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指的是通過應用最新的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技術，實現城市信息實時感知和資源“智慧化”配置的全新城市形態。近幾年來，智慧城市在我國發展迅速，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布局、信息技術更新等領域相繼取得長足進步;但是在政府治理創新領域，卻發展緩慢，成效甚微，以至于落后的治理網絡無法滿足智慧城市的發展要求。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的不相適應。

第一，政府治理結構與智慧城市資源形態的不相適應。資源是城市運轉的核心，智慧城市與傳統城市相比，資源形態發生了三點重要變化：資源類型由實體走向虛擬。在傳統城市中，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局限和信息技術水平的落后，城市資源的類型比較簡單，主要以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等實體資源為主，但隨著智慧城市的崛起，海量信息數據大量涌現，虛擬資源在城市資源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資源格局由分散走向緊密。由于缺乏聯動機制，傳統城市中資源主要以分散的形態存在，而在智慧城市中，借助廣泛互通的物聯、互聯網絡，資源的整合水平不斷提高，各類資源間的聯系日趨緊密。資源消費由線性走向循環。傳統城市經濟增長以消耗實體資源驅動，實體資源的特點是消費的人越多，資源總量便會越少，但在智慧城市中，經濟增長主要由挖掘虛擬資源驅動，虛擬資源的特點是消費與生產的同時進行，消費的人越多，資源總量便越大，從而表現為循環。這三點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的運行基礎，繼而對城市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政府作為智慧城市資源的配置者、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理應根據這些變化對自身結構進行調整。但總的來看，在我國現有的智慧城市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延續著傳統城市下的治理結構，各管理層級和平級部門之間等級分明、彼此孤立、缺乏聯系的現象并沒有消失。實際上，這是一個日益扁平化、緊密化、多元化的城市資源形態與層級化、分散化、單一化的政府治理結構之間的矛盾，如果不突破這一局限，將會很大程度地阻礙智慧城市資源的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

第二，政府治理過程與智慧城市運行機制的不相適應。智慧城市運行的本質，是借助于高效的智慧技術，讓每個人都融入城市的治理網絡，以創造一個開放、緊密、和諧的城市環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讓每個居民真正成為城市的主人，政府必須保證自身的治理過程始終在透明、開放且多方參與的環境中進行。但現有智慧城市政府顯然與這項要求還存在相當大的距離，政府治理過程仍比較封閉。這首先表現在政府對于公共數據公布的態度上，發布數據慢、發布數據質量低、發布數據種類少的現象比較普遍;其次，治理過程社會參與度低，政府主導智慧城市的建設和運轉，對個人、企業、社會組織開放的通道相當有限;最后，治理的維度比較單一，仍以傳統城市形態下，由上至下的單向治理為主。這些缺陷對智慧城市的健康運行造成了阻礙：政府信息開放程度的低下使得民眾對公務事務缺乏了解，無法有效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社會主體參與的缺失則損害治理的完整性，部分群體人為被排除在制度體系之外;單一的治理維度忽視了智慧城市多元互動、多向協同的客觀規律，從根本上造成了治理過程與智慧城市運行機制的脫節。

第三，政府治理能力與智慧城市發展要求的不相適應。智慧城市之所以“智慧”，就是因為整座城市能夠針對現實問題，進行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后，給出一個最優的解決方案。舉例來說，某城市中有條道路在上下班時間特別容易擁堵。當發生擁堵時，在傳統城市形態下，交警就會及時出現疏導交通，指揮后面的車輛繞行;但在智慧城市中，交管系統不僅會出面疏通交通，而且會給后面的車輛規劃出一條最佳的繞行線路，并同時給沿途的機構場所和社區發布擁堵消息，以供相關人員錯開高峰，有序出行。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智慧城市的發展要求，不僅僅是通過智慧技術解決問題，更是要通過智慧技術最優地解決問題。經驗告訴我們，要想又快又好地解決問題，根本抓手在于切實增強政府治理能力。衡量智慧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可以用三個標準：完整性，即政府治理范圍能涵蓋各個城市子系統;協同性，不同類型、層級的體系機構能有效聯系;靈活性，根據問題靈活地關聯各子系統參與治理。三個標準既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也是構建智慧城市善治體系的關鍵參照。但就目前看來，現有智慧城市在政府治理能力創新上尚未形成深入和專門的思考，不僅無法滿足以上的三個標準，而且“管末治理”的思維依舊根深蒂固，解決問題方式比較孤立、被動，無法主動滿足智慧城市運轉的全局性、靈活性要求。

總而言之，政府作為智慧城市的直接參與者、規劃者和管理者，對智慧城市的正常運行有重要意義。因此，針對這三點不相適應，現有智慧城市政府應該加大理論研究力度，更加深入地認識智慧城市的本質和實際意義，主動地從治理結構、治理過程、治理能力上發起一場全方位的變革。否則，只重技術之“智”，而輕治理之“慧”的智慧城市將只是一片徒有科技虛名的水泥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