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歲末，許多用戶反映，最近手機收到的垃圾短信更多了，有商家年終促銷廣告，也有詐騙釣魚類信息。多年以來，垃圾短信難以根除，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需要政府部門、運營商、互聯網公司、用戶等聯動治理。而治理垃圾信息要想形成合力，必須立法、執法并舉，明確監管的主體責任，改變“九龍治水”的狀況。

年關將至，又一波垃圾短信攻勢來襲

“我是房東，手機換號了，房租打到這個卡上”、“單注100萬公司資金雄厚，博彩注冊資金100億，網上免費注冊開戶”、“多重驚喜僅限5天，22大專柜4免1”……手機已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但隨之而來的商業廣告類、詐騙釣魚類等垃圾短信卻讓人煩不勝煩。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于相關部門、運營商等加大治理力度，以及用戶自身防范意識增強，垃圾短信的生存空間大大萎縮。根據360互聯網安全中心最新發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中國手機安全狀況》顯示，不論是從垃圾短信的攔截量還是舉報量來看，去年三季度的數據較二季度都有下降，分別環比下降41.5%與20.1%。

但眼下年關將至，垃圾短信又顯現出愈加猖獗的勢頭。近期，基于蘋果iMessage發送的新型垃圾短信泛濫，內容包括澳門博彩、代發開票、限量香奈兒秒殺等，給用戶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據了解，由于只需要四行代碼，使用蘋果腳本，就可以讓Mac設備將信息發送給任何使用蘋果設備的人；再加上蘋果對于安卓系統上常見的“攔截垃圾短信”APP禁用，無法一鍵式攔截垃圾短信，導致iMessage成為垃圾短信泛濫的溫床。數據顯示，借道iMessage系統的垃圾信息已經占到移動垃圾信息總數的30%以上。

由此，垃圾短信治理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再次引發公眾的廣泛關注。手機從黑白屏到彩屏，從非智能到智能，垃圾短信一直存在，成了久治不愈的頑疾。

犯罪成本低致垃圾短信屢禁不止

要徹底清除垃圾短信，現實難度很大。無利不起早，在垃圾短信泛濫的背后是一條很長的黑色利益鏈。以目前國內垃圾短信的重要來源之一“偽基站”來說，不法分子利用“偽基站”設備可以屏蔽正常運營商的基站信號，隨意修改信息來源號碼，發送信息給覆蓋面積內的用戶。盡管我國明令禁止私自生產和販賣基站專用設備，但為了規避法律責任，降低風險，不法分子分批多環節加工“偽基站”，并通過網絡進行販賣。

為斬斷黑色利益鏈、打擊垃圾短信，電信運營商、相關政府部門等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努力，但成效甚微。

從政府管理角度來說，目前對于垃圾短信，通信管理、工商、公安等部門都有查處之責，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多家管往往意味著沒人管，這些部門間缺乏一套執法的溝通和協作機制，導致沒能形成打擊的合力，出現“九龍治水”的尷尬局面。此外，在立法上，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傳播和發布垃圾短信進行處罰額度的法規，犯罪成本低，這也是垃圾短信泛濫且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運營商方面，主要根據關鍵詞、發送數量和頻次等手段對垃圾短信進行攔截，但垃圾短信群發方會根據攔截策略不斷進行內容調整，逃避攔截。并且，我國明確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因此運營商對個人短信息進行檢查、監控和攔截的法律依據不足。無權審查短信內容再加上攔截技術本身的局限性，導致了攔截效率低下、誤攔率高，無法有效防止垃圾短信。

治理垃圾短信需用重典

治理垃圾信息要想改變“九龍治水”的狀況，形成合力，必須立法、執法并舉，明確監管的主體責任。

信息泄露是垃圾短信泛濫的源頭，因此根除垃圾短信，立法保護個人信息是前提。綜觀那些垃圾短信治理得比較好的國家，無一不是先對個人信息有了嚴密的法律保護。但當前，我國法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還不完善。信息社會，侵害個人信息安全就是違法犯罪，這一社會共識應該盡快轉化成實實在在的專門法律。

在此基礎上，要全方位治理垃圾短信和懲治發送者，需通過立法明確法律責任和執法主體。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秘書長胡鋼認為，當前針對垃圾短信的法律法規很不完善，除利用短信進行欺騙、敲詐、推銷違禁品等明顯違法犯罪由公安部門介入外，對垃圾短信的界定、處罰、法律責任都存在法律空白，對此，國家應明確主要責任單位，就網絡垃圾信息管理進行專項立法。

立法的意義還在于大大提高違法成本。一來是通過規定詳細處罰額度，加大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二來是暢通用戶的維權渠道，讓垃圾短信發送者付出沉重代價。根據《無線電管理條例》，類似使用“偽基站”干擾通信的行為，可沒收當事人設備并處罰款，最高不超過5000元，而這5000元可能連一個“偽基站”一天的收入都不到。雖然“偽基站”使用者若拒不改正可移送公安機關，但如果不涉詐騙犯罪，公安機關往往只是處以治安拘留而已。試問如果違法發送垃圾短信者需要付出巨額代價，他們還敢為所欲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