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網絡安全法》獲高票通過，在我國網信從業者對此表示高度歡迎的同時，部分歐美相關企業、有政府背景的行業協會、政府部門以及主流媒體，對《網絡安全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擔憂、失望乃至焦慮。

這些聲音并不奇怪，從我國要出臺《網絡安全法》的消息披露以來，各方即開始持續表達相關的關切：針對《網絡安全法》對中國的“開放”性表示擔憂，認為該法律將強化國家對網絡安全的管控，甚至將其看做是“中國在開放大方向上的整體性逆轉”；認為《網絡安全法》中包含的網絡安全審查是中國政府構建貿易保護主義工具，意圖“將外國企業排除出中國的市場”；將《網絡安全法》中涉及的數據本地儲存條款看做“阻斷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實行“貿易保護”以及“進一步強化網絡內容審查”的標志。這些擔心該如何化解？其實我國早有論述。

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以最高戰略決策者的身份，對此問題有過全面、細致、權威的論述，明確指出要正確處理開放和自主的關系，“中國開放的大門不能關上，也不會關上”“我們不拒絕任何新技術，新技術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們都不拒絕。問題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進但必須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哪些是可以同別人合作開發的，哪些是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創新的。”

11月7日，《網絡安全法》通過后的新聞發布會上，網信辦網絡安全協調局趙澤良局長結合有關條文明確指出，《網絡安全法》目的是為了保障我國的國家網絡安全，在有關安全審核的標準下，無論何種企業，均會一視同仁；數據留存和跨境流動的管轄，同樣也是在國家網絡安全和相關業務發展之間均衡考慮的結果。中國《網絡安全法》的出臺，是推動我國國家網絡安全行為標準可見、透明和確定的重要舉措。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從2013年開始，以斯諾登披露“棱鏡”系統為階段性起點，中國清醒地意識到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來抵御網絡霸權國家在網絡空間濫用能力優勢帶來的各種威脅。這是認識和理解中國制定《網絡安全法》戰略意圖的重要國際背景。

信息技術革命對中國來說，是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戰略機遇窗口。《網絡安全法》的出臺，旨在確保中國能夠更加好的把握這個戰略機遇窗口。

《網絡安全法》的制定，將促成海內外各類企業，在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的龐大市場上，一視同仁地享受“國民待遇”。這是中國國家利益需求使然，是中國整體實力增強之后修正此前部分外國企業在華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必然，也是提升國家能力并且以可見、透明、確定的方式保障國家網絡安全的必然。

《網絡安全法》從出臺到落地，以及進入穩定可持續的運行狀態，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是網絡時代的新長征。在此過程中，中國應該以更加自信、坦然的態度，堅定走好自己必須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