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載：今年7月底，工信部發布2015年第二季度電信服務質量通告顯示，在對40余家手機應用商店應用軟件進行的技術檢測中，共發現有80款應用軟件存在問題，其中大部分軟件是“流氓軟件”。記者調查發現，“流氓軟件”肆虐背后，是一條漸成產業的灰色利益鏈條。據了解，一款捆綁五款軟件的“流氓軟件”半年獲利達數百萬元，而大量因此遭受損失的手機和電腦用戶，維權困難重重。

法律必當強力“卸載”

斯涵涵(職員)：由于惡意軟件及惡意程序推廣的法律風險比較低，且易獲暴利，直接破壞了健康的互聯網生態。無奈的是，這類推廣方式，即使網絡安全從業人員，也很難監測到相關安裝軌跡，難以固定證據進行維權，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機“興嘆。而且，強制安裝程序既違背了行業的準則和商業道德，也違法了信用原則，是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故此種“流氓”行為容易引發不良示范，一旦合法經營企業發現惡意軟件搶占了市場，很可能把自己的軟件也變成惡意軟件，從而劣幣驅除良幣，最終將影響整個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

“流氓軟件”泛濫成災，監管不可“默認“和姑息，必須給其套上法律籠頭。盡快出臺相應法律法規，完善市場監督，增強互聯網行業的自律和他律，依法約束、規范和處罰企業違規行為。只有法律強力“卸載““流氓軟件”，才是全面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殺毒路徑”。

“流氓軟件”不僅僅是流氓

然玉（媒體評論員）：流氓軟件，業已成為某種 “上下相蒙”產業騙局的重要一環。在這一騙局中，流氓軟件負責強迫用戶不斷下載的多余軟件；而由此所增加的“無效裝機量”，又會反過來變成相關軟件產商騙取廣告投放和投資人出資的“耀眼成績單”。可以說，這是一場自上而下、分工協作的連環騙局。終端的消費者，與上游的資本力量，乃是其中最為明顯的受害者。

明乎此，我們便很容易發現，現階段法律關于“流氓軟件”的表述，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局限性。也即，更多只是將之視作“侵犯公民知情權、選擇權”的瑣碎案例，而未曾意識到其所給市場秩序帶來的系統化危害。

只有充分意識到流氓軟件的整體危害，才能有動力去調整立法表述、去強化日常執法。也唯有如此，才可從而避免一種投機取巧的行業風氣，蠶食掉健康的市場的價值判斷與競爭秩序。

應用公益訴訟來卸載

楊燕明（職員）：說到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兩個案例：一是去年9月，深圳有消費者就“流氓軟件”的問題起訴過手機商，但全部訴訟請求均被法院駁回；二是上海消保委近日提起公益訴訟，將兩家公司捆綁銷售應用軟件又不告知消費者的行為告上法庭，這獲得中消協的支持，也獲得立案。由此可見，在面對“流氓軟件”時，個體的努力仍然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消協這樣的組織“發力”，才有可能獲得更大的正義。

就如今而言，案件仍然沒有審理，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相比起個體的“單打獨斗”，公益訴訟幫消費者撐腰，顯然更值得期待。

不能只管“軟件”不管“流氓”

郭元鵬 （電視編輯）:流氓軟件的存在，作為管理部門的工信部是一清二楚的。既然知道了這些流氓軟件的存在，工信部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工信部經常引導企業開發一些可以攔截流氓軟件的軟件。除此之外，還對開發抵御流氓軟件的企業進行政策傾斜，進行資金獎勵。為了抵御流氓軟件，還設立了專門的科研資金，用于開發抵御流氓軟件的軟件。按說，工信部也是有作為的。用技術手段攔截流氓軟件，就可以減少流氓軟件侵入的成功概率。但是，這種依靠技術的抵御，也僅僅是一種防范。

治理流氓軟件，不能只是用技術抵御這些軟件，關鍵是要讓軟件背后的“流氓”付出代價。既然知道了哪些是流氓軟件，是哪家公司的軟件，工信部就別手軟了，拿出警方查處快播的勁頭去行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