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在這個過程中,“智慧城市”一詞頗為吸引眼球。現在,全國47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中,有43個提出建設智慧城市;超過63個地市、162個區縣提出了未來要參與智慧城市建設。
其實,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與“信息化手段”相關的表述多次出現。這意味著,以智慧城市等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革命,將加速而至。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涵義?業界一直沒有定論。有一種形象而有趣的說法,將“智慧”的英文SMART的5個字母拆開——S,代表服務;M,代表管理;A,代表應用;R,代表資源;T代表技術——即以技術為導向,利用資源因地制宜,用創新的應用使政府管理更智能化,為公眾提供智慧的服務。
事實上,智慧城市興起的時代背景,與以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在國內開始大量應用有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以“智慧”與“低碳”為抓手,全面推動信息技術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應用,在基礎設施、傳統產業領域提供信息化解決方案,吸引更多互聯網企業參與其中。
前不久,“2014中國智慧城市創新大會”在廣州召開,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局長徐愈在會上表示,建設智慧城市,就要加快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在線旅游等新興產業服務業增長;同時創新電子政務,避免重復建設,節約財政支出,讓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公共信息資源的社會共享,提高市民的信息素質。
中國智慧城市產業聯盟秘書長熊垓智表示,在最近兩年的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企業遇到不少瓶頸和障礙。很多地區對智慧城市的理念很模糊,也不知道究竟該怎樣建設智慧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已經印發了《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那么,如何才能促進智慧城市持續健康發展?
智慧城市,智在何處?
“在城市工作的人,通常每天工作8個小時,如果用4個小時去通行,就會使交通情況越來越復雜,并在客觀上增加私家車輛保有量,很多城市沒辦法承載這么大的負荷。我們現在面臨的困境是,汽車使用量的增加會增加碳足跡,而公共汽車可以幫助緩解這一問題,因此,公共交通也是智慧城市的組成部分。”泛美開發銀行新興及可持續發展城市倡議主任Ellis J.Juan在與“2014中國智慧城市創新大會”同時舉辦的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國際高層論壇上表示。
“專門搞交通攝像頭的企業,認為智慧的交通就是智慧城市。搞一卡通的公司,認為互聯網一卡通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更多人把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作為智慧城市的核心內容。日本提智慧城市,則是更多和低碳結合在一起。”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2014中國智慧城市創新大會”上表示,不同的人對智慧城市有不同的解讀。
事實上,包括日本、歐美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也沒有在智慧城市方面拿出令全球信服的成績。
李鐵說,理解智慧城市需要一個過程。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高科技也有了很大發展,但智慧城市能不能在中國真正推廣,仍是一個難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在會上表示,國內一些城市為了彰顯城市建設成就,往往不顧發展實際,也不考慮公眾實際需要,大手筆、大投資建設景觀工程、形象工程,通過大拆大建,高成本地建設了一批“新城市”。
彭森坦言,中國城市建筑生命平均只能維持25~30年,而美國城市建筑平均壽命是74年,英國、法國則超過100年。中國的城市缺乏前瞻性規劃,也浪費了財政資金,城市管理水平仍然不高。
“技術確實很強大,推土機一下子能把一座山鏟平,也能把一條河填平,但這樣究竟好不好?現在很多跡象表明,我們過去這種城市建設的‘智慧’是有問題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表示。
“過去廣州老城區有個流花湖,是個景點。現代人有技術,有手段,卻沒了智慧——把這個湖填掉了。以后下雨的時候怎么辦?漲水了,管子不夠,冒出來怎么辦?再花錢修管子?這就是技術和智慧的區別,我們要多用智慧來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楊保軍強調。
李鐵認為,地方政府希望通過智慧城市來提高治理和管理水平,而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目前國內很多城市還停留在“怎么建工程、怎么投入、怎么數據整合”的層次上,其實,綠色低碳和提高資源配置更重要。
“智慧城市的智慧更多取決于社會的智慧和科技帶來的智慧,這會對政府決策系統帶來很大沖擊。只有在提高科技手段運用水平的基礎上,使社會公眾智慧對市長決策形成制約,才有可能矯正‘市長決策’的偏差,也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綠色、低碳的城市發展目標。”李鐵說。
政府引導,企業參與
廣州市副市長王東在會上表示,政府可以通過信息手段提供更方便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但這并不代表要政府去做。“廣州通過移動互聯網APP技術,這幾年推出了很多便民軟件服務,大家可以通過手機下載。最早有‘行訊通’,大概有一兩百萬人用,包括航班查詢、交通路況。后來有‘警民通’、‘全體通’、‘沃游通’等,都是跟企業合作,政府提供數據資源。”他贊同智慧城市的發展主要由市場去推動。
作為工信部在全國5個智慧家庭試點城市的承接單位之一,易華錄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在大連提供了10萬戶智慧家庭的解決方案,也為全國200多個城市提供了智能交通解決方案,并與20個城市簽訂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總體戰略合作協議。
易華錄總裁林擁軍表示,公司已經從傳統的音視頻技術邁向高端技術,通過資本市場把大量資金引入智慧城市建設。他們采取和地方政府共建智慧城市的運營管理中心方式,政府投一部分錢,企業也投一部分錢,運用市場手段參與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城市建設確實離不開政府引導,尤其是在早期市場培育過程中,政府擁有大量政策資源,又有公共資源分配權,還有建設標準制定權,這些都可在智慧城市的市場培育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林擁軍認為。不過,他同時強調,建設智慧城市的政府性投資充其量只占一兩成,八成以上需要靠社會投資。
“引導社會投資,需要讓社會投資賺到錢。有了市場,能有錢賺,資金才能進來,才能真正把智慧城市做強。”林擁軍表示,智慧城市不僅是技術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基礎設施建設,更不是傳統的拼湊,而應是服務運營的系統工程。
“智慧城市建設的本質是與政府職能環環相扣的服務鏈。”林擁軍認為,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應該開放建設信息,投入一部分資金,將大部分建設交給企業去完成。這樣建設的效率會更高,周期會更短,后期運營效率也會更高。
宏泰產業發展集團總裁潘鋒表示,目前很多城市規劃和城市運營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里,企業沒有太多主動性。
潘鋒表示,希望在政府前期規劃時就能參與進來。“如果前期不介入,規劃階段我們就會很被動。如果能讓民間資本和更多企業去參與智慧城市的前期規劃和定位,讓更多在智慧城市建設理念上比較先進的國內外智庫參與前期規劃,可能最后做出來的結果就會更務實,也更接地氣。”潘鋒說。
以人為本,協同推進
如今,越來越多智慧城市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都意識到,智慧城市更要以人為本。因此,通過智慧城市改善公共服務水平、提供便利措施,不能僅僅停留在政府層面上。如何滿足所轄區域內居民的訴求,是一個擺在人們面前的大問題。
李鐵表示,30多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在快速推進,城市硬件設施也很好,全國的數字化、信息化也有很好的基礎,但是,能夠很好利用這些信息化資源管理手段的城市管理者卻沒有多少。通過提高政府技術含量來提高政府的治理管理水平,決策觀念首先要調整。
李鐵認為,如何最大限度滿足需求,包括政府和市場兩個層面。市場層面的需求來得更快,互聯網對所有家庭、社區的沖擊席卷一切。促進家庭、企業和社會的智能化和綠色化,都是重要內容。
現在,許多部門之間數據分割,無法促進決策系統對數據的應用管理能力,決策體制也存在巨大問題。“如果僅僅把智慧城市當作信息數字化的‘政績工程’,效率能提高多少?如何避免政府在政績工程前提下造成更多資源浪費?市場會很敏感地反映社會需求,應該讓市場承擔推進智慧城市發展的主體功能。”李鐵說,應該讓企業參與進來,通過合理的利益分配建立新型合作關系,從簡單的收費模式變成長期的服務和收益模式,使整個社區管理、城市管理從短期行為向長期演進。
據熊垓智介紹,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第一輪智慧城市規劃已經編制結束,但沒有得到完整有效實施,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與產業、金融、服務的有效融合。南方某市政府曾經請了四五家國有大型集團公司做智慧城市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但這些規劃都沒實施,“因為實施不下去”。
“有時甚至閉門造車,根本沒有考慮有哪些企業和項目,以及如何投資和回報。”熊垓智說,現在國內智慧城市建設的商業模式不成熟,政府和企業都很懵懂,一個項目究竟要投多少錢、怎么回收;資金回報率是多少,回收期多長;產生的經濟、服務或增值服務有多少,都不知道。
目前,國家標準委已經專門成立了中國智慧城市的標準主體,今后,規劃必須按照相關標準進行。
“智慧城市涉及方方面面,一個主體項目建設投入下來,少則一兩億元,多則幾十億甚至上百億。政府除了公共基礎設施要總體投入,必須使用大量社會資本。資本是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載體,沒有資本,一切空談。但除了資本,更重要的是商業模式,沒有商業模式,再好的技術和項目也不可能實施。”熊垓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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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什么
智慧城市源于2008年IBM提出的“智慧的地球”理念,兩年后,IBM又提出“智慧的城市”。智慧城市被普遍認為是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形成的一種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態。
智慧城市是新一輪信息技術變革和知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是工業化、城市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并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表現,也是在數字城市建設的基礎上,由信息化、數字化向網絡化和智慧化發展的新趨勢。
1994年,由“數字地球”概念引發的數字城市概念,推動了城市信息化,提出了城市創新型管理和服務理念。而與數字城市相比,智慧城市更加聚焦民生與服務,更加鼓勵創新與發展,更加關注共享與協同,更加強調感知與物聯。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智慧城市的建設要避免直接在數字城市建設上“扣帽子”的傾向,比如一味追求高速上網普及率、忽視部門之間信息共享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