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解釋》就公民個人信息的范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等內容進行了詳細規定。

接一個陌生電話，對方準確報出你的名字、工作甚至家庭住址；剛買了房，裝修公司電話接踵而至；才換了新車，就接到了保險公司業務員的電話；孩子剛出生，推銷幼兒產品的電話就找上門了……毫無疑問，怪現象的背后都是因為個人信息被他人泄露。而在互聯網時代，公民個人信息的經濟價值日益凸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更是五花八門，構成了一條又一條讓人吃驚的“產業鏈”，并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嚴重危害。

全面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法律的作用首屈一指。讓人欣慰的是，公民個人信息早就進入了刑法保護的范疇。2009年刑法修訂中增設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又將上述兩個罪名統一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并擴大了犯罪主體范圍，提高了法定刑，規定了從重處罰的情形。但司法實踐中，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處罰普遍偏輕，據媒體報道，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截至今年5月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案例中，最重的量刑只是“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

刑罰的威懾力度不容置疑，但司法實踐何以不盡如人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公民個人信息”缺乏清晰界定，何為刑法中所說的“情節嚴重”，也沒有統一的標準。

這次出臺的司法解釋，著力解決的就是上述讓人困惑的問題。《解釋》中明確定義了什么是公民個人信息，擴大了個人信息的內涵，從姓名到電話，從住址到行蹤，這些都是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關于“情節嚴重”，司法解釋明確了違法所得5000元以上等十項認定標準；又由于銀行、工商、電信、快遞、證券等行業內部人員泄露數據往往成為違法犯罪的開端，為了嚴打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的“內鬼”，本次司法解釋降低了入罪門檻，具有極強的針對性。

總共13條司法解釋，為個人信息安全畫出了清晰的刑事法律底線，也為打擊犯罪提供了更為明確的定罪量刑標準。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入“精準”軌道，這應該是本次出臺司法解釋的最大意義。但追求“精準”也可能帶來具體操作的難題，如網民所議論，《解釋》確定“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五十條以上的”、“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都是入罪的要件，而證諸生活經驗，符合相關要件的可謂舉不勝舉，這種狀況會不會給刑事立案偵查帶來新的困局？

多年以前，當刑法新增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條款時，一位專家曾表達期待曰：希望新增的這一法條產生“倒逼”機制，推動立法機關盡快制定和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在專家看來，個人信息保護是由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個層面構成的有機體系，動用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是最有力也應該是最后的一種手段。而從法理上講，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后置法，只有當其他法律將某種行為定性為違法，而且違法程度嚴重到不動用刑罰不足以遏制的時候，刑法才能將其定為犯罪，盡管201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民法總則》對個人信息安全作了原則性闡述，但也不能代替一部專門的單行法的作用。

近年兩會上，都會有代表委員建議盡早啟動個人信息保護立法。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使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一系列電信網絡詐騙大案讓各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化，立法的時機無疑愈趨成熟。自然，在立法之前需要積累豐富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來說，出臺司法解釋，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力度越來越大，正是這種經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