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市中心的西部家具交易所，現在已變成Twitter總部。在11樓的“黃眉灶鶯”會議室里（Twitter的所有會議室都以鳥類來命名），Twitter 的CEO 迪克·科斯特羅（Dick Costolo）臉色沉重，指尖敲打著面前的厚木桌，突然開口道：“我會在兩周內離職，”此話一出，Costolo的九位高級助理，即他組建的運營委員會，放下了手中的各種電子設備，呆住了。遠處，舊金山的城鐵如常運轉，Uber司機把乘客載到華麗的Twitter大廳外，程序員在辦公室里拿著印有Twitter logo的馬克杯，享用著上好的玻利維亞咖啡，空氣中彌漫著熟悉的喧囂聲。但在“黃眉灶鶯”會議室里——只有沉寂。

然后Costolo說出了這一重磅消息的另一部分：“Jack會回來擔任臨時CEO。”

會議室里的每個人都知道Costolo所說的“Jack”指的就是杰克·多西（Jack Dorsey)，Twitter的聯合創始人及前任CEO。他在七年前因玩忽職守被解雇，那時，Dorsey本可以解決這個新興社交媒體公司的服務器宕機問題，卻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參加熱瑜伽和縫紉課程，這種行為激怒了同事，嚇退了投資人，并導致他成為另一個被自己創立的公司開除的創始人。然而，在被Twitter解雇期間，Dorsey卻打出一記漂亮的回擊——他創立的移動支付公司Square已估值50億美元，并且就在Market Street，離Twitter只有一個街區。

驅逐現任CEO而返聘前任，對任何正常的上市公司而言都是有悖邏輯的。但是Twitter不是一個正常的上市公司。從10年前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一直處于混亂的狀態中。財富500強公司的CEO，平均任期為十年，而Twitter在十年里已經有過5位領導人了。它的四位創始人相互擠兌，先后被趕出了Twitter。如果不算Costolo任期的那五年，Twitter平均每年都要換一位新領導。事實上，這將是Dorsey第三次掌管Twitter。

Costolo的退出本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以一個成熟CEO的身份進入Twitter，董事會希望他能馴服Twitter的瘋狂。無論用哪種標準衡量，他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他的任期內，公司員工從300名增加到了4100名左右；年收入從0上漲到約20億美元；網站徹底重建，解決了服務器宕機的致命問題。但Costolo確實有一個問題解決不了——Twitter曾是硅谷最熱門的公司之一，如今已經風光不再。Facebook抓住了新聞領域；Snapchat贏得了千禧一代；WhatsApp在海外大受歡迎；Instagram搶占了圖像領域。Twitter一下從第二大社交媒體公司跌到了第九位。雖然Twitter每月仍有3億活躍用戶（MAU），但整個硅谷都知道，用戶數已經停止增長。在硅谷，沒有什么比一個公司停止增長更可怕的了。因此，Twitter的股票18個月以來雖有波動，但總體上一直在下跌。

與此同時，Costolo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時機退出。2014年12月，他向Twitter的一位董事會成員及其法律總顧問提出了在一年內辭職的請求。這一計劃留足了時間，讓Costolo培養接班人，或讓董事會找到合適的替代者。無論哪一種情況，他都可以優雅地全身而退——不會像前任離開得那樣狼狽。但在Twitter，事情遠沒那么簡單。這場私密談話結束后不久，公司的股票繼續下跌，Costolo面臨著科技和財經兩大媒體的壓力。6月初，Twitter的一位投資人克里斯·薩卡（Chris Sacca）發表了一篇8500字的長文，急切地呼吁公司做出改變。Sacca也許是為自己即將失去十億美金俱樂部會員身份而感到焦慮，之后又更新了一系列抨擊Costolo的訪談和微博。Costolo忍不了了，他要辭職。

然而，在Twitter，混亂才剛剛開始。首先，董事會請求Costolo留任數月，待找到繼任者后再離開。但Costolo拒絕了，他不想在這段過渡時期被媒體當出氣筒。時間緊迫，Twitter董事會將選擇范圍縮小到兩個人身上——創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除Twitter之外，他還創立了Blogger和Medium，前者在2003年被Google收購，譯者注）和Jack Dorsey。兩人先前都掌管過Twitter（直到他們把各自推下臺），而且兩人依然是Twitter董事會成員。董事會考慮到Dorsey成功地創辦了Square，而且他和部分董事會成員的關系密切，所以最終站在了他這一邊。

董事會邀請Dorsey回歸Twitter，條件是離開Square，但他嚴辭拒絕了。Dorsey說：“我會盡我所能幫助Twitter渡過難關，但我不會離開Square。”經過多次談話后，Twitter董事會毫無選擇，只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做法——任命Dorsey 為Twitter的臨時CEO，并允許他同時管理Square。

考慮到需要通知證券交易委員會，Costolo和Dorsey必須盡快告知員工和經理們。在一個起風的6月清晨，Costolo走進辦公室，坐在沙發上，匆忙地用iPhone發送緊急電子郵件，通知運營委員會立即在“黃眉灶鶯”會議室集合。與此同時，一個街區之外，Dorsey在Square通知重要的員工他將回到Twitter。此舉讓Square部分員工感到恐慌，他們擔心他會舍棄這家公司而優先選擇他的另一個“骨肉”。

不久之后，Twitter在餐廳召開全體會議。雖然很多員工料想到會有意外消息，但誰都沒有預料到Costolo，Williams和彼得·芬頓（Peter Fenton）（一位形象頗似美國大兵的董事會成員）會站在他們面前，宣布Dorsey的回歸。這時的Dorsey已經留起了長胡子，看起來像《鴨子王朝》的演員。

看著這走馬燈般換CEO的場景，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政權更迭，有些員工感到震驚，有些員工甚至失聲痛哭，還有些員工已經麻木。對于那天在場的許多人而言，Dorsey第三次回歸Twitter已經失去民心。然而，劇情的發展甚至更加曲折離奇。

　　黑魔法防御術

Twitter成立于2006年中旬，自此以后就一直陷于瘋狂之中。它的第一任(很可能已經被人遺忘了的)領袖諾拉·格拉斯（Noah Glass），進入公司幾個月后，在舊金山南方公園的綠色長椅上，突然接到自己被解雇的消息。隨后Dorsey接任CEO，一年半后，他在Geary街上的克利夫特酒店里，正準備享用眼前的一碗酸奶和格蘭諾拉麥片時，發現自己被炒了魷魚。接著，Evan Williams上臺，僅23個月后，便無助地坐在公司律師事務所的桃木桌前，被一場預謀已久的董事會政變趕下了臺。

如果這些描述聽起來像謀殺案件，那是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參與了幕后策劃和操縱。在每個案件中，被推下臺的人都被蒙在鼓里，渾然不知是誰在背后搗鬼。2013年，我的書《孵化Twitter：一個關于金錢，權力，友誼和背叛的真實故事》出版了，自此便不斷從創始人、董事會成員和高級員工那接到情緒激動的(或被激怒的)電話、短信和電子郵件，因為他們終于知道了兇手的真實身份。我現在仍能偶爾接到Twitter員工的電話，向我詢問公司最近一場裁員的幕后真相。

Twitter內部沖突的原因有很多。在舊金山一個小小的辦公室里，Twitter的公司理念漸漸成形，幾乎從那一刻起，這個奇怪的網站就注定要做一件偉大的事情——讓所有使用互聯網的人都有一個發聲的機會，人們可以大聲抗議受迫國的政府行為，并且在世界任何角落上都可以參與實時對話。因此，辦公室里的每一個人都希望他們的名字與Twitter相連，讓社交網絡向一個獨特的方向發展。

創始人們背道而馳的期望，加上他們還是青少年，為公司日后的混亂局面埋下了伏筆。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混亂似乎對公司沒有太大影響，因為那時，確定Twitter的發展方向還不是那么緊迫——它是媒體公司，社交網絡，還是消息傳遞平臺？——只要它能持續增長，誰在乎它的定位。但Costolo執掌的這幾年，Twitter和所有技術公司一樣，也需要給自己定位來迎合善變的用戶。這時，公司內部的分崩離析才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

盡管Costolo比任何一任CEO的任期都要長，但事實上他花了大半的時間提防其他想篡權上位的員工。在Square的早期發展階段，Dorsey曾試圖在幕后控制Twitter的發展方向（那時Dorsey仍是董事會的成員，譯者注）。由CFO轉任 COO的阿里·羅格哈尼（Ali Rowghani）曾是Costolo堅定的盟友，但也曾試圖通過幕后操縱把自己的上司趕下臺。以上只是堪稱戲劇級的劇情，級別較低的就更多了。過去十年，幾乎每一位產品主管（大概七八人），都被解雇或被迫辭職了。一位Twitter的前員工告訴我這個職位跟《哈利·波特》里教黑魔法防御術的倒霉教授們極其相似，因為每學年結束，教授們要么死了，要么被驅逐。一位董事會成員曾經說過，只有一個詞可以描述Twitter——“莎士比亞戲劇”。

去年7月，Dorsey回歸Twitter加劇了沖突。Costolo在Twitter的最后一天，當他走出“翠鳥”辦公室，他留下了一張豪華的L形沙發，一張光滑的辦公桌，一張咖啡桌和許多印有Twitter logo的小裝飾。Costolo離開辦公室才沒幾分鐘，Dorsey便叫來了搬家團隊，完全清空了辦公室，在屋子中央放置了一張全新的實木會議桌。然后Dorsey將Costolo 的“運營委員會”重命名為更加簡化的“參謀團”。至此，“參謀團”正式聽命于坐進“翠鳥”的Dorsey。

Dorsey召開的第一個會議議題是作為臨時CEO，他將如何與投資人說明Twitter下一季度的收益情況。只剩下幾周的時間就要發布財報了，這必將需要精致的編排。Dorsey不能一味批評Costolo所做的一切。因為畢竟自2010年以來，Dorsey作為董事會成員，一直負有監督Costolo的工作表現的責任。

這個難題引起了“參謀團”成員之間的激烈討論。通訊部總監加布里埃爾·斯特里克（Gabriel Stricker）在一次會議上告訴Dorsey和多位高層：“我們現在在華爾街的信譽為零，我們必須站出來說清楚為什么公司的增長停滯不前。”

CFO安東尼·諾托（Anthony Noto）同意Stricker的觀點，但是他想了另一個解決方案。他想把公司當前的狀態歸咎于營銷和通訊的問題上，基本上就是公然否定Stricker。面對這樣的公然指責，Stricker威脅著要辭職——然而在他主動離職之前，公司就宣布了他被解雇的消息，因為這樣就不會因為Dorsey剛剛回歸就有高層離職而影響公司聲譽了。

幕后的陰謀詭計更是深不見底。聯合創始人Evan Williams仍然是董事會的一員，他試圖說服董事會以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他的公司Medium，一個在線內容發布平臺，并將Medium甚至他自己，融合到Twitter里。(這筆交易最終沒有達成，當中的原因錯綜復雜，價格太高是其中之一)。

在那段時間里，Dorsey經常與高層開會，一開就是三個小時。會議筆記之后會傳到每位員工手里，這是Dorsey在Square的領導風格，這也讓Twitter的員工開始深刻地意識到公司的問題。董事會讓Twitter的公關公司Sard Verbinnen發表一份聲明，公司只會考慮雇傭“能夠擔任全職CEO”的候選人，這時形勢變得更加復雜了。這簡直就是給Dorsey迎面一擊，他曾多次向董事會聲明，只有同意讓他運營Square，他才會簽署Twitter全職CEO一職。他幾天前還認為自己能夠說服董事會。

同時，Dorsey試圖找到阻止用戶數下降的辦法。他也不得不面對現實，那就是離開Twitter的這些年，這家公司已經變成一個暴力、無情的平臺。Louis CK（美國著名脫口秀演員，譯者注）不久前拋棄了他數以百萬計的粉絲，說Twitter讓他感覺很不爽。Stephen Fry（著名英國演員、喜劇演員、作家和電視主持人，譯者注）停用了Twitter賬戶，他將這個網站比喻為人們泄“糞”的地方。Megyn Kelly（Fox當家主播，譯者注）反復說她再也不想登錄Twitter了，因為網站上充斥著太多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譯者注）支持者的暴力微博。

如果Dorsey會魔法，現在是使用它的最佳時機。2015年從夏季漸漸入秋，自年初Dorsey回歸以來，Twitter的股票不升反跌，跌至25美元的紀錄低點，比Costolo任職的最后一天還要低30%左右。

“流失率”

Twitter的董事會確實欣賞Dorsey在Square上的成功，但還有另外一個的動機促使他們選擇了他。只有重新成為時代潮流，Twitter才會再次增長。經過漫長的尋找CEO的過程，唯一可以勝任的人，似乎就是那個最初讓Twitter變成時代潮流的人。所以10月1日，在與董事會的私人電話會議上，Dorsey被正式告知：他現在是Twitter的全職CEO（兼Square的CEO——這也是董事會的無奈之舉了）。四天后，董事會公開宣布了這個消息。

Dorsey正式上任之初，大家都知道Twitter的未來之路是多么難走。在他在Twitter的第一個任期里，公司只有20多人，創始人們把每周五下午的周會議名為“茶會”，會議上員工們邊喝茶，邊聽著簡短的演講，然后大家坐一塊閑聊。公司早期，離經叛道的員工總是不喝茶而選擇伏特加或啤酒。

有一段時間，在Costolo還是CEO的時候，“茶會”有一個傳統的展示環節，讓員工知曉當前的業務狀態。在這個環節里，投影屏幕上會出現一個動畫鳥翼和一句話“我們測量一切數據”，然后會出現一張引人注目的圖表，圖表上顯示這每個月登錄Twitter的人數，還有兩條很重要的曲線：實線表示平臺的實際用戶數，虛線描繪未來預期的用戶數。虛線延伸到近4并指向10億。但每周的“茶會”上，幻燈片上的實線幾乎停滯在約3億的數字上。現實與希望之間的差距已變得無法超越，所以這個環節逐漸取消了。

Twitter似乎嘗試了所有可能促使公司增長的辦法，還嘗試從其他國家吸引新用戶，但流失率往往很高。（別人告訴我，印度等地特別高。）

幾天后，Dorsey作為全職CEO返回Twitter。10月份，Twitter宣布了它找到了用戶流失的解藥：“Moments”。這是Twitter的新功能，它通過利用某個直播話題引起人們發微博的興趣，例如體育賽事或國際DEMO大賽。Twitter一直擅長關注人們的實時動態，因此“Moments”引起了科技媒體的極大興趣。然而，雖然產品留住了一些新用戶，但卻沒有把Twitter推向一批新的用戶群。

知情人士告訴我，面對來自華爾街越來越大的壓力，Twitter偶爾也會采取大多數創業的做法來讓數字好看點：造假。幾乎所有的社交網絡都用過這招——公司向幾個月沒活躍的用戶發送電子郵件，告知他們用戶名或帳戶出現問題，人們就會登錄頁面去修復，這些人就神奇地成為了月度活躍用戶。

Dorsey顯然不會耍這些小花招，但他需要讓華爾街的投資人知道他的魔法是什么。他回歸幾個月了，用戶增長并沒有大幅度地增加，而Twitter的股票卻比Costolo召集他的員工在“黃眉灶鶯”會議室開會那天下跌了近60%。Twitter曾經是一個市值近400億美元的公司，現在的價值只剩那時的一半。

“JACK DORSEY已經聲名涂地…”

故事講到這里，我才和Twitter有點聯系。以前Dorsey和我是朋友。我們一起去吃飯，和幾個共同的熟人一起探索舊金山和紐約的私密好去處。但在2012年，我告訴他我計劃寫一本關于Twitter創始人的書，Dorsey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他當即就想扼殺這一計劃。他告訴Twitter的所有員工，以及任何與公司有關的人不要向我透露任何信息。

當我開始寫作時，才意識到了原因。Dorsey，這個外表充滿魅力的男人，私底下卻是一個惡霸。無數的前雇員突然冒出來，向我控訴Dorsey在他們離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如何抹去他們對公司的貢獻。在硅谷，這是比離職更糟糕的命運。

這本書讓很多人不禁思考，Dorsey到底是天賦異稟的創新者，還是只是命運的眷顧者？事實上，在我調查過程中，我得知Dorsey是在一個旅游公司里當程序員時，在舊金山的一家咖啡店里偶然結識Evan Williams。那時的Williams，已經成功地把一家公司賣給了谷歌，而且已經是科技界的新星了。而反觀Dorsey，他只是一個向Camper休閑鞋品牌申請工作的小伙子。Dorsey知道機不可失，他馬上把原本要發給Camper的簡歷發給了Williams。（只是在發送之前抹去了任何跟“鞋”有關的文字。）就是這封電子郵件最終促成了Twitter的創立。然而，隨之而來的戲劇性轉變讓我大跌眼鏡，也奠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出版時，一個標題就寫著：“Jack Dorsey的聲譽毀在了尼克·比爾頓（Nick Bilton）對Twitter的早期描述上。”

我曾非常確信Dorsey永遠都不會再跟我說話了。但在4月初，我詢問他是否愿意就本文與我見面，他的反應讓我感到很驚訝。他竟然回復了我的郵件：“來吧！”我們在Square的辦公室見面，離Twitter一個街區遠。Square的裝修風格和Twitter很類似，Twitter所有東西也是以鳥類命名的；Square的所有東西的形狀都是正方形的：辦公隔間、會議室的桌子和大樓外部的磚。我們見面的地方也是六樓的正方形辦公區，我們從樓背后的梯子走到了街上，因為Dorsey說他想去附近的快餐車吃墨西哥玉米卷。

對于Dorsey來說這真是奇怪的一周。Twitter最新發布的季度報表詳細地展示了廣告費的增速放緩以及極小的用戶增長量，一天后Twitter的股票就下降了16%。然而，Square的股票卻上漲了16%。正如一位投資人的微博所說，Dorsey同時擔任了美國最好與最壞的科技股的CEO。

他一邊點餐，一邊告訴我：“你應該試試脆皮牛肉玉米卷。”我回答道：“是嗎，那給我來兩個。”然后我就直接進入正題：“你在手機上看Twitter的股票時會把它上下顛倒，然后想著哪一天可以成真嗎？”

短暫的笑聲之后，他說他沒有看股票的習慣。“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會看，但我不會，因為我無法控制這個東西。”

“從來不看嗎？”

“是的，從不。”

然后我問出了那個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回蕩了好幾個月的問題。他為什么要做這一切？他已經身價數億美元，理論上甚至是十億。他才39歲，前途似錦。大多數人能管理一家上市公司就已經十分滿足了，但是他卻想管理兩家——而且其中一家還需要九牛一虎的力氣才能扭轉困局。

Dorsey回答說，他并不是在為了他創建的產品而工作。事實上確實如此。他現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討好他人——投資人、新員工、處于辭職邊緣老員工、董事會——他要向他們力證Twitter仍然可以東山再起。他一邊吃著脆皮牛肉玉米卷一邊說道：“我希望人們每天醒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Twitter，看看世界發生了什么，就像查看天氣一樣，Twitter有這樣的潛力。”

我十年前第一次見到Dorsey到現在，他仰望星空的能力絲毫未變。當他說希望人們每天早上查看Twitter，就好像他們真的要知道是否需要帶傘一樣，他沒有夸大其詞。我問他如何才能達成這個目標，他說他計劃在公司最擅長做的事情上投入雙倍的精力，打造一個全民參與的直播平臺。他開始吃第二個墨西哥牛肉卷，他說：“如果要說Twitter是什么，它是集直播新聞、娛樂、體育、和聊天于一體的平臺。”

我問他是否擔心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因為他最近在宣布如何增長利潤時也使用了同樣的詞——“直播”，并指出這也是Facebook的新焦點。

他坦率地說：“嗯。”他確實非常擔心。

然后Dorsey提到一些內情。他承認，用戶增長停滯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Twitter內部的持續動蕩。他吃著第三個墨西哥牛肉卷：“領導層、平臺、和戰略在不停改變，而且公司發展缺乏動力。”我同意他說的。Twitter的一個主要問題，不管是公司內部還是外部一直都是Twitter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十年過去了，之前存在的問題仍然存在：它是媒體公司，社交網絡，還是消息傳遞平臺？也許是上述的所有。但是為了說服人們費勁地注冊一個帳戶，學習網站的內部語言，并堅持使用它，公司需要向公眾明確地表明自己的定位，畢竟在華爾街，只有用戶行為才有說服力。

B計劃

關于Twitter的未來有幾點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也有一個不會引起爭議的預測：Jack Dorsey不會有第四次擔任Twitter CEO的機會，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近日，當我會見公司的高層時，包括董事會執行主席、CFO、通訊部總監，我問了一個似乎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問題。我問，如果Dorsey不能扭轉困局，B計劃是什么？他們跟我說：“沒有B計劃，就這樣了。”

要解決Twitter的問題，惟一一個解決方案是“直播”，這時董事會，包括Dorsey本人都一直在重申的策略。Dorsey向我解釋道：“我們現在知道什么會抑制和刺激用戶增長。”他增加了許多新的功能，比如提供N.F.L.比賽的直播，觀眾可以一邊觀看比賽一邊交流。這些新功能將會增加用戶數并且讓公司把關注點集中在直播策略上。

Twitter在這個相對簡單的概念上押了太多賭注。如果它行不通，實際上還有一個符合邏輯的B計劃，即使在Twitter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會想到這一點：把公司賣了。我跟十幾個局外人都談過，大家都覺得有這個可能，只是還不清楚誰最有可能成為收購者。剛辭世的比爾·坎貝爾（Bill Campbell）是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知己，他逝世前不久曾告訴我他多次試圖讓谷歌收購Twitter，但Page對社交網絡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了解Facebook內情的人士透露，Zuckerberg仍有意收購Twitter，但他不想陷入一場競購大戰。蘋果也是可能性之一，但在硅谷很多人認為蘋果自身還面臨著更大的挑戰，而社交網絡不會幫助賣出數以百萬計的iPhone。還有就是一些沒那么有吸引力的收購者了，比如微軟，阿里巴巴或Verizon電信。

但Twitter不太可能將輕易屈服。盡管Dorsey和他的聯合創始人Williams經常意見不合，但在堅決不賣公司的這一點上，兩人卻難得地保持一直，并且一如既往。（在Costolo離職前后，一名董事會成員曾建議出售公司， Dorsey和Williams斷然拒絕了。）

在我們的談話的過程中，Dorsey試圖說服我Twitter有一個更好的未來。他指出蘋果公司在它最低谷時，股價僅為2.71億美元。但喬布斯返回后，一舉將公司的市值增長到7740億美元。他還指出迪斯尼也曾陷入困境，直到鮑勃·艾格（Bob Iger）重組的公司后才并逐漸變為一個估值超過2000億美元的行業巨頭。

正如Twitter有兩個不同的結局，Dorsey也有不同的兩面。一面是古怪的藝術家，常常穿著一件印有自己電話號碼的T恤走在舊金山的街道上，看是否真的會有人打電話給他。這個人曾經的創業想法是開一個“程序員的按摩院”，程序員可以一邊寫代碼，一邊做按摩。這個Dorsey還認為如果人們能隨時隨地地分享他們的生活的每一刻將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無論這個想法多么俗——但這最終成就了Twitter。

而另一個Dorsey創立了Square，管理著上千的員工，并時不時在董事會上輕松地使用黑魔法，操縱幕后。第一個Dorsey管理著鼎盛時期的Twitter，只是后來被推下了臺。現在的問題似乎是Dorsey能否將兩個自己融合起來，帶Twitter渡過難關。

我們的玉米卷晚餐即將結束，夕陽灑滿舊金山。我對Dorsey說了一些在心中留存已久的話。我解釋說，報道這些故事是我的工作，書中的一些比較刺耳的細節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快感。然后我問他是否后悔過去十年Twitter產生的混亂。他停頓一會兒，然后說道：“我真的沒有什么好后悔的。”

但進一步追問之后，他傷感地談到了一群人，主要是朋友，他們在地下室里一起孵化出了Twitter。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了億萬富翁，另一些人一無所有，但大多數都不再跟彼此往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團隊。但它變得如此扭曲、如此混亂。我不知道這是怎么發生的，但我不后悔，只是感到很悲傷。”他的聲音漸漸消失在了深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