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項研究認為，“某些力量”對新聞從業者，尤其是調查記者施加的監視，會對新聞業造成嚴重的威脅。還記得斯諾登事件嗎？來自5個國家的12位優秀的調查記者，評估了它與新聞業千絲萬縷的聯系。

“難道監視行為就沒有為新聞業帶來什么獨家的消息來源嗎？”作者Paul Lashmar，英國薩塞克斯大學高級講師在其報告中這樣寫道。

這是研究報告其中的一個結論：政府實行大規模監視的行為，對于新聞報道，尤其是調查報道來說，其危害遠遠超出它能為報道提供信源，這點微乎其微的好處。

Lashmar的研究借鑒了相關文獻，并訪談了12名資深的調查記者，他們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有著幾十年的調查和報道經驗。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政府的大規模監視行為對于記者獲取、保護信息來源的影響，以及在斯諾登事件后這一切發生了什么變化。

首先，要辨析兩個重要概念：匿名信源和秘密信源。這兩個都是記者工作中經常接觸的，前者在正常情況下是禁止使用的，因為它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報道的可信度；而秘密信源則是為了保護信源的一種特殊做法。

雖說對于所有記者來說，都可能受政府監視的影響，而真正最“受傷”的是調查記者。他們最有可能受到政府或是情報機構的影響。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調查記者及網絡數字安全的報告顯示，近2/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很可能已經收集了他們的電話、電子郵件以及在線通訊的數據；而80%的人認為，作為一名記者，他們的個人數據信息更有可能被政府收集。

研究中受訪的12位調查記者都表示，他們很清楚對于情報機構來說，獲取他們個人信息易如反掌。不過Lashmar說：“他們還是被‘五只眼睛’已經獲取的數據量驚呆了。”

五只眼睛：指二戰后英美多項秘密協議催生的多國監聽組織“UKUSA”。“五只眼睛”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的情報機構組成。這五個國家組成的情報間諜聯盟內部實現互聯互通情報信息，竊取來的商業數據在這些國家的政府部門和公司企業之間共享。

其中一個受訪者，英國新聞調查局前總編Christopher Hird認為，對于記者來說，認識到這一點很關鍵：在互聯網數字世界中，記者被監視事件很平常的事。“你必須時刻清楚，如果政府‘對你感興趣’，他們能夠拿到關于你的任何信息：你在和誰開會，在做什么研究，在和誰說話，以及你的一切網絡賬號……”

與Hird的采訪中，作者還發現，記者在面對可能的告密人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當遇到‘知情人士’提供線索時，首先要做的不是與他會面，而應該去尋求法律指導，弄清你現在是否面臨犯罪的法律風險。”

《紐約時報》國家安全記者Scott Shane解釋了美國官員是如何追蹤泄密者，并且阻止他們作為新聞信源的過程。在其中一個案例中，官員為了防止被起訴，不會直接阻止告密人與記者的溝通，而會在其后阻止記者與其他同事的溝通，從而截斷秘密公之于眾的渠道。

自由調查記者Duncan Campbell告訴作者，他認為記者應該對于政府設置情報機構監視通訊的行為有更深入了解，這樣才能清楚什么樣的信源有可能會被阻止。

作者發現，幾個受訪的調查記者都十分懷疑他們保護消息提供者的能力，即使他們已經采取了很多保護措施，例如加密，來提高通信的安全性。

作者在訪談后發現，所有受訪的記者都認同，斯諾登事件對于“知情人士”打擊巨大，他們在向媒體提供線索之前一定會多不少顧慮。

“很明顯，政府的舉動為整個社會蒙上了一層危險的氣氛，他們已經做好了犧牲公民自由和新聞自由，來換取貌似更加安全的社會。”

“而記者呢？他們只能更坦然地面對這一切：受到全方位監視，不能充分發揮記者角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