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間萬物快速更迭的時代里，從來不缺少概念。然而，新概念被孕育出來的那刻起，注定是舊概念沒落和被遺忘的開始。“智慧城市”也難逃各種概念甚囂塵上后，被遺忘和沒落的宿命。

一直以來，城市的成長始終和信息技術的擴張緊密相關。而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城市逐漸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變，城市形態也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有了新的姿態和定義——更智能的城市。

從過去人們想象中的城市，到用眼睛看到的城市，再逐漸到由英國建筑師羅恩·赫倫所提出的“行走的城市”。城市從靜態逐漸向動態延伸，借助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以及大數據的便利。而這所有集結了人類智慧的城市現狀，都將會在“智慧城市”概念下，被人類“聰明”地完成。

所以，“智慧城市”，又可被稱為“聰明的城市”。聰明，通常被稱為有著生命體征和諸多身體感知的生物（人類）才有的特點，因此，城市也往往被眾人賦予了生命。

城市本身就是生命不斷生長的結果，而“智慧城市”則是一個不斷發展中的概念，是城市信息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技術、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逐漸得以完善的過程。

2015年，時任谷歌董事會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發言，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對未來互聯網的觀點是：“我的答案非常簡單，互聯網將會消失。”

時任蘋果首席執行官的庫克曾言，顧客應該放下手機，與朋友面對面交談，或者像電影的老板所說的，電影千篇一律，人們應該多些時間閱讀或散步。

從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這不過是在反智能產品，以及智能產品逐漸“入侵”的“智能城市”——我們應該生活得有感情，愜意一些，將生命體征表達的更活躍一些。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他們的用意甚至目的非常明確：讓智能產品逐漸融入到城市，讓本來的傳統城市，逐漸變得更智能，也更有人情味，在人們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影響深遠的技術是那些消失的技術。它們將自己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以至我們無可分辨。”。

1、“智慧城市”不是簡單的“智能城市”

但是，今天的現狀并非如此，今天的技術并未達到無縫智能交互的程度，即技術與生活和城市之間的關系，并未達到和諧相處的目的。當人類向技術（智能）發出討伐的聲音時，便說明了人與技術、技術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是割裂的，并不是融合的。

所以，“智慧城市”不是智能化后的城市。只是將城市簡單的智能化，是人與技術互相爭戰的開端，而不是人類文明的進步。

在上個世紀，以發達國家為首，以世界為出發點，將建設“智慧的地球”為最終目的，開始引用先進的現代技術，來治理全球逐漸惡化的環境問題和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大城市病”問題。因此，便由點帶面地引出了更為具體的“智慧城市”的概念，以及城市的智慧建設的觀點。

“智慧城市”概念真正興起的時間，可追溯至1993年。自從“智慧地球”概念被提出后，“智慧城市”建設便自該年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悄然興起。許多發達國家首先進入“智慧城市”建設的行列當中，將城市中的水、電、油、氣、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信息通過互聯網有機地聯系起來，智能化地作出反應，以更好地服務于市民的教育、生活、工作、醫療等方面的需求，以及更好更智能化地改善政府對交通的管理、環境的控制、城市的智能化建設等。

從首先發軔于發達國家的“智慧城市”建設以及發達國家在該概念下所作出的舉措來看，“智慧城市”的確非常合乎城市的智能化建設和管理的觀點。所以，一直以來，“智慧城市”的真正含義（或定義）均未有非常明晰的界定，也被大部分人認為“智慧城市”建設就是“智能城市”的建設。

目前，大部分專家學者或者研究機構，都傾向于將“智慧城市”看作為被技術智能化的城市，即“智慧城市”建設若想建設得更加成功，關鍵在于技術的應用；部分人或站在互聯網、物聯網甚至數字化的角度，將“智慧城市”建設看作是對網絡的重要建設；甚至有另外一部分人，則站在民生的角度，認為“智慧城市”建設要有人的參與，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的創新。

從這幾個方面來說，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智慧城市”，其出發點和側重點幾乎都是各抒己見。但是，不論觀點有幾種，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都不能片面地視其為城市的智能化。

于是，重新理解上文提到的谷歌董事會主席和蘋果首席執行官所陳述的語言，便更容易了一些：人與技術、技術與城市、人與城市，都不只是將城市建設的更智能化所能解釋得了的。從人的心理需求上來解釋“智慧城市”建設，它便是在數字化、網絡空間里，以人為本，以持續創新而有的新的城市被智慧建設的新理論和新概念。

所以，“智能城市”只是“智慧城市”當中，以技術為重要單元，所有的城市形態之一。站在城市化這個更宏大命題來看“智慧城市”，城市的智能化是解決城市諸多問題所必須要采取的技術手段。然而，城市的智慧建設卻并不是以技術為核心，而是上文提到的以人為本，以不同的形式促使城市運作合理、有效，以及促進城市社會的友善、和諧發展，以促進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

而之所以將“智慧城市”的一方面放在“智能城市”的角度來看待，我想，其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便是，最大程度地實現城市的更“精細化管理”，以實現城鎮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所以，不僅“智能城市”成了以技術為主要手段，來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之一，也成了人們追求更加便利生活方式的方向之一。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智能城市”始終無法代替“智慧城市”，而只能是“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一個技術應有的成果之一。正如《人工智能》中所言的，智能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無法使人與技術、技術與城市實現無縫交互，而它們應該在互相磨合中，尋找一切與城市有關的智能化設備真正地和城市走向人性化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2、從數字城市到“智慧城市”

從當下的城市發展現狀來看，城市的智能化在未來已經成為最大趨勢，當然，這是從技術發展的視角來看待的。所以，“智慧城市”便有了一如上文提到的“智能城市”建設，通過以移動技術為代表的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實現全面感知、泛在互聯與融合應用。

而從社會發展的視角，“智慧城市”建設則需要更為重要和實用的工具和方法，來實現用戶創新、開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征的知識社會環境下的可持續創新。

也就是說，以社會發展為最基本需求，來產生價值創新，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全面發展：隨著網絡帝國的崛起、移動技術的融合發展以及創新的民主化進程，在逐漸以知識社會環境為背景的“智慧城市”建設都將是繼數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發展的高級形態。

所以，“智慧城市”不僅不是簡單的“智能城市”，更非“數字城市”。同樣，從技術的視角來看待數字城市，它是完成“智慧城市”這個信息化城市發展的高級形態前的初級形態，即最為基礎的信息化全面延伸的形態。而從目前的城市發展現狀來看，我們的確處在從數字城市走向“智慧城市”的過渡階段。

數字城市雖然讓城市這個更大主體的內部之間初步實現了信息透明以及隨著網絡帝國的崛起，讓城市逐漸實現了數字信息的互通往來。但是，這并不能表示，一個數字化的城市，便能促使城市的運作、管理更精細和更人性化。

所以，數字城市較“智慧城市”有著明顯的差異和待矯正的缺陷，也無法將已經達到的數字城市，只是簡單地包裝，便一躍就被稱作了“智慧城市”。否則，不但不合乎“智慧城市”的建設邏輯，反而成為了貽誤城市向著更完善城市的方向發展的絆腳石。

從目前來看，正如大部分人認為的，數字城市只是通過城市地理空間信息與城市各方面信息的數字化在虛擬空間再現傳統城市，并沒有真正地實現人對感知的獲得，而若要真正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則需要在數字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傳感技術、智能技術，實現對城市運作的自動、實時和全面透徹的感知。

再者，數字城市只是提升了每個行業的信息互通，但是并未真正達到各行業之間的融會貫通。而智慧城市則恰好是打破行業分割、相對封閉的信息化架構，從而趨向更開放、協同的城市信息化架構，發揮城市信息的整體效能。

另外，從技術和信息應用的視角出發，數字城市其實和上文所提到的智能城市并未有大的區別，它們都將是對技術的更深入的使用。然而，智慧城市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在兩者的基礎上，進而實現更持續和人性化的城市運作的效果。那么，此時，便不得不在更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礎上，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各方力量的參與，進而創造出更具公共性和獨特性的價值。

“智慧城市”強調的則是以人為主體的城市建設后的成果，更加注重市民的參與、大部分人的感知，在以人為主體的基礎上，進而實現智慧技術高度集中、智慧高端產業的發展、高效的服務體系和持續的創新力。

也由此，從過去的農業社會到后來的工業社會，再到之后的知識社會，才從真正意義上完成更智慧的社會變遷。智慧城市也由此得以實現。

3、“智慧城市”的未來更在中小城市

目前，中國在“智慧城市”建設上，已經小有成效。在國內較發達城市和區位有著明顯優勢的城市，都在“智慧城市”建設這條路上，走得更穩也更加長遠，比如一線城市北京、開放城市上海、深圳以及諸多的沿海城市，然而其他內陸城市和欠發達城市，并沒有走向“智慧城市”建設這條路，甚至基本的數字城市也很難達成。

之所以會出現分布差異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于“智慧城市”這個概念還存在疑惑，并沒有真正理解智慧城市真正的含義，從而誤認為“智慧城市”就是技術操作下的城市的智能化，沒有技術，便無法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的基本條件。

這種說法是非常不準確的。從一開始，“智慧城市”概念的出現，就是為了改變中國城鎮化建設發展之路的，一如上文提到的，是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作引領的。

而在我國，實現新型城鎮化的目標，更多原因，則是為了實現中國的鄉村振興，或者實現中小城市的人口回流，借助智慧高端產業、技術的高度集中。所以，在一部分學者那里，便認為，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意在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提升城市發展質量的客觀要求，更是需求，以達到實現城鎮化的創新和創造能力，從而實現城鎮的均衡、可持續發展。

所以，從以上方面來看，介于對人和更宏大的城鎮均衡發展這兩個主體的考慮，“智慧城市”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在中小城市，而不是當下已經在數字城市的基礎上逐漸完成的“智慧城市”。

而且，“智慧城市”除了是對技術的應用，更是對城市交通擁堵的智能解決。那么，從當下各方力量引領流動人口的走向來看，流動人口的未來去向必然是中小城市，所以，中小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或將成為可能，也將成為各方企業投資的主要方向。正如《人工智能》的作者所言的，各方技術投資商，在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也必然要將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考慮在內。

在《工業與帝國：英國的現代化歷程》中，作者就英國的工業社會的變遷，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問的觀點：舊的工業社會，從摒棄農業社會而來，一個新的工業社會，就是一個不容鄉情的社會。

事實上，這句話并非特指工業社會是不顧人情感需求的冷漠發展，而是在言，隨著工業社會的變遷，知識社會會在工業社會之后，重新讓農業（鄉情）回到城市的舞臺中央，以達到城市的更智慧的發展。因為，在很多人的固有觀點里，我們都無法否認農業給城市帶來的貢獻，一個更智慧的農業，甚至一個更智慧的小城鎮，都將是對城市諸多問題進行解決的關鍵。

所以，從上面的語言可以看見的是，“智慧城市”的未來并不一定在發達城市。“智慧城市”實踐的未來更應該在需要解決人們日常生活的中小城市。因為，流動人口的未來歸宿在那里。

讓一座城市變得更好，便首先要讓城市變得更智慧，也更有生命。而“智慧城市”則需要智慧地建設，用更開放的格局、融合發展的創新思想、更清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