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女孩徐玉玉被騙致死案告破了。

嫌犯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都是出身清貧，平時看似本分。他們在撥出一個個詐騙電話坐等他人上鉤時，不會想到強大的蝴蝶效應會將人引向死地。即使嚴格依法懲處，判刑也不會超過十年。出來后，因為進過監獄有過污點，這幾個年輕人的未來也就難以光明起來，說不定會產生更大的道德崩塌，甚至有可能進入一個惡的莫比烏斯環。

這好像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人都具有趨利性。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趨利并非必定為害。是什么導致一個人作惡?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認為，好人變成壞人，蓋有三個因素：個人特質、情境以及系統力量。從人性的角度說，每個人都有潛在的惡，即我們都是惡的病毒感染者，這病毒是否會爆發成病，則取決于情境和系統的力量。看到有利可圖，強化了人的趨利心理;看到有空子可鉆，增加了作惡的可能，也降低了為害的成本。理想的狀態是，這個社會不留任何非法獲利的漏洞。

事實上，我們需要堵的不只是信息安全漏洞，而應該全面檢視這個社會，找出并一一堵上它所有的安全漏洞。

這些漏洞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制度漏洞，幾乎所有的制度都存在漏洞，而制度性姑息，就是對惡的縱容;二是管理漏洞，即使有嚴格的制度，然百密一疏，監管者要時刻警惕執行過程中的疏漏，以彌補制度上的缺陷;三是人性漏洞，很多情況下，彌補漏洞都少不了對人事的“禁止”，雖然過多的限制會減少自由、壓抑人性，但是，“一個成熟不壓抑的社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學習教育，培養公民的節制與謹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應》)，維護一個健全社會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限制個體自由，而不是每個人各行其是。

社會處處有漏洞，邪惡必然滋生，而對惡的懲治只是舍本逐末。升級“社會軟件”，事前防備，遠比事后懲處更有意義。如電信實名制問題，匿名性降低了個人的責任感，制造出了為惡的潛在條件。再如，教育應該幫助人認識到人性邪惡的一面和在情境力量下的脆弱性，提升防御機制。

科技的發展使很多不可能成為可能，如果不及時“查缺補漏”，高新科技很容易成為作惡的工具。在有些方面，我們確實也做了一些補漏洞的工作。比如，火車票實名制，補上了出行安全漏洞，也堵上了嫌疑人作案后竄逃的后路;兩學一做，補上了領導干部腐化墮落的漏洞，也可以阻止小人得志、病人提拔。當前頻出的金融犯罪多與電信運營商和銀行業務有關，監管者必須有所作為，才能使潛在的惡悄聲消弭。政府必須拿出強有力的措施，督促這些部門和行業堵上漏洞，確保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而最大最普遍的漏洞，存在于每個人的心里。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每一個人、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不能僅止于不違法不犯罪，而是面對問題不逃避、不推諉、不畏懼、不貳過、不冷血、不沉默，因為，“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損，我和人類的命運共存”(約翰?多恩《神學冥想之十七：喪鐘為誰而鳴》)。

我希望我們生活的社會是這樣的：機制健全，人心向善，人人相安無事。這樣，臨沂女孩徐玉玉，可以開開心心地奔赴她的大學;那幾個年輕人也能娶妻生子，孝順父母，過上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