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過程、性質和機理將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與社會安全事件。在此分類基礎上，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這種四分類法可視為我國對公共危機知識框架的本土性理解。顯然，國內外學界、官方的分類框架中亟須對網絡安全事件給予關注，多樣、頻發的網絡安全事件已經對公共危機管理實踐帶來挑戰，公共危機管理的知識框架也將因此進一步拓展和推進。網絡安全事件在威脅的公共性、不確定性、緊急性等方面所具有公共危機的特質，使其成為與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相并列的知識單元，共同闡釋了公共危機管理演進和發展的現實性與緊迫性。

網絡安全事件進入公共危機管理的知識框架，揭示了“互聯網+”時代公共危機形態正在發生的變化，公共危機的傳統邊界已經被突破，現代科技的“副作用”也隨之而來，這也正是貝克和吉登斯宣稱的現代性所具有的自反性，是風險社會必須關注的動態危機。

網絡安全在“致災因子”和“脆弱性”方面內含著特定的技術因素，公共危機管理視域下加強網絡安全事件的有效應對，既要把握關鍵的技術要素，也要結合公共危機管理的其他手段。

首先是以技術要素為核心。公共危機管理的一般流程包括預防、減緩、準備、響應和恢復等階段，網絡安全事件的有效應對需要在各個階段都以技術要素為核心，保障網絡數據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和可控性，進行實時的檢測、監控、風險評估、報告與預警，實現技術方面的主動防御，對由技術問題導致的網絡安全事件，要及時進行技術攻克、采取補救措施。

其次是以法制規范為保障。與其他類型的公共危機事件一樣，網絡安全事件的有效應對也必須要有具體的法制規范作為剛性保障。2017年6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是我國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免受攻擊、侵入、干擾和破壞，依法懲治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網絡空間安全和秩序的剛性藍本，廓清了網絡運營者的責任邊界和網絡犯罪的懲處措施。網絡安全事件具有形態變化多樣的新型特征，需要不斷挖掘不同類型網絡安全事件的特征，及時修訂、細化相關規范，保障法制規范作為剛性約束的適用性和有效性。

再次是以制度建設為框架。在法制規范的底線約束之余，還需加強網絡事業安全發展的制度建設，使得在制度框架內實現對網絡空間政府監管與社會協同治理的有機結合，需要在《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框架下建立和完善網絡安全的標準體系、等級保護制度、監測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風險評估制度和應急工作機制等，用制度規則保障對網絡安全事件積極有序地應對。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17年8月發布的《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便是加強和完善網絡空間管理制度的具體探索。

最后是以人才素質為根本。技術、法制、制度等要素作用的發揮均依托于具體的人員，一方面要通過網絡安全宣傳教育等途徑提升社會公眾的網絡安全意識，另一方面也要通過籌建網絡安全學院等多種方式培養網絡安全人才、加強專業人員的技術水平，用專業、雄厚的人力資源保障有序、有力的預防和應對網絡安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