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re這里實際上是說電子投票可以減少現場投票的成本，從而提高投票率。本期推送公號的翻譯文章，即試圖以數字時代為切入點，探討技術進步以及隨之崛起的互聯網巨頭對于政治（而不僅僅是經濟）的影響。

“伴隨覆蓋人群的不斷增加，社交網絡已經成為真正的政治玩家：他們可以動員選民，且將某一個候選人集中顯現在特定用戶面前。明年的德國聯邦選舉有可能是這個國家第一次面對數據推動的競選，而一些立法者對此表示了擔憂”。

安吉拉-默克爾最近多次談到了互聯網。例如在上周星期二面對電視臺和出版行業重量級人物的演講中，默克爾提到了包括谷歌和臉書在內的互聯網企業的權力問題——更具體而言，這主要涉及搜索結果排序算法和用戶新聞訂閱推送算法的不透明問題。默克爾提出，問題的關鍵在于除了社交媒體巨頭的內部人士，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在使用何種標準過濾數據。這不僅僅造成了政黨人士的擔憂，對于社會整體而言也是一種潛在的麻煩。

默克爾總理對于IT政策的突然關注與一件事有關：即將到來的德國聯邦選舉。默克爾深知，谷歌和臉書在決定此次選舉之后誰將領導這個國家中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新任領導人將在2017年下半年履職。

當我們討論“數字化”時，不僅僅是德國產業需要重構其本身——傳統的政治邏輯同樣已經被顛覆，尤其是在大選期間。但是相比于數字化對經濟的影響而言，技術對于政治圖景的沖擊遠沒有進入人們的關注視野。

我們真的應該擔心算法的力量嗎？臉書和谷歌真的能夠秘密影響我們的政治觀念并甚至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嗎？谷歌偏好的候選人能夠被給予不公平的優勢嗎？

上述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明確的：它們具備這樣的能力，而且他們的確產生了這樣的影響。

僅僅只是臉書的用戶規模就能夠使其成為塑造、操縱其他人政治觀念的重要工具。擁有大約18億用戶的臉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全球性大眾媒體。

在德國，臉書擁有接近2900萬用戶，超過2200萬每天都使用它。這相當于整個國家的1/4人口。谷歌的用戶數量同樣是引人注目的。超過90%的搜索引擎流量集中在谷歌服務器。作為當代“看門人”，谷歌對于其用戶生活已經具備了史無前例的影響力。即使是搜索結果在頁面上的排列順序對用戶都將產生巨大影響。例如它們會影響商品的銷售量，也會影響投票中候選人的排名順序。

當前，在線平臺已經對我們的政治觀念產生了顯著影響，而它們本身也并不否認這一點。它們公開的推銷其所擁有的權力：從政黨或候選人處得到的廣告收入是它們商業模式的一部分，谷歌和臉書甚至明確的將政治領導人視為可賺取利潤的客戶對象。以臉書為例，它已經在柏林為政治熱衷者舉辦了一系列的工作研討會，并在社交媒體上以德文出版了《政治家手冊》。這些工作的核心議題就是解釋并宣傳“如何在臉書上開展政治競選活動”。

自2016年3月之后，《政治家手冊》的作者利用多個案例解釋了數據推動的競選策略是如何實現的。臉書可以被用于錨定特定用戶的政治興趣。例如今年2月，有4.4萬25歲至55歲之間的德國人對最低工資制表現了明顯的興趣。根據競選團隊所花費的廣告經費的多少，一部分、大部分乃至全部“滿足一定標準”的臉書用戶都可以被推送該政黨或候選人的廣告。例如政治家可以錨定曾經在其頁面上點擊“喜歡”按鈕的用戶，并甚至延伸至這些用戶的朋友——政治家也可以錨定某一個年齡段的所有人，或者是與其選舉辦公室相近的第一次投票人。

更大的權力，更多的責任

臉書對其所取得的成功非常自豪。在《政治家手冊》中，它甚至將2015年英國保守黨的勝利視為數據驅動競選的成功案例。通過向特定選民推送其所關心的政策議題（在競爭激烈的選區尤其如此），臉書聲明其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宣稱，在四個月的競選期中，這是歐洲第一個政黨“以如此復雜但又精準的方式使用臉書廣告”。

在德國，許多邊緣和極右翼政黨已經在使用臉書吸引和動員其支持者。甚至是始于德累斯頓（Dresden，德國Saxony邦首府城市）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運動（排外運動）也是從一個臉書群開始的。

但在網絡上付費以吸引特定支持者只是施加政治影響力的一種方式——考慮到與選舉海報或電視臺廣告的類似性，這也算不上互聯網巨頭給政治圖景帶來的最大沖擊。

困擾默克爾——以及世界其他政治家——的是其更加微妙的影響力。在慕尼黑舉行的媒體會議上，默克爾批評了基于用戶歷史興趣而推送相似內容的算法邏輯。她認為，這樣的算法將在事實上惡化人們之間的分歧和壕溝。其他評論家則擔心社交媒體網絡將可能成為隱藏的政治玩家，不僅使用它們的影響力以賺取利潤，同時還改變了整個選舉進程——甚至在沒有人意識到的情況下。由于它們將其算法視為商業秘密，從而避免了受到規制者的監督。

臉書對于其用戶信息了如指掌，特別是一些非常明顯的代表其政治傾向的信息。包括年齡、朋友圈、居住地、曾經瀏覽過的網頁以及其他內容，都能夠幫助臉書將用戶劃歸為不同政治類別。每一個用戶頁面上的“喜歡”按鈕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信息收集器。喜歡安吉拉-默克爾及其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政黨頁面的用戶不太可能投票給左翼政黨。在美國，臉書公開將用戶歸為三種類別：自由派，中間派或保守派。

一些科學家擔心臉書可能通過故意動員某個投票群體而操縱選舉。多年以來，社交媒體都在投票之前向用戶發送“提醒”信息以號召其外出投票并積極參與民主過程。但如果下次投票中，臉書僅僅只向某些顯示了特定政治傾向的人發送“提醒信息”，那么會發生什么呢？如果臉書僅僅只動員某種特定的政治運動，又會發生什么呢？

在2010年美國的國會選舉中，臉書在6100萬用戶的新聞推送中激活了“提醒”功能。加州大學研究人員的一項聯合研究表明，臉書對34萬人的投票參與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當候選人得票數相差很近時，這些投票將足夠改變選舉結果。

互聯網研究者Kate Crawford告訴《明鏡》，類似于臉書的互聯網公司具備“推翻選舉”的能力。但她也補充到，如此“巨大的權力”同樣伴隨著“重大的道德風險”。

中立，或者非中立？

美國最新的一項關于谷歌對選民投票決策的潛在影響力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結論。該研究發現，對于20%猶豫不決的選民而言，谷歌搜索算法具備改變他們投票決策的能力。該研究的學者將其稱為“搜索引擎操縱效應”。但谷歌和臉書都堅稱他們并不受政治偏見的影響而保持了中立態度。

“臉書從來，也絕不試圖控制選舉”，臉書社交媒體首席運營官Sheryl Sandber在2014年說。類似的，谷歌也宣稱其從未改變搜索結果以推動某一選舉結果的出現。“如果我們偏離中立原則，消費者對于我們的信心將受到嚴重傷害”，谷歌公司如此聲明。

但即使是理論上存在的對于民主選舉無意識或者事實上非控制性影響的這種可能性都仍然是危險的。對于決策者而言，完全信賴互聯網巨頭對于“中立性”的承諾不僅是天真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對于互聯網巨頭自我聲明的中立性的懷疑是具有合法性的——上周二美國大選的結果也更凸顯了這一點。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一直在抱怨自由主義者對于希拉里-克林頓的偏愛，其中的一條證據便是泄露出來的一條臉書員工詢問扎克伯格的信息截屏：“臉書應該在阻止特朗普上臺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很明顯，臉書毋庸置疑的具備這樣做的能力。

谷歌和臉書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競選運動本身。事實上，負責算法調整的程序員一直都在做著政治性的決策。例如，政治敏感內容一直都在“被審查”。最近，超過70家民權組織聯合起來抱怨臉書定期刪除他們記錄“反人權行為”的海報。

互聯網平臺一直都在使用它們的權力推動它們所關心的政治議題。2012年，當谷歌發起一項抵制“反盜版法案”的請愿活動中，當天就有450萬人簽名。這樣的倡議對于華盛頓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它們展現了谷歌的實力。最終，谷歌及其他反對者成功抵制了該法案的通過。

德國將迎來它的第一次數據驅動的選舉嗎？每一個主要的德國政黨都派出了觀察員，學習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社交媒體團隊。但盡管如此，在德國，臉書依然深受“仇恨言論”問題的困擾并因此聲譽不佳。許多立法者和部長每天都不得不面對大量的仇恨言論。

當前，臉書正在通過傳統的廣告方式來試圖扭轉其不良聲譽：報紙和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