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業界，使用新型傳感和分析技術來改進城市運作系統的方法一直受到極高的關注，采取這種方法的城市被一些人稱作“智慧城市”。與此同時，在這個資源緊缺、自然環境變化的時代，地方政府正想方設法提高工作的效率和適應力。 　　

然而，新技術和政府工作目前還不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如果我們想要改變現狀，私營部門就必須退一步。應當意識到，一個城市的基礎設施，在整個城市諸多系統中，只是系統之一的一個組件。不管技術發展得多么巧妙，甚至無處不在，都無法脫離政治和文化系統而獨立存在。因此，我們必須讓這些新技術走上另一條路，使其能推進公眾參與的進程。 　　

每座城市、每種文化都不相同。香港做出的選擇不同于紐約；新加坡有令人羨慕的辦事能力；在羅馬，生活是甜蜜的……盡管每個地方的背景不同，城市間的共性在于，需要在“自上而下”的官方權威和“自下而上”的社區交流之間找到平衡。智慧城市運用傳感器收集數據信息，并對之進行計算處理。一定程度上，數據收集可以促進“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達，公眾參與可以影響“自上而下”的決策制定。智慧城市可以與政治民主平行推進，在“自下而上”與“從上至下”之間更快地找到平衡，鼓勵更多人參與其中，并使城市及其市民能及時應對時代的變化。 　　

管理的要義在于選擇 　　

盡管全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嘗試“智慧城市”改造，但對于究竟什么才是“智慧城市”，目前尚無統一定論。2007年，一群歐洲的學者做了一項研究，給出了“智慧”的6種特點、31個要素、74種指標。最近，歐洲委員會給出的“智慧”定義，不再糾結于定性的標準，而將著眼點放在“智慧”的目的上，認為“智慧”是提升公共服務與降低能耗的有力措施。美國城市規劃師亞歷克斯?馬歇爾（Alex Marshall）高度關注付諸實踐的技術（enabling technologies），將其稱作智慧：“城市與通信技術革命聯姻”。現實案例有：韓國松島宣布建立嵌入式通信網絡；里約熱內盧推出新的“操作中心”，可整理城市各處的信息，將之放到屏幕墻上。 　　

在智慧城市中，指揮和控制是常見的主題。不過，控制設備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控制社會則是政治問題。正如約翰?肯尼迪所說的那樣，“管理的要義在于選擇”，那些更好的選擇，正是智慧城市的要義。 　　

有句話說，城市本是雜亂生長，卻總被他者改變。事實上，即便有時市民放棄選擇權，城市也總是因其市民的選擇而改變。不少人隱約意識到城市積極改變的必要性。然而，更多人對此感到無能為力，擺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巨大和復雜的問題：城市缺乏政治透明度，即便一個很小的公共項目，也可能需要花費極高成本才能實現。這在那些改變城市的人和那些被城市改變生活的人之間投下了隔閡。或許，智能技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除這道隔閡，提高城市政府決策的效率和準確率，擴大公眾參與度。 　　

更具智慧的用地評估 　　

紐約市提出的數字解決方案盡管不像那些智慧城市倡導者想象的那般先進和美好，但紐約對于新開發提案的公共審查程序，足以成為智能技術促進公眾參與城市重要進程的一個務實范本。 　　

統一土地利用審查程序（ULURP）是對政府行為許可的特別授命。在每個對紐約城市面貌可能發生重大改變的提案中，公眾意見都會被提及。這一調節過程源自上世紀60年代那場史詩般的戰役：羅伯特?莫塞們（Robert Moses）——這座城市中并非經過選舉、卻實際掌權的建造者們，“對陣”當時極富影響力的作家、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雙方就是否要拆除格林威治村，修建穿過曼哈頓下城的高速公路一事發生激烈辯論。雅各布斯與莫塞公然對立，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撰寫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這本書后來成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城市規劃的奠基石。ULURP程序重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間的對峙，在公開聽證會上，進行官方投票和聽取公眾意見這兩個程序交替進行，數月之后，雙方才能取得妥協并達成一致。 　　

ULURP程序出色地在社區和政府之間取得了平衡，但總體來說，完成這一進程的耗時還是太久。從開始著手準備提案，進入ULURP程序，再到之后面對法院審查，整個過程可能需要花費十年時間；也就是說，一幢建筑從提出建造方案到真正拔地而起，需要十年時間。一些智慧城市技術可以加速這一進程，可視化手段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借助可視化技術，城市規劃者可免費獲取建筑物數字模型，從任一角度觀察城市面貌的外在變化，或觀看它在某種解決方案之下的變化。每位市民都可點開智能手機中的攝錄設備，記錄下建筑工地的變化，還能在虛擬環境中觀察自己社區即將發生的變化。而現在，他們必須排著隊，在預先安排好的聽證會上，看著建筑師從預先選定的角度介紹自己未來社區的樣貌，不給任何前因后果，沒有任何探索空間，這對公眾參與而言，無疑是個大障礙。當公眾感到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不足，難以做出明智決定時，他們給出的答案往往是“不同意”。于是，整個建造進程就這樣被一再延遲。 　　

第二，城市規劃者和開發者應該學會評估某個體系對實際生活的影響。要真正理解一個新的城市主要建筑、公園或一處基礎設施將怎樣影響其所在區域。公共進程要求政府提供一份環境影響力聲明，這些聲明往往動輒成百上千頁，內容枯燥干澀，項目支持者在法院審查中用其證明項目審批過程完全合法，毫無欺瞞隱藏。為什么不借助智能技術將這類公開文件轉換為一個設計產品呢？現代技術允許設計師在建造前，得到詳盡的各項建筑參數以及涵蓋顯示環境的可視化模型，再提出切實可行的建造方案。這些建模能夠也應當影響建筑設計。當然，這一過程沒有理由不公開透明。 　　

下一個挑戰：沿海恢復力 　　

對于ULURP程序而言，智慧城市的技術運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提高其速度和效率。舉個最近的例子，2012年，桑迪颶風給紐約造成了420億美元損失，洪水把我在布魯克林紅鉤區的房子也給沖垮了。在這個全球氣候變暖的時代，每一個新建筑項目都必須能幫助城市快速適應嚴峻的新環境。海平面正在上升，那些曾號稱“百年一遇”的暴風雨正日益頻繁發生。在談到環境影響問題時，我們不能用“沒有顯著影響”這樣的話草草了事，逃避問題。我們必須積極構建城市恢復力，而不只是避免使城市遭到傷害。這是紐約即將面臨的一個重要抉擇，另外，全球約有10億人口居住在沿海城市。 　　

在史蒂文森理工學院，我們成立了“沿海恢復力和卓越城市中心”（the Coastal Resilience and Urban Excellence Center，CRUX）以幫助應對這一挑戰。我們主要利用智能技術來采集數據、同公眾進行交流、為復雜方法建立模型。 　　

首先，我們試著將“水”納入智慧城市定義中。我們在紐約各個碼頭的防洪堤和浮標上裝上傳感器，建立相應的網絡系統，從中采集數據。水流方向、水流速度、含鹽度和水位落差，實時顯示在高分辨率的網格中。借助這些數據和一個復雜的水動力分析模型，我們預測風和水波之間的相互作用，準確率可達到95%，這使我們有能力了解哪些比較脆弱的高地可能受到風暴潮侵襲。其次，我們通過“智慧霍伯肯”項目（Smart Hoboken），在陸地上也安裝了傳感器。桑迪颶風帶來的洪水曾使2萬人滯留于城市。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監測風暴應對能力的網絡，提供災難期間的相關數據，增加日常城市基礎設施運營的透明度，讓所有這些信息向市民和政府官員公開。 　　

最后，我們想為“智慧霍伯肯”項目（Smart Hoboken）建立一個計算機模型，這個模型不僅具備物理學科的意義，更具有社會意義。作為市民，我們應該如何做決定？自己決定還是共同決定？這個模型就好比是一個游戲引擎，允許我們從自己的角度來做選擇——前提是我們能成功地將這些選擇對營建環境造成的影響可視化。這一基于主體的建模形式可以反復運行，每一次我們都能對提出的項目或政策有新的發現。長此以往，這些參數模型本身，因其不斷模擬區位劃分和建造的方式，就會變成“可供學習的法律”（laws that learn）。運用這些智能技術，在城市重要決策中，人們對一些復雜決議的認可度會明顯提高。 　　

回到之前提過的第一點，一座城市屬于它的市民。我們決心提高對技術的認識，更多地利用技術，但也絕不會向技術讓位。我們要把控好戰略決策的方向，并將其落實。 　　

我相信，智慧城市技術最強大的作用，就是能讓普通公民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所在的城市，他們之前可能從未想過可以成為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而現在他們可以參與政治、經濟議題的討論，為將城市改造得更美好做出決策。簡?雅各布斯曾說：“只有當城市中的每一個人都參與到它的建構進程中時，城市才有能力為每一個公民提供些什么。”實際上，只有讓城市進程更加透明化、參與度更高，我們才能最終將之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