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媒體的進化將圍繞大數據與AI技術進行，猶如猿人第一次人工制造出火種，將使媒體行業產生巨大變化。這種富智能化的傳播方式為生活世界帶來福利的同時，也衍生出智能媒體時代嚴重的網絡安全隱患：網絡成為公眾戾氣釋放地；個人隱私因技術進步受到威脅；網絡入侵不止局限于虛擬世界中。為維護智能媒體時代網絡的安全，需主流媒體與政府部門協同合作，轉變對多樣化信息的處理方式、提升公眾參與的正向積極性、培育公眾的媒介素養與建設AI的倫理道德，以規范公眾的參與行為并防范技術進步被不合理利用，使之真正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
【關鍵詞】智能媒體；網絡安全；主流價值引導；公眾正向參與AI倫理道德
隨著公眾使用的可穿戴智能設備的增多，手機的功能進一步提升，這些設備不僅能向公眾傳輸大量的信息，也在收集個體生命特征，如體脂含量、心率等；更收集了大量人格與心理方面的信息，如喜愛的圖書類型，在某類特定圖片停留的時間等；甚至消費能力、行為模式在諸多智能算法下都有跡可循，個人的征信情況也能依靠這些數據來評判。那么，在智能媒體時代公眾參與下的社會生活軌跡數據是如何得以可見化的，是否將帶來極大的安全隱患，政府、媒體與公眾又將如何面對呢？
一、智能媒體下的技術與應用形態
首先，智能媒體技術讓信息變得無界。經過幾輩人不懈的努力，計算機算法的優化與處理器的性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VR（Virtual Reality，即虛擬現實，簡稱VR）設備與AR（Augmented Reality，直譯過來就是擴充現實）設備大行其道[1]，無縫化成為智媒的發展方向，媒體與其他設備的界限日漸模糊，一切生活中的設備都將具備雙向信息傳輸的能力。比如，在汽車之家網站的車輛測評區的VR與AR的應用程序中，車輛介紹頁圖片板塊增加了內飾全景照片，使用VR眼鏡設備能夠觀察到汽車內部的每一處細節；在車輛測評視頻中，汽車之家網站也開始嘗試加入全景視頻，雖然只是初步的功能，但這種完全沉浸式的體驗效果絕佳，以往公眾只能選擇觀看編輯或編導想要傳遞的特定內容，但在智能媒體進一步發展的信息傳輸模式下，公眾對于信息的選擇更加自由。虛擬與現實世界在此已實現初步的融合，實時和真實世界產生互動，萬物皆能夠聯結，所有物體都將成為一件攜帶信息的商品，每個節點上的元素與元素之間都能發生互動，其互動行為與場景都能被精準識別，并且可以任意進入其他的場景。[2]
其次，智能媒體圍繞大數據與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術得以構建。智能媒體重新將公眾的接受與傳遞信息的過程締造成更加具備效率的模式。未來智能媒體的發展將基于數據的驅動，搜集過程中進行主動嗅探與篩選，再使用結構模型轉化為公眾熟悉的新聞，同時這一過程還將把這些新聞信息變得可視化、交互化。在AI疾速發展的今天，人工智能已能對繁復信息進行處理。如騰訊安全實驗室發布的《2017年上半年互聯網安全報告》，是AI通過對騰訊的病毒防護軟件數據進行分析，獨立完成報告數據整理并寫作的。智能媒體海量信息大數據的分析能力，即為其競爭力的源頭。通過分析數據，智能媒體生產信息、分享信息、轉化信息的能力都與以往不同。未來的智能媒體應會在現有基礎上更進一步，在相對應的場景能夠預判，提前準備滿足用戶未來需求的信息。通過智能媒體關聯設備，提供沉浸式信息。智能媒體將會是以往所有媒體形式融合人工智能技術，同時輔助以最新的技術設備和大數據分析，形成的內容無盡且信息不存在限制的媒體，人作為用戶本身成為傳媒鏈條中的原子節點。當浴室鏡面、臥室的墻面，甚至家具都能隨時隨地的全息投影傳遞信息時，也許媒體也會消失，未來只有信息本身、用戶、接觸點和包含所有信息的大數據池。
二、智能媒體時代基于公眾參與的網絡特征
智媒時代公眾參與的程度空前深入。得益于智能媒體傳播方式的精準化與透明化，這樣的特質對公眾參與有著極大的鼓勵，公眾對信息的獲取熱情遠超以往。而在智能媒體時代，網絡環境中的信息豐富程度實際上是過載的，這給予了公眾更多的選擇權利，同時智能媒體能夠做到客制化傳播，多面信息最終匯集到一點，精準的傳播方式令公眾感到舒適。智能媒體時代的信息已高度透明，僅伴隨著極微小的延時，強大的實時互動令公眾難以產生隔離感，時下火熱的全民“直播”正是這一現象的反映。智能媒體時代的銷售模式也更為靈活，可以說公眾本身就是自己的商業信息投放的“公關專員”，現今的網絡廣告投放既有傳統的二次銷售，也混合了“付費+共享”模式。智能媒體可以分析公眾個體需求，為其指定單人廣告，公眾也可利用智能媒體的渠道，分享自己的知識與信息來獲利。知乎網推出的付費問答，用戶愿意支付幾百元獲取某特定問題的答案，其他跟帖用戶在查看熱門問題時則只需支付數元，熱門問題有幾千人付費查看，公眾對此熱情高漲。在經歷了近20年“共享”互聯網哲學熏陶下的中國網民，對這樣的知識付費模式并不排斥，且能夠良好運轉，說明智能媒體在加強公眾參與程度的同時，也因這一特性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公眾的道德觀向更高的正向層次發展。
公眾成為大數據面前的“透明人”。大數據有幾個顯著的性質，其是海量的、多類型，低密度信息的聚合物，同時生成速度與更迭速度快，具有充分的價值[3]。公眾在互聯網中留下的痕跡已可用以計算個體的行為特征。當公眾在使用電商網絡購物時，所有的訂單都進入大數據分析的數據庫之中；當公眾在搜索引擎上搜尋信息時，公眾的行為偏好也被完全記錄下來；社交網絡的每一條言論，每一次轉載，公眾分享的生活日常，也都進入數據庫之中，成為評判分析公眾個體的必要元素。
公眾個體成為智能節點。智能媒體時代講求人機交互，公眾的個體生理狀態能被AI獲知，公眾的喜怒哀樂表現在身體上的特征也化為數據，人的本身成為智能節點，能夠承載與傳輸大量的信息。傳感器技術發展迅猛，小型化、多樣化已成為其主要特點。智能媒體時代的硬件設備普遍攜帶多個不同功能的傳感器，除已普及化的攝像傳感器、重力傳感器、GPS衛星定位系統，公眾的指紋、心率、虹膜甚至細化至身體脂肪含量，目前都有相應的傳感器原件可以檢測，獲取到公眾不同時期的生理特征與身體狀況的信息，服務商可以推送相應的服務。智能音箱與AI的搭配推動了個體成為智能節點的進程，Amazon推出了“Echo”，蘋果推出了“HomePod”，小米推出了“小愛同學”，擁有智能管家已不再是電影里的幻想。電器智能化下的今日公眾可以通過語音指令控制空氣凈化器、空調、電燈等設備，智能音箱也在記錄公眾的生活習慣，分析公眾的性格特征，公眾可以隨時在家中口述一段信息指揮AI分享，或讓其遙控攝像頭錄制直播視頻，依靠著智能媒體時代下完善的物聯網系統，作為個體的人類本身，已能更好地融入網絡中接收信息與創造信息。
三、智能媒體時代下的安全問題
首先，網絡成為公眾戾氣釋放地。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已成為公眾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公眾對在虛擬世界中分享現實生活早已習以為常，但公眾擁有喜怒哀樂的多樣化情感，因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仍然帶有一定的隱匿性，不合理的負面化情緒釋放在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中越發常見。同時，智能媒體時代公眾的信息被輕易搜索，網絡暴民的出現常常將戾氣釋放至個體身上，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暴力事件頻發，人肉搜索就是其中一項。雖然人肉搜索變相促進了事實真相更快地出現，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對違法行為產生威懾，但在實際行動時，公眾存在跨越法律紅線來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4]。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在2014年5月29日發布一款人工智能伴侶虛擬機器人，并取名“微軟小冰”。“小冰”作為AI機器人，通過學習漢語使用區近七億用戶的語言數據，形成了自己的獨有語言庫，可以與人類進行對話，同時在日常與個體的對話中，采用了機器學習、模擬人類神經網絡等技術。也就是說，通過不斷的交流，“小冰”也在不斷地成長，但在與人類學習的過程中，小冰也收到了大量無用的垃圾信息與不文明用語，對其思考的方式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導向作用。
其次，智能媒體時代的個人隱私越發難以維護，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得到很多敏感信息，但目前的大數據安全防護措施并不完備。使用大數據分析用戶行為模式的企業在四種環境下可能產生泄露，分別是采集環節、錯誤使用、重復利用、未經允許的信息提取[5]。不安全的數據接口也可能使第三方從企業的大數據信息庫中獲得公眾敏感信息，部分無職業道德的員工也可能跨過法律紅線提取用戶數據牟利。外部沖擊是指由于大數據信息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網絡“黑客”轉變犯罪方式，早已從簡單的勒索病毒發展至攻陷大型企業的大數據庫，用以從事更多更廣范圍的違法活動。而目前的大數據隱私保護存在缺陷，大數據分析采取主動式嗅探收集信息的方式，使得以往的被動隱私保護策略不再適用，作為提供數據的信息源的公眾缺乏防御意識。2017年6月1日順豐速運與阿里旗下的菜鳥裹裹因用戶快遞身份數據信息接入產生分歧；2015年3月，京東曝出大量用戶機密信息被盜取，但發生大數據信息泄露事件后，僅僅發布了道歉聲明，缺乏較為完善的事后應急措施，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
再次，網絡入侵不再局限于虛擬世界。智能網絡時代的電子設備擁有大量傳感器，當公眾受到網絡入侵時，不僅僅在虛擬世界中被干擾，對現實世界也可能產生實際影響。如果個人設備被非法接入，公眾日常生活的對話、影像都會暴露在他人面前，公眾的健康狀況、身體信息、用藥情況都會被他人知曉并加以利用，甚至操控智能設備如智能熱水器、智能空調、掃地機器人等設備，在特定的場景下對個體產生生理上的損害。干擾智能設備并發布大量威脅信息的情況也時有出現，如使用“呼死你”“短信轟炸機”頻繁對個人的電子設備發送垃圾信息，不僅影響公眾的正常工作，更易促發焦慮、緊張的負面心態。
四、智能媒體時代網絡安全維護策略
主流媒體及政府部門要轉變輿論引導方式。維護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安全，由“把關人”進行輿論的引導，主流媒體與政府部門起到重要作用。因信息的碎片化與公眾閱讀節奏加快，有些媒體的社交平臺傾向于在標題上使用有刺激性且較為偏頗的用語，往往更易使公眾喪失“理性”，一旦這種輿論引導產生非正向效果，公眾的憤怒情緒將被喚醒，渲染危機氣氛刺激公眾使之產生攻擊性。如韓國樂天瑪特超市退出中國事件中，有微博官方號發布的一系列觀點，鼓動民眾抵制超市，而最終受損失的唯有超市的中國員工與中國供應商。這種集體喪失“理性”的行為值得警惕，也說明了智能媒體時代輿論引導對現實產生的效果更強。這種情緒化輿論引導方式未免落后，在保證“把關人”作用完成的同時，以積極正向的理性情緒與透明化的事實引導公眾的積極情緒走向。
要提升公眾正向參與的積極性。提升公眾在智能媒體網絡中參與的正向積極性，需要從意識層面與實際行為兩方面進行。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在監督公眾參與行為時，應結合使用教育手段，提升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建設政府事務信息公布平臺。[6]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可強化公眾法律意識，使其在使用互聯網過程中，規避觸及法律紅線的可能，讓法律成為智能媒體時代最具約束力的行為標準。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在建設應用智能媒體的宣傳隊伍時，應注意人員選擇，出臺內部規范以維護網絡信息安全為出發點，在完成信息把關人工作的同時，提升公眾媒介素養、促進公眾積極參與。
要通過智能媒體培育公眾媒介素養與“AI美德”。智能媒體時代下的媒介素養，是要培育公眾的媒體參與意識，對媒體在信息傳播中應用的技巧和手段及其產生的效果具備一定的認知，并能判斷做出合適行為的能力。通過智能媒體培育公眾的思辨意識，使公眾注意到所接收的信息是經過處理且具有預設話語傾向的，應主動剖析事件尋找真相。通過智能媒體培育公眾的學習分析能力，智能媒體攜帶的海量數據唯有經過正確的搜索分析，才能得到需要的有用信息，當公眾對信息的處理能力得到提高，將提升智能媒體時代的網絡安全，有利于遏止謠言流傳，防范不法分子的網絡入侵。在智能媒體時代培育AI的“美德”更勢在必行，人工智能的進化速度超越地球上的任一物種，人工智能在特定領域已經遙遙領先于人類，在經過進一步的完善后或將全面超越人類的智能。所以在當下AI發展的初級階段，預先培養人工智能倫理，通過合理設置與篩選智能媒體的數據，使得人工智能在與人類的交流中，產生溫和的道德倫理評判標準。通過對人工智能最基本的倫理設計，以建立積極的媒介素養為目標，更能使人工智能反作用于智能媒體網絡安全時產生更多正向的影響。
（閆歡為東北師范大學傳媒科學學院教授；靖鳴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家豪為東北師范大學傳媒科學學院碩士生）
注 釋：
①在這里需要界定的是，本文所提及的智能媒體時代的公眾隱私，是指公眾個體不希望暴露在他人或其他團體的，用以確定個人身份的或其他關乎公眾權利的信息，諸如公眾個體的姓名、工作家庭所在地、常去地點、購物支付信息都包含在其中。
參考文獻：
[1]Steve Aukstakalnis.Practical Augmented Reality：A Guide to the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and Human Factors for AR and VR（Usability）.USA：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2017：10.
[2]ZAKER.繼Facebook、蘋果相繼公布AR產品，淘寶推出AR直播.中國：ZAKER新聞，第1頁.
[3]John W.Foreman.Data Smart：Using Data Science to Transform Information into Insight.USA：Wiley，第3頁.
[4]侯玉波，李昕琳.中國網民網絡暴力的動機與影響因素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
[5]劉雅輝，張鐵贏.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保護[J].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5（1）.
[6]劉怡君，陳思佳.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網絡輿情傳播分析及其政策建議：以“8?12天津港爆炸事故”為例[J].管理評論，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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