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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發展下一程:2016年,你必須知道的28個關鍵場景

責任編輯:editor005 作者:徐振強 |來源:企業網D1Net  2016-02-01 13:41:48 本文摘自:新華網

城市趨勢研究將城市和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它的思考對于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和城市科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是現階段指導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核心理論與方法體系。它的全面推進將有助于從整體角度認知城市發展的本質、城市與區域的空間協同戰略、城市文明的脈絡與走向、城市問題的剖析、解構與緩解、城市統籌效率的協調性等。系統梳理了我國城市趨勢研究發展的歷史背景、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學科(群)建設發展現狀。為了滿足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內在需要,城市趨勢研究必須在現階段圍繞城鎮化的核心問題和我國城市發展的關鍵領域,開展系統性地研究工作,起到支撐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城市規劃、城市生態環境、城市管理、城市社會和城市經濟等為主要切入口,探索智慧技術創新應用的協同設計28個關鍵領域。

一、智慧技術促進城市科學規劃設計與管理

城市規劃學的設立最早源于英國利物浦大學,該校于1909年成立了英國第一個城市規劃系。西方現代城市規劃主要從城市發展研究、城市規劃與設計和城市規劃管理三個方面展開。在城市規劃管理中融入營銷的理念,在經濟競爭的背景下,提高城市吸引游客,居民,商業活動和投資的能力,它逐漸發展成為以工程規劃技術為基礎,由多學科共同復合的綜合性學科。從我國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發展現狀來看,城市規劃目前更多的還是一種技術性工作,尚未形成真正自身的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2011年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人事司委托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制了“增設‘城鄉規劃學’為一級學科論證報告”,此后城鄉規劃學從建筑學獨立出來,正式成為一級學科。

1.1城市與區域空間績效的多元研究與發展戰略

隨著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速度的加速,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已經成為當前城市空間演變的重要趨勢之一。它深刻影響城市的空間形態與資源物質信息資本的流動。與此同時,當前業務化的城市規劃亟需從項目城市空間的同時,充分考慮該城市所處的區域背景,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城鎮格局的動態變化、快速軌道交通的推動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內在動力的影響下,城市間和區域內的競爭,要求城市規劃理論研究和實踐必須向城市空間向區域空間延展。構建空間績效管理的多元理論、方法和評價體系,注重生態與環境要素的融入,加強區域協調,建立以空間關系為核心的區域協調發展的平臺,并基于此,完善城市與區域空間的發展戰略,優化我國城市與區域空間發展格局,在提高整體空間績效的同時,提升城市與區域的發展水平。

1.2城市溫室氣體(或碳)排放估算與低碳城市規劃方法體系

能源是城市發展的首位物質基礎,我國現階段城市能源利用具有對外高度依存、結構高度碳化、利用效率低和污染強度大等特點。既是應對世界與區域性氣候變化的需要,更是為了承載我國城市文明的中長期發展需要,國家提出到2015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標,因此,城市能源必須逐步過渡到可持續、低碳、清潔和綠色的利用形態,這與國際城市能源利用的趨勢保持一致。城市的低碳化與低碳城市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同時也是城市規劃發展的新模式。構建城市尺度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是低碳發展的重要前提。通過與城市規劃的尺度相結合,如城市形態、土地利用、產業發展、能源利用、交通模式和城市建筑等方面,在規劃設計中引入并落實低碳的理念,逐步形成低碳城市規劃的理論基礎、控制性指標體系和規劃設計導則等,從而構建低碳城市規劃的方法體系。當前,城市尺度溫室氣體或碳排放清單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京津冀、山東半島、長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等地區的城市率先展開。在加強城市尺度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研究的同時,注重對能源生產/消費型城市的規劃,提高其應對低碳經濟挑戰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國新區/新城的開發建設,應當從嚴控能源消耗總量與強度的戰略高度,通過低碳規劃實現集約高效發展,促進精明增長。

1.3規劃信息化與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建立與應用研究

在城鎮化過程中,城市規劃實現了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設計、規劃管理、規劃監管、規劃參與、業務聯動的信息化,但仍存在對信息技術的作用認識不足、信息化標準的制定滯后、信息資源難以共享等問題。這與當前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水平不相適應,與此同時,城市規劃過程中涉及可觀的數據資源,相關專項之間存在有機聯系,實現城市規劃信息化,有助于將大數據和云計算的方法引入到城市規劃當中,在實現基礎數據共享化、規劃信息標準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城市空間數據模型,而逐步形成智慧的城市規劃模型。國內正在研究在規劃系統中將CAD、GIS和MIS集成的數據接口,并得到應用。城市空間數據模型是基于GIS的城市虛擬體,它能夠對未來城市空間增長趨勢和特征進行情景預測,對城市/交通規劃方案、土地和房地產政策的系統性效果和協調性進行模擬和評估,可有效提高城市規劃與管理政策的科學性。我國目前主要是基于案例城市的研究及發展趨勢的總結,來探討城市空間增長的趨勢,認為我國城市空間模型分為四類,分別是基于因果關系的城市空間增長影響因素靜態模型、基于空間發展理論和GIS空間分析的準動態城市空間增長模型、基于系統動力學微分方程(組)的城市空間增長動態模型、以及基于微觀主體作用演變機制的城市空間增長模擬模型。國外已經開發出構建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工具(UrbanSim, Tranus, Cubeland等)。伴隨我國城市數量和體量的發展,城市規劃的信息化成為迫切的需要,從自下而上的頂層設計角度考慮,需要對城市的現狀與未來趨勢有動態的仿真模擬與問題警示,因此,從規劃的信息化到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構建,是城市規劃研究與實務推進的戰略要點。

1.4加快城市規劃生態底圖的編制與生態城市專項規劃方法研究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其中指出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在城市規劃實務展開之初,應考慮將生態保護紅線等生態文明的要素作為城市規劃的底圖盡快構建起來。在城市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將包括生態環境作為先導性工作在城市規劃中予以規范,將生態作為約束條件,來引導城市空間的優化,避免在城市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規模化規劃建設,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沖擊。與此同時,從主動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可通過規劃來闡述城市的生態內涵。我國生態規劃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起源于土地資源生態化利用的地理學、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生態學以及這兩大理論的結合,為提高該領域研究成果在城市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應將生態規劃系統性地引導到城市生態專項規劃中,將生態指標納入空間規劃設計管理中。與此同時,生態規劃應當從純粹的生態學或生境保護延展為城市性生境的規劃,從系統性的角度,至少解決城市的綜合承載力預測(人口、資源環境、能源等),為城市適度發展提供依據;從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水資源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綜合利用、廢棄物資源化處置利用、低碳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和城市智慧管理等方面展開,建立成熟完備的生態規劃方略,突破僅從生態約束的角度來實施生態規劃,使得該專項規劃與城市的規劃建設相適應,并起到積極作用。

1.5綜合性和公眾參與性為內涵的城市規劃方法學開發與實施

由于城市規劃具有城市規劃的“復雜性”、“社會性”與“非科學性”的特征,因此,城市規劃從以物質空間屬性規劃向區域屬性、社會屬性、生態環境屬性和人文屬性等聚合突破現有的總體規劃格局,實現更加全面、綜合的規劃。開展綜合性的空間規劃是未來我國城市規劃體制改革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城市規劃的實踐已經開始重點關注社會經濟、人文發展、區域協調、環境生態等問題,而且這個關注將會持續下去,最終帶來的是整個城市規劃的體制改革,即從專業性的物質空間規劃轉向集物質、政策、社會于一體的綜合性的空間規劃。集成理論與實務規劃案例研究也需要從分散向綜合豐富完善。與此同時,研究城市經濟轉型中城市規劃的響應路徑。

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已進入快速推進階段,經濟全球化要求未來的城鎮必須具有國際性的競爭力,僅有中低端勞動技能的進城農民、通過高等教育進入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等將成為未來城鎮空間規劃關注的焦點。城市居民階層的分化、社會問題的空間解構等,不僅必須得到規劃設計人員有效的認識和對待,同時也需要提升規劃的公眾參與水平。國外在城市規劃公眾參與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國去借鑒,公眾參與是民主整治的體現與表達,應改善以被動參與為主的局面,使得規劃作為政府核心的公共政策得到廣泛的參與和支持,同時對政府的權利進行有效的約束。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對于我們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社會矛盾、培養公眾的公民意識(包括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等內容)進而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和社會意義。因此,開發綜合性的城市規劃方法學與建立有效公眾參與機制的城市規劃制度的研究是推進以人為本城鎮化的核心,是城市規劃成為公眾權益代表和市民政府的最有效體現。

二、智慧技術助推城市生態文明向縱深邁進

針對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和人口高密度集聚帶來的生態與環境問題,有關城市人居生態學方面的研究活動逐步展開。當前,城市人居生態學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及制定21世紀議程的科學基礎。正確處理好人地的生態關系是人居生態研究的核心任務。生態衛生、生態安全、景觀生態、產業生態和文化生態將是指導我國未來城市生態與環境研究的基本思路。

生態文明制度、支撐體系和實現路徑的研究是我國城市生態學當前發展的核心。基于生態代謝原理的城市永續資源能源科學體系的研究應用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世界博覽會在160余年的歷史上,不但引領未來科技的發展方向,而且也在努力闡釋科技對市民生活的有益改變。上海世博會和北京園博園等城市生態實踐為我國城市生態科學發展提供了光明的圖景。為了支持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城市生態學研究應當加強在優先主題方面的研究產出,為服務城市生態文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科學決策依據。

2.1深化對城市形態功能的演變與局地生態系統變遷的耦合關系和影響路徑的研究,調控城鎮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壓力

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生產、生活、還原再生功能,它們是既相互區別又密切聯系的統一體,并且這些功能與其結構有一定的對應關系。如要供給一定質量的生態環境,就需要使城市生態環境具有較強的可代謝各種廢物的能力。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發生發展歷史,以找出其已有的動態變化規律和特征,還要對城市生態系統的現狀做出評價,對其未來發展變化趨勢做出預測,從而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調節和控制,以期達到城市生態系統的最佳功能。

評價城鎮生態支持系統的方法,如能值分析法、物質代謝全過程的生命周期分析法、基于反饋機制的生態控制論分析法、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自然資產評價法和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態足跡法等進一步得到優化,更加趨向從多要素、多變量、復雜過程和交叉性的角度來細致地分解并城鎮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劑量效應關系,分別從能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以及空間、時間尺度上評價和分析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生態過程。從過程的量化走向關系的序化、從數學優化走向生態進化、從人工智能走向生態智能。

2.2強化對城市生態功能的演變與氣候變化的響應關系的研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對城市文明可能造成的沖擊的抵御能力

城市生態系統的功能是靠其中連續的物流、能流、信息流、貨幣流及人口流來維持的。它們將城市的生產與生活,資源與環境,時間空間,結構與功能,以人為中心串連起來。厘清了這些流的動力學機制和調控力一法,就能基本掌握城市生態系統中復雜的生態關系。氣候變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影響和沖擊已經成為城市未來發展必須面對的事實,氣候變化正對城市的碳收支平衡造成影響,使得城市的脆弱性伴隨城鎮化的推進,逐漸暴露出來。世界范圍內,不同的城市在對抗災害或環境問題的沖擊時,顯現出截然不同的韌性,如在地震災害方面,2010年海地遭遇7.3級地震,海地首都太子港基本被摧毀,全國約30萬人喪生,2012年3月墨西哥格雷羅州梅特佩克市遭遇7.4級地震,全市經受住了該地震,僅傷亡2人。在城市洪水方面,2010年巴基斯坦去年遭遇特大全國性洪災,大約2000人喪生,1100萬人無家可歸。2011年9月洪災導致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陷入癱瘓,街道因積水無法通行、汽車受困、加油站受淹,市政部門缺乏有效排水手段。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洪水防御系統使得該市能夠抵御城市洪水的侵擾,成為防洪城市的典范。瑞士再保險最新報告對全球616個中心城市內17億市民面臨的自然災害風險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全球范圍內受到水災威脅的人數超過任何其他自然災害;從面臨災害威脅的人數來看,亞洲城市風險最大。在城市經濟方面,美國底特律(美國汽車之城、世界汽車工業之都)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全澳汽車中心)的經濟狀況是非常類似相似的,同樣受到類似的沖擊,但是他們的應對方式迥異。最終,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城市。因此,強化對城市生態功能的演變與氣候變化的響應關系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文明對氣候變化的抵御能力。

2.3深化對城鎮化進程中生物多樣性的變化特征與影響機制的研究,識別和緩解人工環境構建對城市綜合生態鏈的沖擊

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的空間結構對生物的多樣性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早年就有學者揭示了該現象并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深化研究城鎮化進程中生活多樣性的影響因素、變化特征與影響機制,對于識別和緩解人工環境對城市綜合生態鏈的沖擊具有方法學意義。通過對城市生態系統評價、預測、區劃、規劃、優化模型研究,用動態系統論方法、數學模擬等動態研究城市變化對于城市生態系統的影響,通過主動減緩影響和被動開發適應性策略,來保障城市住區生物的多樣性,實現市民與生物的和諧,營造生態良好的生物環境。

2.4深化對基于我國國情城市人居環境問題診斷和調控改善的研究,促進城市人居環境科學微觀和宏觀尺度研究的耦合

城市的表現形式是社區、城區和區域的格局、形態,而城市的內部核心是生態的“生”。人作為復合生態系統的主體,其日常生活活動對城市生態系統功能的好壞起著重要作用。從可持續發展的口號走向生態建設的具體行動,這是當今國際城市人居生態研究的主流。徐匡迪曾指出,全球公認50%是一個轉折點。在達到50%以前,城鎮化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拉動,而且主要是以生產輕工業品和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超過50%以后,就要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動力,這個時期可能會是城市病集中爆發期。我國大中城市不同程度面臨著人口膨脹(密度過高)、、市政設施負荷過重、能源短缺、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嚴重、城市生態失衡、土地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紊亂(犯罪)和社區衰落,建設資金短缺、地價昂貴、住房緊張、貧富懸殊等問題。這些都是我國目前人居環境的突出問題,以城市空氣污染為例,城市病發病的城市占到中國城市的,危害人口4.4億。從2013年12月1日開始,江蘇、浙江、上海等地發生了嚴重的霧霾,5日上午10點,南京市的PM2.5濃度高達411微克/立方米,上海市PM2.5濃度達到459微克/立方米,都遠遠高于國家標準。因此,應當正確認識城市病的存在,通過診斷城市的發病機理,提出對城市進行批量“體檢”,掌握我國城市病態程度與時序性的動態變化特征,為城市病治理提供量化或半量化的依據,盡量避免成型、特別是成規模的產業格局對于城市病的貢獻,通過升級改造而對社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沖擊,如,由于大城市病的倒逼作用,北京為疏散百萬人口于2013年12月底發布了整體搬遷若干人口和交通集聚業態的報告。深化對基于我國國情城市人居環境問題診斷和調控改善的研究,以促進城市人居環境科學微觀和宏觀尺度研究的耦合。

2.5深化對可持續城市生態代謝系統結構的認知與調控機制代謝研究,促進城市產業生態學的研究與政策應用

城市代謝過程研究是實現城市生態規劃和環境管理等實際工作優化與決策的關鍵理論問題之一。深化對社會、經濟、自然生態系統各組成要素基本特征的研究。如城市人口、城市氣候、土壤、城市生物、商業、工業等的基本特征,以及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及效應。這些單項的基礎研究是構建城市總體系統模型的基礎。產業過程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生產、加工、消費、流通、還原的一類復合生態過程,涉及物、事、人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生態學。運用能值方法和評價指標,研究城市生態代謝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特別是與土地利用之間的耦合變化關系,識別調控的機理,通過重點研究生態城、生態住區、生態交通、生態代謝、生態能源、雨水資源利用、生態修復以及生態產業的規劃設計管理等,來促進城市產業生態學的發展。

2.6城市環境總體規劃方法學開發與實務規劃的實踐

伴隨城市環境問題的不斷出現,城市環境總體規劃作為城市環境規劃的升級方法,用于提高城市環境的綜合管理依據,其方法學正處于開發和初步的試點階段。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編制探索應當充分尊重環境要素的特性,如空氣污染和流域水污染的區域性等,反映區域協同的理念。在生態文明制度、我國轉型發展和城市環境質量總體欠佳的背景下,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方法學創新具有良好的生命力。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規劃方法,特別是要在空間的概念上進行規劃,使得規劃兼具學術性和可操作性。增強實務解析水平,并與相關規劃,特別是城市規劃做好銜接與互動,使得環境總體規劃從理論到實踐的有效促進和良性延展,全面保障城市生境環境質量。與此同時,為了保障環境總體規劃的順利有效和成功展開,必須強化對政府環境績效考評的系統性研究,使得環境總體規劃能夠成為有效指導政府規劃行為的依據。

三、智慧技術加速城市管理向治理提速躍遷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城市管理學首先在美國起步,逐步形成了六大學派:方法學派、經驗學派、行為學派、社會學派、決策學派、數量學派。城市管理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既要配置城市資源,也要調整城市社會關系。城市管理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城市營銷理論(經營城市理論)、城市競爭力理論、數字城市理論和生態城市管理理論等。相應的城市管理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城市聯盟、社區自治和精明增長等。

城市管理研究是城市科學研究中近年來迅速發展的新興領域。我國城市管理學誕生于1985年,以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理論著作—《城市管理學原理》為標志。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是要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必然帶來城市的對內對外的全面開放,因此,城市管理成為需要發展與強化的重點城市學科。中國城市管理所面臨的環境形勢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紛繁復雜。政治環境變化、科學技術進步、生活方式改變給全球以及我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挑戰。城市管理不僅指對城市基礎設施,也包含了對城市經濟、城市社會和城市環境等方面的綜合管理。與此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中,城市的運行方式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城市管理必須面對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重大問題。城市之間的競爭和城市內部眾多行為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日益網絡化,面對城市內部越來越突出的各種問題,城市政府如何轉型和定位就成為城市管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管理為了處理城市問題,比如社會福利問題、老齡社會問題、獨生子女教育問題、人口結構問題等。2000年5月,聯合國人類住區中心發表了關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規范框架》的宣言草案,旨在發起一個“健全的城市管理全球運動”。該框架引起了全球對城市問題及城市管理的重視,推動了城市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與完善。

城市管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探討可持續城市管理理念、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模式與手段;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探索城市經營模式;強調建立多元主體的城市管理模式;探索數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論和實踐。

目前我國專業城市管理人員或城市規劃、城市策劃等管理人員缺口至少達200多萬。隨著我國改革與城鎮化進程加劇,為了解決城市管理中面對的層出不窮的難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入研究城市管理理論和內容,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也會更加的促進城市管理學的繁榮,城市管理學將會迎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城市管理的研究將與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領域結合緊密,城市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將會發展完善,包括城市經濟管理,城市社會管理、城市建設管理等多個分支。目前,城市管理學科缺乏獨立完整的理論框架,可以說學科框架基本上是按照研究內容分塊羅列,不成體系,缺乏理論邏輯。從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來看,從2001年之后關于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開始快速發展起來,到2007年達到峰值。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我國城市管理發展的新需要,智慧技術與城市管理結合從如下方面展開應用創新,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3.1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升級路徑與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的研究,促進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傳統的城市管理被認為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是城市管理唯一的合法主體。起初,這種城市管理主體的單一性與城市功能的單一性相適應。但是隨著城市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單一的管理主體已無法滿足城市公眾多元化的要求,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漸不能滿足城市市民的需要。城市變化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外觀,城市的運行方式也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可以說,幾乎生活的所有方面,舊的秩序正在瓦解或披上新的外衣。這些激烈的變化和挑戰都刺激著人們對當代大城市的思考,構成了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變革的背景。

城市治理是在復雜的環境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城市公民共同參與城市管理的方式、過程和機制。它是對傳統城市管理模式的變革與創新,是城市政府統治的現代發展形式。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強調主體多元化。主張為了徹底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問題,不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組織的充分發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會的廣泛參與和公民民主意識的增強。與傳統的城市管理相比,城市治理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代表更廣大公眾的需求,增加城市福利、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探索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級的路徑是對當代城市管理學科發展提出的強烈訴求。

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體系中,發展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現代的城市已經不再是一個相對于農村的概念,必須針對城市區域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建立不同空間尺度、不同運作形式的城市治理體制,多維度、多角度解決城市面臨的問題,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機制與模式,促進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2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物聯網的網格化智慧城市管理體系的構建與應用,促進城市管理實現網格化精細化的聚焦和綜合管理效能的提升

發展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對城市的經濟轉型、居民生活方式變革、環境保護和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建立數字化的城市管理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電子政務系統、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網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未來城市管理數字化的主要發展方向。

從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GBCP模式)向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升級。將網格化作為基礎,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是基于物聯網、傳感、感知世界,基于互聯網、網絡,將信息傳遞到各個部門當中,對數字城市的信息進行展現,向各個應用部門反饋這些信息。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將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進行模式分析,獲取可視化的位置信息,為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提供基礎數據。應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統,有助于實現管理的有序及社會的和諧,能夠大大降低政府公共服務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和水平。網格化精細化的城市管理實現了城市管理的流程再造,使城市管理由過去的粗放、被動、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統轉變,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建立城市管理長效機制做出有益探索。

智慧城市管理體系需要能夠對這些信息進行計算、管理,它是一個政府城市運作、管理和服務的平臺,提高政府的信息利用水平和政策制定水平,促進城市信息資源的共享和開發利用。

3.3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制度、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的創新,促進城市管理中政府和城市各主體之間管理關系的以人為本

城市管理的價值取向應當該是讓公眾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管理模式的導向就應該是公眾滿意。堅持“以人為本”為宗旨,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面對現階段城市管理出現的各種問題,從城市管理的行政執法制度出發,從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等多方面出發,要轉變意識,健全法制,明確劃分部門職能,深化體制改革,實現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多元化的城市治理轉變。

推進我國城市“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把效率、效益、效能作為改革的主導目標。強調建造一個提供優質服務并以顧客滿意為導向的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論所體現出的高效導向推動了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進程,向城市經營引導。城市經營是指城市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城市資源加以優化整合,促進城市的發展,提高城市的經濟社會效益。與城市經營模式相匹配,在城市管理制度上我國學者也在對美國的“城市經理制”展開研究。與此同時,“城市經營”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城市管理研究探索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發展也將有利于提升我國城市運行及管理效率。

3.4城市管理工作績效評價體系、方法學與公眾滿意程度評測的研究

城市管理工作已經深入城市生活各大領域,城市管理的績效評價能否客觀公正,將對城市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工作的績效水平直接影響城市管理的能力與效率,應當以公眾社會滿意為導向,構建城市管理工作績效評價體系與其方法學,并將公眾滿意程度作為評價的核心方面,使得城市管理工作向堅持以人為本的方向,模糊層次分析法、平衡計分卡、模糊綜合評價等均可以應用到城市管理績效的考評研究中。

3.5借鑒國外城市先進應急管理和反恐經驗建立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逐漸成為影響城市自組織體系代謝平衡的關鍵點。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政府和公眾才逐漸認識到城市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對于城市的沖擊影響。此后發生的2003年SARS、2009年H1N1和近年來中國出現的區域性灰霾等為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2003年美加大規模停電、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漏和2013年中國青島中石化黃濰輸油管線輸油管道破裂事故為代表的公共基礎設施事件;2013年美國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約60座城市麥當勞、漢堡王等快餐連鎖店外罷工為代表的公共服務事件等,均表明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必須成為城市管理學研究的重點。借鑒國外城市先進的應急管理經驗,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國的城市應急和反恐能力得到質的提高,高密度住區和地質災害中城市的應急對策。由于城市在人口、重要階層和重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高度集聚性,成為城市恐怖主義的攻擊重點,研究和部署城市反恐安全防范成為主動防御的主要路徑。與此同時,通過國際間大城市現狀應急管理體制的比較和基于國情的國內城市的比較,強化公眾參與機制的引入,形成我國不同層次城市的風險管理理論和方法學,構建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3.6以“公眾參與”為方式的主體多元化管理

主體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城市多元主體通過參與影響公共決策,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過程。強調城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是要綜合運用國家機制與政府組織、市場機制與營利組織、社會機制與公眾組織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發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構建一種全民參與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

作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參與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過程中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在不同領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動的關系。參與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務的有效解決,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發展。全過程參與機制的建立有利于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合作,為社會相關利益群體表達意志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平臺,有利于充分實現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增強社會對城市的認同感,能夠為城市的健康和諧發展奠定穩固的社會基礎。

四、智慧技術聚焦城市社會學實現公民社會

作為城市科學和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人類聚居都市這一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應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城市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社會問題以及城市規模、社會結構、社區組織、城市社會發展規律等問題。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必須和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法學等結合。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 Park)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他于1916年出版的《城市:對都市環境中人類行為之考察的建議》,以及1925-1926年他和伯吉斯-麥肯齊(P. Macerge)合編的《都市》和《都市社會》等著作,奠定了西方城市社會學的基礎。1982年由美國威奇塔大學的約翰·W·巴杜(John·W·Bardo)和約翰·J·哈特曼(John·J·Hartman)合寫的《城市社會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城市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中心商務區(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城市社會學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Burgess于1923年提出。

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后,中國社會學家在眾多的理論中選擇了以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為指導,以“社區研究”方法實踐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目標。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是社會學中國化進程中代表著作。

我國上世紀80年代,廣州市的城市社會問題首先得到系統的研究(頌揚1982),中外城市社會學界學術交流增多,于光遠同志在上海市社會學學會1981年年會上,呼吁我國要開展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城市是一個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它對整個國家,至少對整個地區是一個中心,它的發展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光搞城市建設不夠,還有社會問題。你到郊區去,第一個問題不是生活不便而是教育水平不高,沒有好的學校,總之搞城市計劃光搞建設不考慮社會問題不”。1983年,上海市社會學會成立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組,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學。

李強等人結合對北京城市生活的調查,從城市社會學的理論不斷探索總結。以為我國城市社會學領域較為有影響的七個理論流派:(1)傳統城市生態學派:重于“生態”,將城市社會視為一個生命網;(2)社會文化生態學派:突出文化、價值觀的重要作用;(3)新正統生態派:更突出生態因素,文化現象并不在人類生態領域之外;(4)城市規劃界的生態城市思想:城市與自然相平衡;(5)城市社會活動形式理論:對比城市和農村在社會關系、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差異;(6)城市政治經濟學派:強調政治經濟因素對于城市的重要影響和作用;(7)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同心圓、扇形和多核心模型。

我國城市社會學的主要任務是:(1)揭示城市經濟建設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為制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提供科學依據;(2)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城市化道路問題,探索怎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3)研究解決各種具體的城市社會問題的政策和措施建議,以供城市決策部門參考。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1)城市的社會歷史,包括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城市的社會職能,城市發展的社會規律等;(2)城市的社會結構,包括城市的區位結構、人口結構、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等;(3)城市的社會功能,包括城市的政治功能、生產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生活功能等;(4)城市的社會問題,包括城市的住宅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犯罪問題;(5)城市的社會管理,包括制定科學的發展計劃以及各方面的合理制度等。

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面向2049我國城市社會發展的新需要,城市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五大方面展開深入研究,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4.1基于社會學視角,研究社會轉型期城市社會問題防范與解決,促進社會穩定

通過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現狀進行研究,探索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避免重復其他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犯過的種種錯誤,解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使我國城市走上理性化發展的道路,有助于實現城市的穩定。

4.2外來(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認同融入理論及其實現路徑研究

城市社會印象是外來人員對城市認同感的體現。城鎮化進程中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使得人口的流動性顯著增強。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居民素質、文化底蘊、生態環境等四個方面,籍貫、城市居住時間、職業身份、性別影響著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國外學者于上世紀80年代就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嘗試研究控制城市增長和維持生活質量的路徑。從城市社會學和認同心理學理論來看。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關系到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發展,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

4.3城市權力空間結構與居民社會關系的響應機制與調控方法

社會的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需要經過無數個單元的社會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本身呈現了一種現代性的實際進程。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與社會相互交織、相互塑造。空間形態演變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動因,與此同時,流動人口對社會空間轉型的影響。新都市社會學可能成為空間概念與城市社會學結合后,產生的新興研究焦點。

4.4城市用地性質的社會學評估與不同穩態的社會城市用地結構

城市化中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城市中沒有經濟社會價值的區域,存在“零價值區”、“負價值區”、“城市失用地”和城市“孤島”,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社會學價值,應當綜合考慮從社會學角度評估城市用地,并構建基于穩態社會理論的城市用地結構,使土地城鎮化與社會穩態協調同步。

4.5與城市化進程相適應的城市社會現代性的建構與落后解構

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存在著“解構”與“結構”的雙重嬗變,通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系統解構”和“系統結構”的雙重不適應問題。城市化在改變著中國,以往的社會存在被“解構”的同時,亦表現為某些落后的社會傳統和新社會存在被“結構化”和“固化”的現象,某些新的社會要素雖然以新的面貌出現,但卻是傳統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現則成為社會進步的桎梏。當代中國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雖然不完全與城市化進程有關,但是,卻與城市缺乏現代性的建構有關。社會發展階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會現代性的建構。

五、智慧技術調節升級城市經濟創造新動能

城市經濟學是城市科學中以城市為系統,研究如何滿足城市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美國學者威爾帕·湯普森(Wilbur Thompson)于1965年出版的《城市經濟學導言(TheIntroductiontoUrbanEconomics)》,是城市經濟學的第一部專著,既是中觀經濟學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包括:對城市的經濟要素,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分析,回答有關城市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問題,揭示城市經濟的本質和發展動力與條件,為制定城市經濟方針,政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為管理好宏觀和微觀的城市經濟,形成有效的調節和控制系統奠定理論和方法基礎。

在城市經濟動力研究方面,俄林以馬歇爾集聚經濟理論為基礎,在其代表作《地區和國家間貿易》中進一步把集聚經濟劃分為廠商內部的集聚經濟、地方化經濟、城市化經濟、產業間的聯系經濟等。此后,胡佛在俄林提出的集聚經濟的基礎上,認為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對于城市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決定意義。在城市產業經濟研究方面,Grass在1922年曾提出:城市主導型產業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商業,第二階段是工業,第三階段時物流業,第四階段是金融與商貿融合型服務業,而且第四階段具有更大的產業集中度。克拉克(1940)、庫茲涅茨[146](1985)及霍夫曼等人(1985),通過統計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三大產業的變量及其此消彼長,總是伴隨著產業微觀結構的變動而不斷演進的。當經濟發展到最高階段時,第三產業將在后工業化國家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隨著交通網絡和設施的不斷完善,使大型生產部門遷往大型城市的邊遠地區和較小的城市成為可能,而大型城市中制造業的核心地位被指知識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第三產業所取代。主要核心城市的產業功能逐漸完成由制造高端商貿服務業及其配套服務業的過度,逐步邁向后工業化時代。因此,對于大城市而言,將建設金融中心和商貿中心的目標作為城市發展的規劃符合城市經濟學原理。

在城市勞動和人口經濟方面,農業、工業和商業的比較利益差異使得勞動者從農業部門流向工商業部門。農村人口迅速向城鎮集中造成城市工人生活狀況惡化,引起勞動力市場過度競爭,從而影響經濟的發展。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橋根森以及托達羅等提出的鄉-城人口流動模型,以及模型揭示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而促進城市發展的內在機理。

在城市交通經濟方面,自工業革命創造現代化大都市以來,城市交通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就一直成為城市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交通的經濟狀態在于交通基礎設施和交通工具的最佳配合,及單位交通基礎設施能夠運載更多的交通工具。城市交通有較高程度的公共經濟屬性,而構成城市交通的各個部分的公共經濟屬性差異性較大,這對于政府制定相應的公共經濟政策導向性很強。鑒于土地和交通資源的有限性,通過經濟政策方法,提高現有交通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節制需求方面采取措施。

近年來,空間經濟學研究的是關于資源在空間的配置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藤田昌九、維納布爾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把空間納入經濟學分析中,使得城市形成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高度。

當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要求下,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挑戰和城市間、區域間城市經濟競爭的要求,保障城市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當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重點。

5.1基于空間體系的經濟學模型在城市與區域界面的應用

將空間經濟學中的三個主體模型(區域模型、城市體系模型和國際模型)應用到城市結構中,對城市與其區域結構進行微觀分析,闡述了城市形成的微觀經濟機制。根據“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地帶理論”、“增長極理論”、“核心-邊緣理論” 等(針對大都市區)“中心地理論”、“點-軸漸進式擴散理論”、“網絡型城市理論”等(針對城市體系)戈特曼的Megalopolis(針對都市帶)“三地帶學說”(針對都市圈)和和基于citistate理論的我國城市經濟區域發展學說等構建城市空間經濟模型,對城市體系形成的機制和自組織過程的微觀機理進行分析、演化模擬,評價城市和區域的經濟績效,基于計量經濟學模型研究能源約束條件下的城市經濟。空間體系城市經濟模型的構建在國內城市經濟學研究中是個挑戰,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研究的方向是否基于環境約束的可持續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目前在城市經濟模型構建方面的國內文獻報道較為有限。我國城市經濟具有鮮明的自我特色,開發適合我國城市的空間經濟模型,對于指導城市與區域的科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特別是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缺乏計量的城市經濟,使得全面把握中觀尺度的城市經濟十分困難,不利于政府經濟決策的科學化。

5.2基于多元理論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路徑與經濟績效研究

我國宏觀經濟處于調結構促增長的背景下,由資源作為城市主導經濟的城市面臨二次發展的困境。國家提出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明確262個資源型城市到2020年,資源枯竭城市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轉型任務基本完成。資源型城市的轉型關系到國家能源戰略及全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揮。自2006年以來,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發展一直是研究的重點,產業轉型障礙是經濟轉型最大的難點,根據國家對資源型城市的四種分類(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從多元理論研究經濟轉型的路徑對策,如產業經濟發展理論、城市發展理論、資源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理論和城市化均衡理論,認識產業重構、土地整理、人力資源開發和技術創新等方面對于資源型城市實現經濟轉型路徑的啟示。通過績效評價體系的開發,分析轉型的成效。

5.3城市經濟脆弱性評估與風險預警機制研究

當前,城市經濟的脆弱性(或景氣程度)研究,主要集中的礦業城市、石油城市、旅游城市和氣候條件惡劣的城市,通過研究城市的經濟系統應對能力和脆弱性發展過程與機理,對科學認識城市經濟的景氣程度有良好的作用。在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應對潛在的經濟風險和避免在國別和區域經濟中處于危險的位置,必須強化對經濟脆弱性的評估,并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特別是對于我國中大型和特大型城市。2013年,美國底特律(美國汽車之城、世界汽車工業之都)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全澳汽車中心)的經濟狀況是非常類似相似的,同樣受到類似的沖擊,但是他們的應對方式迥異。最終,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城市。中國城市經濟應當結構性風險,規避邊界效應和蝴蝶效應對于城市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

5.4不同產業形態(經濟業態)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機制、適應性分析、績效評價與優選策略研究

為了繁榮城市經濟,研究性大學、體育賽事、文化產業、會展、休閑生產性服務業和旅游等,以及不同的空間功能,如開發區、商務區、總部經濟和城市綜合體等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機制、適應性分析和績效評價,對于鞏固城市經濟的地位,促進城市產業的轉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結合適應性分析,針對城市運行階段特征的績效評價體系,從而提出適合的產業形態(經濟業態)策略,使得對城市經濟的整體性規劃布局和中觀經濟系統邊際效率最大化。

5.5城市經濟競爭力模型開放應用與多元投融資機制的設計與運行

我國開展城市競爭力研究由來已久,指標分析、數量模型系統以及專家系統等方法是評價城市經濟競爭力的傳統工具,通過競爭力比較分析,研究城市之間經濟差異的原因,通過因子分析、引力模型和數據包絡分析DEA等工具開發城市經濟競爭力測算模型,動態評價城市在區域空間的經濟水平,為城市經濟的差異性提升提供依據。與此同時,城市經濟中以投融資為核心的資本運作,將成為城市經濟升級動力的主導部分,特別是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開發城市投融資模式或平臺,特別是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有效的資本融合,釋放資本要素的經濟效應。

5.6產城一體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城(新區)空間職住平衡的地產開發運營模式

城市新區開發與建設是我國當今城市發展的主要態勢,但很多新區面臨著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城市社會服務設施和基本功能薄弱、新區入住率偏低、產業競爭力弱、新老城區功能銜接不夠等諸多問題。在地產開發運營中,應將“產城一體à融合à互動”作為產業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核心路徑,特別是要與當地與區域發展相適應的產業水平來吸引人口的集聚,并配套優質的公共服務,實現空間上的職住平衡。產業定位和發展導向政府與市場可以協同推進實現,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則需要從頂層設計對教育和醫療衛生進行改革,目前在體制機制上不夠順暢,自上而下推進改革有難度。但對于局地的地產開發,至少應當對區域內人口的教育和醫療提供與所在城市一致或接近的服務。北京由于高房價與買房限購等原因,使幾十萬北京上班族選擇河北燕郊作為“睡城”。為了能擠上公交車,上班不遲到,他們幾乎每天早上五點就得出門,奔波在“朝五晚九”的上下班路上。嚴重影響了生活的質量,對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有限。地產開發運營作為主力應探索產城一體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城(新區)空間職住平衡的多元模式,城市經濟研究者應努力為多元模式的實現提供有效的經濟理論支撐、方式解析和有效的對策。建立城區產城融合的測度方法,將產城融合、互動的理念在城市規劃中予以實現,從產業選擇、功能定位、人口安置、空間結構和功能布局等方面進行規劃探索;深究產業布局規劃的空間協調性;提出不同地區產城單元的生長模式,進而從空間上予以適當地布局等。

城市趨勢研究在我國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展現出強大的學科發展活力和研究指導價值。上世紀80年代,錢學森在我國城市科學誕生之初提出建立城市學,吳良鏞等專家曾指出,現在就建立城市學,條件還遠不成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發展過程,現階段以先建立城市科學比較實際。本研究從我國城市科學發展的歷程出發,揭示了該學科發展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城鄉發展戰略之間的密切聯系。從學科發展的角度,將城市規劃學、城市生態與環境學、城市管理學、城市社會學和城市經濟學等(城市交通學正在形成中)作為支撐城市科學的二級學科,全面系統性地展望了學科在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中面臨的研究任務。有學者指出,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仍然以城市的物質空間規劃為主,與國際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有一定的距離。首先,國外城市規劃越來越重視區域研究,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基本是一體的;其次,城市規劃越來越關注經濟、社會、環境等內容,工程性內容的比重不斷下降。隨著國際城市規劃設計團隊參與到我國城市規劃實踐中,將會促進國內相關大學城市規劃學科建設向城市科學的學科建設調整是必然趨勢。盡管城市規劃學經名稱調整后,從建筑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級學科(城鄉規劃學),但城市規劃仍具有鮮明的工程設計的特征,它是將眾多綜合性、復雜性、系統性科學的研究所得應用到城市空間的技術科學。參照我國目前其他具有空間概念的交叉學科演進的特點,如環境科學與工程,城市規劃可以定位為城市工程的發展雛形,而城市科學作為從事城市理論研究的主體。因此,面向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和我國世界城市的建設需要,城市科學的研究最終將系統性地發展為從城市科學學科,并朝城市學方向發展,起到綜合性支撐我國城市的發展,通過本研究提出的28項重大研究主題,將全面扎實地奠定起智慧技術與城市趨勢接軌,更加深刻地認知我國現階段城市發展規律,為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穩定發展服務。

關鍵字:適應性分析城市尺度

本文摘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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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發展下一程:2016年,你必須知道的28個關鍵場景

責任編輯:editor005 作者:徐振強 |來源:企業網D1Net  2016-02-01 13:41:48 本文摘自:新華網

城市趨勢研究將城市和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它的思考對于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和城市科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是現階段指導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核心理論與方法體系。它的全面推進將有助于從整體角度認知城市發展的本質、城市與區域的空間協同戰略、城市文明的脈絡與走向、城市問題的剖析、解構與緩解、城市統籌效率的協調性等。系統梳理了我國城市趨勢研究發展的歷史背景、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學科(群)建設發展現狀。為了滿足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內在需要,城市趨勢研究必須在現階段圍繞城鎮化的核心問題和我國城市發展的關鍵領域,開展系統性地研究工作,起到支撐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城市規劃、城市生態環境、城市管理、城市社會和城市經濟等為主要切入口,探索智慧技術創新應用的協同設計28個關鍵領域。

一、智慧技術促進城市科學規劃設計與管理

城市規劃學的設立最早源于英國利物浦大學,該校于1909年成立了英國第一個城市規劃系。西方現代城市規劃主要從城市發展研究、城市規劃與設計和城市規劃管理三個方面展開。在城市規劃管理中融入營銷的理念,在經濟競爭的背景下,提高城市吸引游客,居民,商業活動和投資的能力,它逐漸發展成為以工程規劃技術為基礎,由多學科共同復合的綜合性學科。從我國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發展現狀來看,城市規劃目前更多的還是一種技術性工作,尚未形成真正自身的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2011年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人事司委托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制了“增設‘城鄉規劃學’為一級學科論證報告”,此后城鄉規劃學從建筑學獨立出來,正式成為一級學科。

1.1城市與區域空間績效的多元研究與發展戰略

隨著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速度的加速,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已經成為當前城市空間演變的重要趨勢之一。它深刻影響城市的空間形態與資源物質信息資本的流動。與此同時,當前業務化的城市規劃亟需從項目城市空間的同時,充分考慮該城市所處的區域背景,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城鎮格局的動態變化、快速軌道交通的推動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內在動力的影響下,城市間和區域內的競爭,要求城市規劃理論研究和實踐必須向城市空間向區域空間延展。構建空間績效管理的多元理論、方法和評價體系,注重生態與環境要素的融入,加強區域協調,建立以空間關系為核心的區域協調發展的平臺,并基于此,完善城市與區域空間的發展戰略,優化我國城市與區域空間發展格局,在提高整體空間績效的同時,提升城市與區域的發展水平。

1.2城市溫室氣體(或碳)排放估算與低碳城市規劃方法體系

能源是城市發展的首位物質基礎,我國現階段城市能源利用具有對外高度依存、結構高度碳化、利用效率低和污染強度大等特點。既是應對世界與區域性氣候變化的需要,更是為了承載我國城市文明的中長期發展需要,國家提出到2015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標,因此,城市能源必須逐步過渡到可持續、低碳、清潔和綠色的利用形態,這與國際城市能源利用的趨勢保持一致。城市的低碳化與低碳城市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同時也是城市規劃發展的新模式。構建城市尺度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是低碳發展的重要前提。通過與城市規劃的尺度相結合,如城市形態、土地利用、產業發展、能源利用、交通模式和城市建筑等方面,在規劃設計中引入并落實低碳的理念,逐步形成低碳城市規劃的理論基礎、控制性指標體系和規劃設計導則等,從而構建低碳城市規劃的方法體系。當前,城市尺度溫室氣體或碳排放清單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京津冀、山東半島、長三角、珠三角和四川等地區的城市率先展開。在加強城市尺度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研究的同時,注重對能源生產/消費型城市的規劃,提高其應對低碳經濟挑戰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國新區/新城的開發建設,應當從嚴控能源消耗總量與強度的戰略高度,通過低碳規劃實現集約高效發展,促進精明增長。

1.3規劃信息化與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建立與應用研究

在城鎮化過程中,城市規劃實現了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設計、規劃管理、規劃監管、規劃參與、業務聯動的信息化,但仍存在對信息技術的作用認識不足、信息化標準的制定滯后、信息資源難以共享等問題。這與當前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水平不相適應,與此同時,城市規劃過程中涉及可觀的數據資源,相關專項之間存在有機聯系,實現城市規劃信息化,有助于將大數據和云計算的方法引入到城市規劃當中,在實現基礎數據共享化、規劃信息標準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城市空間數據模型,而逐步形成智慧的城市規劃模型。國內正在研究在規劃系統中將CAD、GIS和MIS集成的數據接口,并得到應用。城市空間數據模型是基于GIS的城市虛擬體,它能夠對未來城市空間增長趨勢和特征進行情景預測,對城市/交通規劃方案、土地和房地產政策的系統性效果和協調性進行模擬和評估,可有效提高城市規劃與管理政策的科學性。我國目前主要是基于案例城市的研究及發展趨勢的總結,來探討城市空間增長的趨勢,認為我國城市空間模型分為四類,分別是基于因果關系的城市空間增長影響因素靜態模型、基于空間發展理論和GIS空間分析的準動態城市空間增長模型、基于系統動力學微分方程(組)的城市空間增長動態模型、以及基于微觀主體作用演變機制的城市空間增長模擬模型。國外已經開發出構建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工具(UrbanSim, Tranus, Cubeland等)。伴隨我國城市數量和體量的發展,城市規劃的信息化成為迫切的需要,從自下而上的頂層設計角度考慮,需要對城市的現狀與未來趨勢有動態的仿真模擬與問題警示,因此,從規劃的信息化到城市空間數據模型的構建,是城市規劃研究與實務推進的戰略要點。

1.4加快城市規劃生態底圖的編制與生態城市專項規劃方法研究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其中指出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在城市規劃實務展開之初,應考慮將生態保護紅線等生態文明的要素作為城市規劃的底圖盡快構建起來。在城市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將包括生態環境作為先導性工作在城市規劃中予以規范,將生態作為約束條件,來引導城市空間的優化,避免在城市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規模化規劃建設,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沖擊。與此同時,從主動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可通過規劃來闡述城市的生態內涵。我國生態規劃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起源于土地資源生態化利用的地理學、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生態學以及這兩大理論的結合,為提高該領域研究成果在城市空間規劃中的應用,應將生態規劃系統性地引導到城市生態專項規劃中,將生態指標納入空間規劃設計管理中。與此同時,生態規劃應當從純粹的生態學或生境保護延展為城市性生境的規劃,從系統性的角度,至少解決城市的綜合承載力預測(人口、資源環境、能源等),為城市適度發展提供依據;從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水資源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綜合利用、廢棄物資源化處置利用、低碳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和城市智慧管理等方面展開,建立成熟完備的生態規劃方略,突破僅從生態約束的角度來實施生態規劃,使得該專項規劃與城市的規劃建設相適應,并起到積極作用。

1.5綜合性和公眾參與性為內涵的城市規劃方法學開發與實施

由于城市規劃具有城市規劃的“復雜性”、“社會性”與“非科學性”的特征,因此,城市規劃從以物質空間屬性規劃向區域屬性、社會屬性、生態環境屬性和人文屬性等聚合突破現有的總體規劃格局,實現更加全面、綜合的規劃。開展綜合性的空間規劃是未來我國城市規劃體制改革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城市規劃的實踐已經開始重點關注社會經濟、人文發展、區域協調、環境生態等問題,而且這個關注將會持續下去,最終帶來的是整個城市規劃的體制改革,即從專業性的物質空間規劃轉向集物質、政策、社會于一體的綜合性的空間規劃。集成理論與實務規劃案例研究也需要從分散向綜合豐富完善。與此同時,研究城市經濟轉型中城市規劃的響應路徑。

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已進入快速推進階段,經濟全球化要求未來的城鎮必須具有國際性的競爭力,僅有中低端勞動技能的進城農民、通過高等教育進入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等將成為未來城鎮空間規劃關注的焦點。城市居民階層的分化、社會問題的空間解構等,不僅必須得到規劃設計人員有效的認識和對待,同時也需要提升規劃的公眾參與水平。國外在城市規劃公眾參與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國去借鑒,公眾參與是民主整治的體現與表達,應改善以被動參與為主的局面,使得規劃作為政府核心的公共政策得到廣泛的參與和支持,同時對政府的權利進行有效的約束。城市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權對于我們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諸多社會矛盾、培養公眾的公民意識(包括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等內容)進而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和社會意義。因此,開發綜合性的城市規劃方法學與建立有效公眾參與機制的城市規劃制度的研究是推進以人為本城鎮化的核心,是城市規劃成為公眾權益代表和市民政府的最有效體現。

二、智慧技術助推城市生態文明向縱深邁進

針對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和人口高密度集聚帶來的生態與環境問題,有關城市人居生態學方面的研究活動逐步展開。當前,城市人居生態學已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及制定21世紀議程的科學基礎。正確處理好人地的生態關系是人居生態研究的核心任務。生態衛生、生態安全、景觀生態、產業生態和文化生態將是指導我國未來城市生態與環境研究的基本思路。

生態文明制度、支撐體系和實現路徑的研究是我國城市生態學當前發展的核心。基于生態代謝原理的城市永續資源能源科學體系的研究應用是未來發展的重點。世界博覽會在160余年的歷史上,不但引領未來科技的發展方向,而且也在努力闡釋科技對市民生活的有益改變。上海世博會和北京園博園等城市生態實踐為我國城市生態科學發展提供了光明的圖景。為了支持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城市生態學研究應當加強在優先主題方面的研究產出,為服務城市生態文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科學決策依據。

2.1深化對城市形態功能的演變與局地生態系統變遷的耦合關系和影響路徑的研究,調控城鎮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壓力

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生產、生活、還原再生功能,它們是既相互區別又密切聯系的統一體,并且這些功能與其結構有一定的對應關系。如要供給一定質量的生態環境,就需要使城市生態環境具有較強的可代謝各種廢物的能力。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發生發展歷史,以找出其已有的動態變化規律和特征,還要對城市生態系統的現狀做出評價,對其未來發展變化趨勢做出預測,從而有針對性地對其進行調節和控制,以期達到城市生態系統的最佳功能。

評價城鎮生態支持系統的方法,如能值分析法、物質代謝全過程的生命周期分析法、基于反饋機制的生態控制論分析法、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自然資產評價法和基于土地利用的生態足跡法等進一步得到優化,更加趨向從多要素、多變量、復雜過程和交叉性的角度來細致地分解并城鎮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劑量效應關系,分別從能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以及空間、時間尺度上評價和分析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生態過程。從過程的量化走向關系的序化、從數學優化走向生態進化、從人工智能走向生態智能。

2.2強化對城市生態功能的演變與氣候變化的響應關系的研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對城市文明可能造成的沖擊的抵御能力

城市生態系統的功能是靠其中連續的物流、能流、信息流、貨幣流及人口流來維持的。它們將城市的生產與生活,資源與環境,時間空間,結構與功能,以人為中心串連起來。厘清了這些流的動力學機制和調控力一法,就能基本掌握城市生態系統中復雜的生態關系。氣候變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影響和沖擊已經成為城市未來發展必須面對的事實,氣候變化正對城市的碳收支平衡造成影響,使得城市的脆弱性伴隨城鎮化的推進,逐漸暴露出來。世界范圍內,不同的城市在對抗災害或環境問題的沖擊時,顯現出截然不同的韌性,如在地震災害方面,2010年海地遭遇7.3級地震,海地首都太子港基本被摧毀,全國約30萬人喪生,2012年3月墨西哥格雷羅州梅特佩克市遭遇7.4級地震,全市經受住了該地震,僅傷亡2人。在城市洪水方面,2010年巴基斯坦去年遭遇特大全國性洪災,大約2000人喪生,1100萬人無家可歸。2011年9月洪災導致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陷入癱瘓,街道因積水無法通行、汽車受困、加油站受淹,市政部門缺乏有效排水手段。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洪水防御系統使得該市能夠抵御城市洪水的侵擾,成為防洪城市的典范。瑞士再保險最新報告對全球616個中心城市內17億市民面臨的自然災害風險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全球范圍內受到水災威脅的人數超過任何其他自然災害;從面臨災害威脅的人數來看,亞洲城市風險最大。在城市經濟方面,美國底特律(美國汽車之城、世界汽車工業之都)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全澳汽車中心)的經濟狀況是非常類似相似的,同樣受到類似的沖擊,但是他們的應對方式迥異。最終,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城市。因此,強化對城市生態功能的演變與氣候變化的響應關系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文明對氣候變化的抵御能力。

2.3深化對城鎮化進程中生物多樣性的變化特征與影響機制的研究,識別和緩解人工環境構建對城市綜合生態鏈的沖擊

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的空間結構對生物的多樣性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早年就有學者揭示了該現象并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深化研究城鎮化進程中生活多樣性的影響因素、變化特征與影響機制,對于識別和緩解人工環境對城市綜合生態鏈的沖擊具有方法學意義。通過對城市生態系統評價、預測、區劃、規劃、優化模型研究,用動態系統論方法、數學模擬等動態研究城市變化對于城市生態系統的影響,通過主動減緩影響和被動開發適應性策略,來保障城市住區生物的多樣性,實現市民與生物的和諧,營造生態良好的生物環境。

2.4深化對基于我國國情城市人居環境問題診斷和調控改善的研究,促進城市人居環境科學微觀和宏觀尺度研究的耦合

城市的表現形式是社區、城區和區域的格局、形態,而城市的內部核心是生態的“生”。人作為復合生態系統的主體,其日常生活活動對城市生態系統功能的好壞起著重要作用。從可持續發展的口號走向生態建設的具體行動,這是當今國際城市人居生態研究的主流。徐匡迪曾指出,全球公認50%是一個轉折點。在達到50%以前,城鎮化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拉動,而且主要是以生產輕工業品和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超過50%以后,就要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但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動力,這個時期可能會是城市病集中爆發期。我國大中城市不同程度面臨著人口膨脹(密度過高)、、市政設施負荷過重、能源短缺、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嚴重、城市生態失衡、土地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紊亂(犯罪)和社區衰落,建設資金短缺、地價昂貴、住房緊張、貧富懸殊等問題。這些都是我國目前人居環境的突出問題,以城市空氣污染為例,城市病發病的城市占到中國城市的,危害人口4.4億。從2013年12月1日開始,江蘇、浙江、上海等地發生了嚴重的霧霾,5日上午10點,南京市的PM2.5濃度高達411微克/立方米,上海市PM2.5濃度達到459微克/立方米,都遠遠高于國家標準。因此,應當正確認識城市病的存在,通過診斷城市的發病機理,提出對城市進行批量“體檢”,掌握我國城市病態程度與時序性的動態變化特征,為城市病治理提供量化或半量化的依據,盡量避免成型、特別是成規模的產業格局對于城市病的貢獻,通過升級改造而對社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沖擊,如,由于大城市病的倒逼作用,北京為疏散百萬人口于2013年12月底發布了整體搬遷若干人口和交通集聚業態的報告。深化對基于我國國情城市人居環境問題診斷和調控改善的研究,以促進城市人居環境科學微觀和宏觀尺度研究的耦合。

2.5深化對可持續城市生態代謝系統結構的認知與調控機制代謝研究,促進城市產業生態學的研究與政策應用

城市代謝過程研究是實現城市生態規劃和環境管理等實際工作優化與決策的關鍵理論問題之一。深化對社會、經濟、自然生態系統各組成要素基本特征的研究。如城市人口、城市氣候、土壤、城市生物、商業、工業等的基本特征,以及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及效應。這些單項的基礎研究是構建城市總體系統模型的基礎。產業過程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生產、加工、消費、流通、還原的一類復合生態過程,涉及物、事、人和環境相互關系的生態學。運用能值方法和評價指標,研究城市生態代謝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特別是與土地利用之間的耦合變化關系,識別調控的機理,通過重點研究生態城、生態住區、生態交通、生態代謝、生態能源、雨水資源利用、生態修復以及生態產業的規劃設計管理等,來促進城市產業生態學的發展。

2.6城市環境總體規劃方法學開發與實務規劃的實踐

伴隨城市環境問題的不斷出現,城市環境總體規劃作為城市環境規劃的升級方法,用于提高城市環境的綜合管理依據,其方法學正處于開發和初步的試點階段。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編制探索應當充分尊重環境要素的特性,如空氣污染和流域水污染的區域性等,反映區域協同的理念。在生態文明制度、我國轉型發展和城市環境質量總體欠佳的背景下,城市環境總體規劃的方法學創新具有良好的生命力。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規劃方法,特別是要在空間的概念上進行規劃,使得規劃兼具學術性和可操作性。增強實務解析水平,并與相關規劃,特別是城市規劃做好銜接與互動,使得環境總體規劃從理論到實踐的有效促進和良性延展,全面保障城市生境環境質量。與此同時,為了保障環境總體規劃的順利有效和成功展開,必須強化對政府環境績效考評的系統性研究,使得環境總體規劃能夠成為有效指導政府規劃行為的依據。

三、智慧技術加速城市管理向治理提速躍遷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城市管理學首先在美國起步,逐步形成了六大學派:方法學派、經驗學派、行為學派、社會學派、決策學派、數量學派。城市管理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既要配置城市資源,也要調整城市社會關系。城市管理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城市營銷理論(經營城市理論)、城市競爭力理論、數字城市理論和生態城市管理理論等。相應的城市管理手段和方法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城市聯盟、社區自治和精明增長等。

城市管理研究是城市科學研究中近年來迅速發展的新興領域。我國城市管理學誕生于1985年,以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理論著作—《城市管理學原理》為標志。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改革是要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必然帶來城市的對內對外的全面開放,因此,城市管理成為需要發展與強化的重點城市學科。中國城市管理所面臨的環境形勢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紛繁復雜。政治環境變化、科學技術進步、生活方式改變給全球以及我國的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挑戰。城市管理不僅指對城市基礎設施,也包含了對城市經濟、城市社會和城市環境等方面的綜合管理。與此同時,在全球化進程中,城市的運行方式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城市管理必須面對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重大問題。城市之間的競爭和城市內部眾多行為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日益網絡化,面對城市內部越來越突出的各種問題,城市政府如何轉型和定位就成為城市管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管理為了處理城市問題,比如社會福利問題、老齡社會問題、獨生子女教育問題、人口結構問題等。2000年5月,聯合國人類住區中心發表了關于《健全的城市管理:規范框架》的宣言草案,旨在發起一個“健全的城市管理全球運動”。該框架引起了全球對城市問題及城市管理的重視,推動了城市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與完善。

城市管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探討可持續城市管理理念、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模式與手段;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探索城市經營模式;強調建立多元主體的城市管理模式;探索數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論和實踐。

目前我國專業城市管理人員或城市規劃、城市策劃等管理人員缺口至少達200多萬。隨著我國改革與城鎮化進程加劇,為了解決城市管理中面對的層出不窮的難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入研究城市管理理論和內容,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也會更加的促進城市管理學的繁榮,城市管理學將會迎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城市管理的研究將與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多學科領域結合緊密,城市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將會發展完善,包括城市經濟管理,城市社會管理、城市建設管理等多個分支。目前,城市管理學科缺乏獨立完整的理論框架,可以說學科框架基本上是按照研究內容分塊羅列,不成體系,缺乏理論邏輯。從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來看,從2001年之后關于城市管理的相關研究開始快速發展起來,到2007年達到峰值。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我國城市管理發展的新需要,智慧技術與城市管理結合從如下方面展開應用創新,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3.1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升級路徑與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的研究,促進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傳統的城市管理被認為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是城市管理唯一的合法主體。起初,這種城市管理主體的單一性與城市功能的單一性相適應。但是隨著城市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經濟全球化、急劇的市場競爭、資本的快速流動、不斷分化的利益群體、緊張的公共財政、公民社會的崛起等。單一的管理主體已無法滿足城市公眾多元化的要求,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漸不能滿足城市市民的需要。城市變化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外觀,城市的運行方式也隨著經濟關系的演變而變化。可以說,幾乎生活的所有方面,舊的秩序正在瓦解或披上新的外衣。這些激烈的變化和挑戰都刺激著人們對當代大城市的思考,構成了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變革的背景。

城市治理是在復雜的環境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城市公民共同參與城市管理的方式、過程和機制。它是對傳統城市管理模式的變革與創新,是城市政府統治的現代發展形式。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強調主體多元化。主張為了徹底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問題,不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組織的充分發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會的廣泛參與和公民民主意識的增強。與傳統的城市管理相比,城市治理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代表更廣大公眾的需求,增加城市福利、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探索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級的路徑是對當代城市管理學科發展提出的強烈訴求。

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體系中,發展不同空間尺度的城市治理機制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現代的城市已經不再是一個相對于農村的概念,必須針對城市區域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建立不同空間尺度、不同運作形式的城市治理體制,多維度、多角度解決城市面臨的問題,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機制與模式,促進城市空間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3.2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物聯網的網格化智慧城市管理體系的構建與應用,促進城市管理實現網格化精細化的聚焦和綜合管理效能的提升

發展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城市對城市的經濟轉型、居民生活方式變革、環境保護和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建立數字化的城市管理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電子政務系統、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網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未來城市管理數字化的主要發展方向。

從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GBCP模式)向智慧化城市管理模式升級。將網格化作為基礎,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是基于物聯網、傳感、感知世界,基于互聯網、網絡,將信息傳遞到各個部門當中,對數字城市的信息進行展現,向各個應用部門反饋這些信息。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將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進行模式分析,獲取可視化的位置信息,為智慧城市管理體系提供基礎數據。應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統,有助于實現管理的有序及社會的和諧,能夠大大降低政府公共服務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和水平。網格化精細化的城市管理實現了城市管理的流程再造,使城市管理由過去的粗放、被動、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統轉變,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建立城市管理長效機制做出有益探索。

智慧城市管理體系需要能夠對這些信息進行計算、管理,它是一個政府城市運作、管理和服務的平臺,提高政府的信息利用水平和政策制定水平,促進城市信息資源的共享和開發利用。

3.3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制度、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的創新,促進城市管理中政府和城市各主體之間管理關系的以人為本

城市管理的價值取向應當該是讓公眾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管理模式的導向就應該是公眾滿意。堅持“以人為本”為宗旨,是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面對現階段城市管理出現的各種問題,從城市管理的行政執法制度出發,從運行模式、管理方法、執法機制等多方面出發,要轉變意識,健全法制,明確劃分部門職能,深化體制改革,實現從傳統城市管理向多元化的城市治理轉變。

推進我國城市“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把效率、效益、效能作為改革的主導目標。強調建造一個提供優質服務并以顧客滿意為導向的政府。“新公共管理”理論所體現出的高效導向推動了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進程,向城市經營引導。城市經營是指城市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城市資源加以優化整合,促進城市的發展,提高城市的經濟社會效益。與城市經營模式相匹配,在城市管理制度上我國學者也在對美國的“城市經理制”展開研究。與此同時,“城市經營”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城市管理研究探索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發展也將有利于提升我國城市運行及管理效率。

3.4城市管理工作績效評價體系、方法學與公眾滿意程度評測的研究

城市管理工作已經深入城市生活各大領域,城市管理的績效評價能否客觀公正,將對城市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工作的績效水平直接影響城市管理的能力與效率,應當以公眾社會滿意為導向,構建城市管理工作績效評價體系與其方法學,并將公眾滿意程度作為評價的核心方面,使得城市管理工作向堅持以人為本的方向,模糊層次分析法、平衡計分卡、模糊綜合評價等均可以應用到城市管理績效的考評研究中。

3.5借鑒國外城市先進應急管理和反恐經驗建立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逐漸成為影響城市自組織體系代謝平衡的關鍵點。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政府和公眾才逐漸認識到城市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對于城市的沖擊影響。此后發生的2003年SARS、2009年H1N1和近年來中國出現的區域性灰霾等為代表的公共衛生事件;2003年美加大規模停電、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漏和2013年中國青島中石化黃濰輸油管線輸油管道破裂事故為代表的公共基礎設施事件;2013年美國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大約60座城市麥當勞、漢堡王等快餐連鎖店外罷工為代表的公共服務事件等,均表明城市安全和城市風險管理必須成為城市管理學研究的重點。借鑒國外城市先進的應急管理經驗,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國的城市應急和反恐能力得到質的提高,高密度住區和地質災害中城市的應急對策。由于城市在人口、重要階層和重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高度集聚性,成為城市恐怖主義的攻擊重點,研究和部署城市反恐安全防范成為主動防御的主要路徑。與此同時,通過國際間大城市現狀應急管理體制的比較和基于國情的國內城市的比較,強化公眾參與機制的引入,形成我國不同層次城市的風險管理理論和方法學,構建我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

3.6以“公眾參與”為方式的主體多元化管理

主體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城市多元主體通過參與影響公共決策,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過程。強調城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是要綜合運用國家機制與政府組織、市場機制與營利組織、社會機制與公眾組織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發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構建一種全民參與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

作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參與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過程中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之間在不同領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動的關系。參與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務的有效解決,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發展。全過程參與機制的建立有利于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合作,為社會相關利益群體表達意志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平臺,有利于充分實現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增強社會對城市的認同感,能夠為城市的健康和諧發展奠定穩固的社會基礎。

四、智慧技術聚焦城市社會學實現公民社會

作為城市科學和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人類聚居都市這一社會現象作為研究對象,應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城市社會生活、社會關系、社會問題以及城市規模、社會結構、社區組織、城市社會發展規律等問題。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必須和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法學等結合。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 Park)是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他于1916年出版的《城市:對都市環境中人類行為之考察的建議》,以及1925-1926年他和伯吉斯-麥肯齊(P. Macerge)合編的《都市》和《都市社會》等著作,奠定了西方城市社會學的基礎。1982年由美國威奇塔大學的約翰·W·巴杜(John·W·Bardo)和約翰·J·哈特曼(John·J·Hartman)合寫的《城市社會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城市社會學的基本觀點。中心商務區(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城市社會學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Burgess于1923年提出。

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后,中國社會學家在眾多的理論中選擇了以芝加哥學派的理論為指導,以“社區研究”方法實踐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目標。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與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是社會學中國化進程中代表著作。

我國上世紀80年代,廣州市的城市社會問題首先得到系統的研究(頌揚1982),中外城市社會學界學術交流增多,于光遠同志在上海市社會學學會1981年年會上,呼吁我國要開展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他指出“城市是一個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它對整個國家,至少對整個地區是一個中心,它的發展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光搞城市建設不夠,還有社會問題。你到郊區去,第一個問題不是生活不便而是教育水平不高,沒有好的學校,總之搞城市計劃光搞建設不考慮社會問題不”。1983年,上海市社會學會成立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組,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市社會學。

李強等人結合對北京城市生活的調查,從城市社會學的理論不斷探索總結。以為我國城市社會學領域較為有影響的七個理論流派:(1)傳統城市生態學派:重于“生態”,將城市社會視為一個生命網;(2)社會文化生態學派:突出文化、價值觀的重要作用;(3)新正統生態派:更突出生態因素,文化現象并不在人類生態領域之外;(4)城市規劃界的生態城市思想:城市與自然相平衡;(5)城市社會活動形式理論:對比城市和農村在社會關系、人際交往等方面的差異;(6)城市政治經濟學派:強調政治經濟因素對于城市的重要影響和作用;(7)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同心圓、扇形和多核心模型。

我國城市社會學的主要任務是:(1)揭示城市經濟建設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為制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提供科學依據;(2)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城市化道路問題,探索怎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3)研究解決各種具體的城市社會問題的政策和措施建議,以供城市決策部門參考。中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1)城市的社會歷史,包括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城市的社會職能,城市發展的社會規律等;(2)城市的社會結構,包括城市的區位結構、人口結構、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等;(3)城市的社會功能,包括城市的政治功能、生產功能、文化教育功能、生活功能等;(4)城市的社會問題,包括城市的住宅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犯罪問題;(5)城市的社會管理,包括制定科學的發展計劃以及各方面的合理制度等。

根據我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向,面向2049我國城市社會發展的新需要,城市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五大方面展開深入研究,以保障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繁榮。

4.1基于社會學視角,研究社會轉型期城市社會問題防范與解決,促進社會穩定

通過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現狀進行研究,探索中國城市發展的未來,避免重復其他早發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犯過的種種錯誤,解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使我國城市走上理性化發展的道路,有助于實現城市的穩定。

4.2外來(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認同融入理論及其實現路徑研究

城市社會印象是外來人員對城市認同感的體現。城鎮化進程中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使得人口的流動性顯著增強。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居民素質、文化底蘊、生態環境等四個方面,籍貫、城市居住時間、職業身份、性別影響著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國外學者于上世紀80年代就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嘗試研究控制城市增長和維持生活質量的路徑。從城市社會學和認同心理學理論來看。外來人員城市社會認同感關系到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發展,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

4.3城市權力空間結構與居民社會關系的響應機制與調控方法

社會的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需要經過無數個單元的社會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本身呈現了一種現代性的實際進程。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與社會相互交織、相互塑造。空間形態演變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動因,與此同時,流動人口對社會空間轉型的影響。新都市社會學可能成為空間概念與城市社會學結合后,產生的新興研究焦點。

4.4城市用地性質的社會學評估與不同穩態的社會城市用地結構

城市化中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城市中沒有經濟社會價值的區域,存在“零價值區”、“負價值區”、“城市失用地”和城市“孤島”,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社會學價值,應當綜合考慮從社會學角度評估城市用地,并構建基于穩態社會理論的城市用地結構,使土地城鎮化與社會穩態協調同步。

4.5與城市化進程相適應的城市社會現代性的建構與落后解構

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存在著“解構”與“結構”的雙重嬗變,通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系統解構”和“系統結構”的雙重不適應問題。城市化在改變著中國,以往的社會存在被“解構”的同時,亦表現為某些落后的社會傳統和新社會存在被“結構化”和“固化”的現象,某些新的社會要素雖然以新的面貌出現,但卻是傳統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現則成為社會進步的桎梏。當代中國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雖然不完全與城市化進程有關,但是,卻與城市缺乏現代性的建構有關。社會發展階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會現代性的建構。

五、智慧技術調節升級城市經濟創造新動能

城市經濟學是城市科學中以城市為系統,研究如何滿足城市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應用性分支學科。美國學者威爾帕·湯普森(Wilbur Thompson)于1965年出版的《城市經濟學導言(TheIntroductiontoUrbanEconomics)》,是城市經濟學的第一部專著,既是中觀經濟學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包括:對城市的經濟要素,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分析,回答有關城市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問題,揭示城市經濟的本質和發展動力與條件,為制定城市經濟方針,政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為管理好宏觀和微觀的城市經濟,形成有效的調節和控制系統奠定理論和方法基礎。

在城市經濟動力研究方面,俄林以馬歇爾集聚經濟理論為基礎,在其代表作《地區和國家間貿易》中進一步把集聚經濟劃分為廠商內部的集聚經濟、地方化經濟、城市化經濟、產業間的聯系經濟等。此后,胡佛在俄林提出的集聚經濟的基礎上,認為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對于城市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決定意義。在城市產業經濟研究方面,Grass在1922年曾提出:城市主導型產業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商業,第二階段是工業,第三階段時物流業,第四階段是金融與商貿融合型服務業,而且第四階段具有更大的產業集中度。克拉克(1940)、庫茲涅茨[146](1985)及霍夫曼等人(1985),通過統計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三大產業的變量及其此消彼長,總是伴隨著產業微觀結構的變動而不斷演進的。當經濟發展到最高階段時,第三產業將在后工業化國家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隨著交通網絡和設施的不斷完善,使大型生產部門遷往大型城市的邊遠地區和較小的城市成為可能,而大型城市中制造業的核心地位被指知識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第三產業所取代。主要核心城市的產業功能逐漸完成由制造高端商貿服務業及其配套服務業的過度,逐步邁向后工業化時代。因此,對于大城市而言,將建設金融中心和商貿中心的目標作為城市發展的規劃符合城市經濟學原理。

在城市勞動和人口經濟方面,農業、工業和商業的比較利益差異使得勞動者從農業部門流向工商業部門。農村人口迅速向城鎮集中造成城市工人生活狀況惡化,引起勞動力市場過度競爭,從而影響經濟的發展。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橋根森以及托達羅等提出的鄉-城人口流動模型,以及模型揭示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而促進城市發展的內在機理。

在城市交通經濟方面,自工業革命創造現代化大都市以來,城市交通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就一直成為城市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交通的經濟狀態在于交通基礎設施和交通工具的最佳配合,及單位交通基礎設施能夠運載更多的交通工具。城市交通有較高程度的公共經濟屬性,而構成城市交通的各個部分的公共經濟屬性差異性較大,這對于政府制定相應的公共經濟政策導向性很強。鑒于土地和交通資源的有限性,通過經濟政策方法,提高現有交通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節制需求方面采取措施。

近年來,空間經濟學研究的是關于資源在空間的配置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以克魯格曼、藤田昌九、維納布爾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把空間納入經濟學分析中,使得城市形成與發展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高度。

當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要求下,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挑戰和城市間、區域間城市經濟競爭的要求,保障城市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當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重點。

5.1基于空間體系的經濟學模型在城市與區域界面的應用

將空間經濟學中的三個主體模型(區域模型、城市體系模型和國際模型)應用到城市結構中,對城市與其區域結構進行微觀分析,闡述了城市形成的微觀經濟機制。根據“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地帶理論”、“增長極理論”、“核心-邊緣理論” 等(針對大都市區)“中心地理論”、“點-軸漸進式擴散理論”、“網絡型城市理論”等(針對城市體系)戈特曼的Megalopolis(針對都市帶)“三地帶學說”(針對都市圈)和和基于citistate理論的我國城市經濟區域發展學說等構建城市空間經濟模型,對城市體系形成的機制和自組織過程的微觀機理進行分析、演化模擬,評價城市和區域的經濟績效,基于計量經濟學模型研究能源約束條件下的城市經濟。空間體系城市經濟模型的構建在國內城市經濟學研究中是個挑戰,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研究的方向是否基于環境約束的可持續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目前在城市經濟模型構建方面的國內文獻報道較為有限。我國城市經濟具有鮮明的自我特色,開發適合我國城市的空間經濟模型,對于指導城市與區域的科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特別是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缺乏計量的城市經濟,使得全面把握中觀尺度的城市經濟十分困難,不利于政府經濟決策的科學化。

5.2基于多元理論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路徑與經濟績效研究

我國宏觀經濟處于調結構促增長的背景下,由資源作為城市主導經濟的城市面臨二次發展的困境。國家提出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明確262個資源型城市到2020年,資源枯竭城市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轉型任務基本完成。資源型城市的轉型關系到國家能源戰略及全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揮。自2006年以來,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發展一直是研究的重點,產業轉型障礙是經濟轉型最大的難點,根據國家對資源型城市的四種分類(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從多元理論研究經濟轉型的路徑對策,如產業經濟發展理論、城市發展理論、資源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理論和城市化均衡理論,認識產業重構、土地整理、人力資源開發和技術創新等方面對于資源型城市實現經濟轉型路徑的啟示。通過績效評價體系的開發,分析轉型的成效。

5.3城市經濟脆弱性評估與風險預警機制研究

當前,城市經濟的脆弱性(或景氣程度)研究,主要集中的礦業城市、石油城市、旅游城市和氣候條件惡劣的城市,通過研究城市的經濟系統應對能力和脆弱性發展過程與機理,對科學認識城市經濟的景氣程度有良好的作用。在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應對潛在的經濟風險和避免在國別和區域經濟中處于危險的位置,必須強化對經濟脆弱性的評估,并建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特別是對于我國中大型和特大型城市。2013年,美國底特律(美國汽車之城、世界汽車工業之都)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全澳汽車中心)的經濟狀況是非常類似相似的,同樣受到類似的沖擊,但是他們的應對方式迥異。最終,底特律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城市。中國城市經濟應當結構性風險,規避邊界效應和蝴蝶效應對于城市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

5.4不同產業形態(經濟業態)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機制、適應性分析、績效評價與優選策略研究

為了繁榮城市經濟,研究性大學、體育賽事、文化產業、會展、休閑生產性服務業和旅游等,以及不同的空間功能,如開發區、商務區、總部經濟和城市綜合體等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機制、適應性分析和績效評價,對于鞏固城市經濟的地位,促進城市產業的轉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結合適應性分析,針對城市運行階段特征的績效評價體系,從而提出適合的產業形態(經濟業態)策略,使得對城市經濟的整體性規劃布局和中觀經濟系統邊際效率最大化。

5.5城市經濟競爭力模型開放應用與多元投融資機制的設計與運行

我國開展城市競爭力研究由來已久,指標分析、數量模型系統以及專家系統等方法是評價城市經濟競爭力的傳統工具,通過競爭力比較分析,研究城市之間經濟差異的原因,通過因子分析、引力模型和數據包絡分析DEA等工具開發城市經濟競爭力測算模型,動態評價城市在區域空間的經濟水平,為城市經濟的差異性提升提供依據。與此同時,城市經濟中以投融資為核心的資本運作,將成為城市經濟升級動力的主導部分,特別是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開發城市投融資模式或平臺,特別是為欠發達地區,提供有效的資本融合,釋放資本要素的經濟效應。

5.6產城一體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城(新區)空間職住平衡的地產開發運營模式

城市新區開發與建設是我國當今城市發展的主要態勢,但很多新區面臨著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城市社會服務設施和基本功能薄弱、新區入住率偏低、產業競爭力弱、新老城區功能銜接不夠等諸多問題。在地產開發運營中,應將“產城一體à融合à互動”作為產業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核心路徑,特別是要與當地與區域發展相適應的產業水平來吸引人口的集聚,并配套優質的公共服務,實現空間上的職住平衡。產業定位和發展導向政府與市場可以協同推進實現,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則需要從頂層設計對教育和醫療衛生進行改革,目前在體制機制上不夠順暢,自上而下推進改革有難度。但對于局地的地產開發,至少應當對區域內人口的教育和醫療提供與所在城市一致或接近的服務。北京由于高房價與買房限購等原因,使幾十萬北京上班族選擇河北燕郊作為“睡城”。為了能擠上公交車,上班不遲到,他們幾乎每天早上五點就得出門,奔波在“朝五晚九”的上下班路上。嚴重影響了生活的質量,對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有限。地產開發運營作為主力應探索產城一體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城(新區)空間職住平衡的多元模式,城市經濟研究者應努力為多元模式的實現提供有效的經濟理論支撐、方式解析和有效的對策。建立城區產城融合的測度方法,將產城融合、互動的理念在城市規劃中予以實現,從產業選擇、功能定位、人口安置、空間結構和功能布局等方面進行規劃探索;深究產業布局規劃的空間協調性;提出不同地區產城單元的生長模式,進而從空間上予以適當地布局等。

城市趨勢研究在我國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展現出強大的學科發展活力和研究指導價值。上世紀80年代,錢學森在我國城市科學誕生之初提出建立城市學,吳良鏞等專家曾指出,現在就建立城市學,條件還遠不成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發展過程,現階段以先建立城市科學比較實際。本研究從我國城市科學發展的歷程出發,揭示了該學科發展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城鄉發展戰略之間的密切聯系。從學科發展的角度,將城市規劃學、城市生態與環境學、城市管理學、城市社會學和城市經濟學等(城市交通學正在形成中)作為支撐城市科學的二級學科,全面系統性地展望了學科在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中面臨的研究任務。有學者指出,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仍然以城市的物質空間規劃為主,與國際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有一定的距離。首先,國外城市規劃越來越重視區域研究,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基本是一體的;其次,城市規劃越來越關注經濟、社會、環境等內容,工程性內容的比重不斷下降。隨著國際城市規劃設計團隊參與到我國城市規劃實踐中,將會促進國內相關大學城市規劃學科建設向城市科學的學科建設調整是必然趨勢。盡管城市規劃學經名稱調整后,從建筑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級學科(城鄉規劃學),但城市規劃仍具有鮮明的工程設計的特征,它是將眾多綜合性、復雜性、系統性科學的研究所得應用到城市空間的技術科學。參照我國目前其他具有空間概念的交叉學科演進的特點,如環境科學與工程,城市規劃可以定位為城市工程的發展雛形,而城市科學作為從事城市理論研究的主體。因此,面向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和我國世界城市的建設需要,城市科學的研究最終將系統性地發展為從城市科學學科,并朝城市學方向發展,起到綜合性支撐我國城市的發展,通過本研究提出的28項重大研究主題,將全面扎實地奠定起智慧技術與城市趨勢接軌,更加深刻地認知我國現階段城市發展規律,為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穩定發展服務。

關鍵字:適應性分析城市尺度

本文摘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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