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對法學研究的挑戰
進入千禧年后，AI帶給法律人的是接踵而來的壞消息。在2013年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獻中，研究者把702項職業劃分為低度技能、中度技能和高度技能三類范疇。其中，法律助理與貨車駕駛，都屬于即將消失的工作，失業概率高達0.94。此項預言正在逐漸變為現實。2017年6月，摩根斯坦利公司所運用的合同智能軟件，每年可以省下36萬個小時的律師服務，還能大幅度降低合同的出錯率。從法條檢索、文書撰寫、合同管理等非訴訟業務，到案件預測、訴訟策略選定等訴訟業務，傳統律師的很多工作都可以被機器所替代。
律師助理成為了潛在的失業群體，接下來是否該輪到律師、法官、法學教授?這是一個容易令學界恐慌的問題。研究者安慰道，機器畢竟不具有社會智能，律師數量會減少，但不會有失業之虞。可是，這個結論忽略了一個社會現實：法學院畢業生大多是從律師助理開始起步，由實習律師成長為正式的執業律師。職業分層一旦斷裂，法學院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可能性就大幅度增加了。
在可預見的時間內，AI對于律師及法官的意義在于，通過海量的數據分析，能夠形成對特定法律問題的裁判預設，進行同案類推。大數據分析的低廉快捷，讓律師和法官能從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不再耗時于程式化的服務，而是專注于個案在法律適用上的特殊性。大數據難以解決的，是對個案的深度分析，尤其是價值判斷與邏輯說理的結合，而這恰是法官與律師職業價值之所在。
但是，在我看來，不管未來人工智能如何發展，法官與律師都是不會消失的職業。庫克201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典禮上致辭，是對法律人職業價值的另類詮釋。“我不擔心人工智能像人類一樣思考。我更擔心人類變得像計算機那樣，沒有價值觀，沒有憐憫心，全然不顧后果。”沒錯，可怕的不是機器成為人類，而是人類變成機器。如同鷹眼不能替代場上裁判一樣，數據終究不能替代思想，邏輯終究不能替代同理心，法律守護者只應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而不會托付給冷冰冰的機器。
AI最為擅長的司法裁判預測，從來就不是學術目標，自然也無法替代法學研究，法學教授不會被拉入失業黑名單。在大陸法系，立法機關是最重要的法律供給者，法官是最重要的法律實施者，法學家則是最重要的法律解釋者。根據哥德爾不完備定理，“你永遠不能找出公理的完整集合”。因此，法律體系如果巨細無遺，就一定有矛盾;如果沒有矛盾，就一定不完備。法律體系不能兼具無矛盾性和完備性，需要法學家的努力去填補漏洞，讓法律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這也決定著法學家職業的不可替代性。
法學家作為職業不會消失，被革命掉的將是法學家的傲慢，以及沉淀了上千年的自我中心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法學是最古老的學科之一。法律適用的地域性限制，以及法律穩定性的價值訴求，導致法學研究的封閉保守。縱覽歷史，法學的自洽性離不開兩種思想體系：神秘主義與理性主義。前者依靠庶民的敬畏之心，后者借助科學話語，來維系法學及法學家的權威性。在歷史邏輯中，抽象的法律語言逐步脫離了生活，法學最終成為專門的技藝。
隨著人工智能的出現，法學技藝亦會發生改變。三段論的形式邏輯推演，計算機自動完成，無需專門技藝;法學家需要的是走出概念金字塔，關注民眾情感，讓法律無限接近常識——而這原本就是法學的應有之義。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將會讓法學研究“恢復出廠設置”。
研究范式之爭：社科法學VS法教義學
當下中國的法學研究，存在社科法學和法教義學兩種范式之爭。從理論呈現的視角來看，前者研究因果機制的事實判斷，后者研究規范選擇的價值判斷。打個比喻，社科法學就像美食點評網，告訴你食物味道如何;法教義學就像菜譜或廚師操作指南，告訴你如何烹飪。二者的方法論路徑截然不同，孰優孰劣的爭論是個偽命題，如同討論球隊前鋒重要還是后衛重要一樣無趣。
那么，社科法學和法教義學的鴻溝能否打破呢?在AI時代，一切皆有可能。在我看來，傳統的法學研究工具包括法條、案例、比較法、數據四個分析要素，或擇其一，或擇其二三，或全部兼具，而不能“四大皆空”。筆者由此假定：社科法學和法教義學都離不開這四項要素，只不過在取舍上有所偏重而已。
為管窺當下的研究現狀，筆者統計了2012年-2016年的五年間，《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三大權威期刊的法學論文。通過對全部558篇論文的學科分布、研究路徑、分析要素進行逐一歸類，可得出如下發現：其一，就目前的研究范式而言，法教義學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是各個部門法學都采用的分析方法;而社科法學則屬于邊緣化位置，社會法和法制史范疇尚未出現社科法學的論文。其二，就目前的研究方法而言，比較法分析和法條分析仍是最基本的方法論工具，其適用范圍遠遠超出案例分析與數據分析。值得指出的是，比較法分析僅僅是針對法條分析展開，而很少與案例分析和數據分析相結合。換句話講，所謂的比較法研究，仍停留在法條對比的初始階段，而沒有融入案例與數據以實現功能比較。其三，就目前的學科分布而言，絕大多數學科都運用了多種分析工具。即便就數據分析而言，其使用頻率最低，但亦曾出現在法理、憲法與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刑法、國際法、環境法、司法與訴訟法八個部門法范疇，還出現在部門法交叉主題的論文之中。
上述發現說明，所謂的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之爭，在方法論上絕非不可調和，甚至原本是彼此依賴的。在當今的法律運作中，結果主義的考量盛行，基于法教義學信條的“正統”模式逐漸被棄用。與此同時，社科法學希冀打破“法學的自治”，把法律系統外的智識或信息注入到法律運作之中。但是，如果社科法學拒絕以規范為研究起點，脫離法律語境，不以立法者或裁判者為言說對象，則不應納入法學的范疇。更直白地講，不和法律問題結合的社科法學，只能是單手拍掌，有風無聲;不在法律系統外尋求智識支援的法教義學，只能是自說自話，淪為屠龍之術。
最為可能融合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場域，就是對疑難案例的法律論證。裁判居于法律的中心，而疑難案件又是裁判的中心。法教義學承認，疑難案件需要通過法律續造來完成，但強調法律續造應具有教義學品性，從而與政治、經濟、道德等法律體系外的話語保持距離。究其本質，疑難案例的出現，是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在法律體系中的體現，而這恰是社科法學大展身手的好舞臺。倘若社科法學能充分運用數據分析工具，為法律論證提供外部支持，把政治、經濟、道德等外部視角轉化為法律話語，就能實現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的無縫連接，而不是目前的彼此冷落。
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場景。幸運的是，AI時代為這種理想場景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過去幾個世紀主宰科學研究的方法是“還原論”，把世界萬物不斷分解為越來越小的單元。歸根到底，傳統法教義學常用的類型化方法，就是把法律問題像剝洋蔥式地還原、分解、歸類。由于無法展開全樣本分析，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法，只是方法論上的無奈之措。如今，借助“大數據全樣本的分析樣式”，法學研究者第一次有可能看到完整的法律圖景。在人工智能時代，從“還原論”到“系統論”的研究范式轉換，終于被大數據變為可能。
方法論變革：民法學研究的自我超越
《超越民法的民法解釋學》一書所展開的民法學研究，正是在AI時代背景下的一次嘗試。
該書想表達的學術立場是：民法學研究應立足于司法裁判，但要超越司法裁判。作者深信，法教義學抑或社科法學，如果不能從本國的司法裁判中挖掘法律素材，甘于做學術搬運工，或漂浮于域外，或逃遁于世外，“甲說乙說隨便說”，看似增加了學術GDP，實則空談誤國。
在當下的AI時代，如果我們仍用昨天的法學技藝來討論今天的法律問題，則是在掠奪讀者的未來。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