影 ;中國新華網未來融媒體研究院也推出了能夠記錄和分析觀眾在觀看視頻時的注意力集中情況，來分析視頻中具有較強吸引力的片段或元素，僅需用戶在觀看電影時佩戴特定的腕帶和芯片，即可記錄其在觀看視頻過程中的注意力變化情況，從而為進一步的分析提供基礎，也為傳播過程中結合用戶心理和實際情況進行精準傳播創造條件。人工智能可以挖掘并滿足國際受眾的多元需求。
第一，滿足國際受眾對國際傳播“公信力”的需求。媒體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公信力，人工智能將幫助媒體進一步提升自身公信力和權威性，在人工智能技術以其算法和運算的客觀性和相對較高水平的科學性，可以在更高程度上擺脫主觀干擾、贏得受眾的信任。
第二，滿足國際受眾對國際傳播“即時性”的需求。當下新近發生的事實已經無法滿足受眾對于新聞時效性的需求、不同新聞媒體分秒必爭地進行新聞報道的情況下，機器人完成報道的速度遠快于人工寫作，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為技術差錯，這就使得新聞媒體在進行傳播特別是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具有了更快的速度，滿足國際受眾即時性的需求。
第三，滿足國際受眾對國際傳播“差異性”的需求。國際受眾了解信息、接受外來傳播的動機具有復雜性，了解對象國受眾的“差異性”需求，選擇最適合對象國受眾的傳播方式，達到使其認可、認同的目標，實現由我講故事我傳播到對象國受眾講“我的故事”甚至你我(中國與對象國)共有/共講一個故事的轉變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人工智能為媒體快速、有效、精準地與海外受眾建立關聯提供了重要契機，運用人工智能進行策劃選題、編輯、分發的工作以及自主編輯的新聞媒體平臺能精準把握海外受眾差異化需求，對不同社區、社群實現從內容生產到分發的智能化構建，滿足國際受眾對國際傳播“差異性”的需求。
此外，人工智能還能以其獨特的大數據分析處理優勢也對后續的傳播產生了巨大影響，比如中國影視劇《甄嬛傳》遵循美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和節奏，通過補拍鏡頭、重新剪輯等手段將76集剪輯成為6集、每集90分鐘的劇集，成功解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欣賞習慣可能帶來的水土不服問題 。
第四，滿足國際受眾對國際傳播“參與性”的需求。互聯網發展趨勢下，受眾表現出了強烈的由傳統新聞時代的被動接收者、觀看者轉變為新聞現場的目擊者、參與者的需求和意愿。傳統的敘事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當下國際傳播中受眾不斷增長的新需求，受眾有越來越強的參與傳播、參與生產中的愿望。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出具有更多受眾“參與接口”的應用，鼓勵受傳參與。比如一些媒體機構開發的人工智能新聞生產分發平臺鼓勵受眾為媒體機構提供線索素材，參與分發傳播、協助反饋監測，在更高層面上，把人與人、人與機、人與物連接起來，創造了更廣泛地連接。此外，區塊鏈技術也可以提升國際受眾參與國際傳播的能力與動力，協助媒體鑒偽存真，提高媒體的生產力，從而為受眾提供更多元的體驗和服務。
(三)優化國際傳播中的受眾反饋
人工智能優化國際傳播中的受眾反饋，具體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它擴展了國際傳播的反饋渠道。在傳統意義上，傳播是單向的，受眾往往只能接收信息，處在一個相對低于傳播者的位置上，而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則擔任了至關重要的把關人角色，通過媒體發揮輿論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將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對輿論的控制降低到最小化。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傳播反饋機制大多局限在：向來訪外賓直接征詢意見、利用國際會議國際論壇等機會向海外受眾了解意見建議、通過信件電話發展論壇手機短信等渠道收集受眾意見等。顯然，這些渠道面對的反饋對象有限，且收集來的信息需要大量的人工進行整理分類，并且缺乏統一的處理反饋意見的標準，換句話說，傳統反饋機制作用十分有限。人工智能更了解受眾，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文化產品輸出到對象國后所獲得的受眾評價、注意力等定性定量反饋信息的手機與分析，結合人工智能海量數據處理優勢和超大規模的計算能力，對受眾反饋進行客觀評估與綜合評價，并可以迅速做出反應和調整。
其次，它能加強對受眾反饋的監測。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自媒體的發展，傳播的去中心化特質發揮的越來越強烈，原先的受眾掌握了更大的主動權，多向傳播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單向傳播，傳者和受者之間的界限不斷被打破，實現了傳播主體由少數精英向普通大眾的轉變，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垃圾信息、虛假信息等層出不窮，成為了嚴重影響傳播效果的一大重要因素。而人工智能則可以通過監測分析用戶行為，及時判斷處理垃圾信息和不實信息，加強對受眾反饋的有效監測與控制。
二、人工智能對國際輿論的影響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逐步發展，通過深度學習慢慢具備了思考與自我進化能力，由此誕生了擬人化思考的“機器人水軍”，擬人化思考的“機器人水軍”被越來越多地應用到各國傳播中，對國際輿論中產生一系列影響，國際輿論的引導因此變得更加復雜。
“機器人水軍”因其產生目的和實際效果不同，可以分為善意機器人和惡意機器人，善意機器人往往能夠推動國際傳播，而惡意機器人則會因其所帶有的政治或經濟目的對國際傳播產生負面影響。 “機器人水軍”能夠自動識別相關貼文， 進行評論、點贊、跟帖、回復， 具有更好更即時的網絡討論參與度，智能化優勢使“機器人水軍”比人工水軍宣傳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英國《衛報》2011年曾發表文章揭秘，美國軍隊正在研發一種電腦軟件，利用偽造的用戶身份在互聯網上密集發表觀點，宣傳親美主義，進而秘密操縱社交網站。此外，參考消息2013年7月12日刊發題為《<華盛頓郵報>揭秘美國“網絡水軍”》的報道，報道指出在中東，美國2006年11月組建數字外聯小組，這個小組在臉譜、推特和YouTube網站都建立賬戶，與受人歡迎的阿拉伯語新聞網站和網絡論壇中評論人士不時展開著爭論并在阿拉伯語網站的留言板上發表評論，而且基本上在與他們可以接觸到的每個人都進行著交流，這支隊伍包括阿拉伯本地人、旁遮普人、索馬里人和會說烏爾都語的人。據美聯社報道，2012年，他們在互聯網上“交戰”7000次，遠遠多于2009年的2000次。美國國務院的公報稱，他們是在解釋美國的對外政策。
“機器人水軍”在多個國家都有所應用，對國際輿論產生重大影響，據美國“膠囊里”網站報道，互聯網安全公司IMPV在最新發布的《2016年機器流量報告》中稱，通過對全球10萬個域名網站訪問記錄的分析，可以肯定其中約52%的互聯網流量來自“自動化程序”，即機器人，網站站主在后臺記錄中看到的大部分訪問者不是人類，而是自動執行的程序。
2014年7月，馬來西亞MH17客機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邊界墜毀，機上298人全部遇難，MH17事件中，俄羅斯借助虛擬賬號發布消息，散布所謂“真相”，導致事件輿論發生較大逆轉，事件也側面反映出烏政府對“機器人水軍”的規范和利用遠遠不足;2015年，“全球之聲”國際網站撰稿人勞倫斯·亞歷山大發現，有幾百個疑似被機器人程序控制的推特賬號不停轉發和點贊一些俄羅斯主流媒體文章， 在推特俄文空間形成重要影響，提高了俄主流網站點擊率。據此， 俄羅斯“機器人水軍”被首次“揭秘”;2016年9月，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對英國脫歐公投前推特上正反方輿論攻防分析發現，有高達三分之一的貼文出自占發言賬號總數1%的賬號;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希拉里競選團隊均借助“機器人水軍”在社交媒體中進行政治宣傳，推特上19%的大選推文來自“機器人水軍”，特朗普團隊程序員對“機器人水軍”操作時機精細微調，戰略性占領親希拉里的主要媒體，相比希拉里，特朗普的“機器人水軍”有其五倍的數量優勢，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認為是特朗普最終贏得勝利的原因之一。加拿大社交媒體“機器人水軍”大致具有四種功能:削弱某種政治言論、擴大政客影響力、引導輿論焦點和搜集分析數據。加拿大政府對“機器人水軍”相關事項進行立法， “機器人水軍”的管理運作受國家憲法、刑法、垃圾郵件管理法、選舉條例、隱私法的管轄。加拿大禁止外國人影響干預選舉。
此外，現有研究發現，推特上還有大量“機器人水軍”通過簡體中文、英文和日文等多種文字發表推文，宣揚“疆獨”、“港獨”和“藏獨”思想及言論，借以批評我國民族政策，并為其分裂中國的行徑制造輿論氛圍，混淆國際視聽。 現階段我國社交媒體中并未形成能夠維護國家利益的機器人力量，但我國在開發和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中已經發揮出了巨大的技術和人才優勢，因此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善意機器人水軍，抵御外來惡意機器人水軍對于輿論的干擾和破壞，爭取國際傳播主動權、創造積極的國際輿論環境。
結語
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傳播具有了新特質，首先，人工智能可以給國際傳播中的精準傳播、精確營銷、用戶畫像、輿論分析提供技術支撐，從而改變國際傳播中慣常存在的“文化折扣”“翻譯歧義”等問題;其次，人工智能賦予傳播更多的“情感”“情緒”色彩，影響著國際傳播中傳播主體與對象國之間的信息交流與情感交流。同時，機器人水軍的存在客觀上也影響這國際輿論;第三，人工智能更好地了解目標受眾的心理狀態、多元需求，能給傳播內容“情感賦能”，讓不同的用戶產生獨特的情感連接與個人化的情感依賴。此外，還能優化受眾反饋并促成傳播策略即時調整，這些客觀上都有助于提升國際傳播效果。
不論是基于計算還是輔以情感，人類利用人工智能的初衷都是希望它能對人類文明進程有所增益而不為其所役。如何將之限制在有益人類交流、國際交往的邊界之內，這大概是人工智能時代國際傳播面對的最大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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