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由美國IBM公司于2009年9月首次提出。四年多過去，全球已有400多個城市因為運用現代智能技術使交通更便捷、公共服務更人性、城市更宜居，上了“智慧城市”榜單。中國工信部于2011年9月將“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規劃。次年12月5日，住建部發出開展“智慧城市”試點的通知，并頒發相關的創建規則。兩年多后，中國已有193個城市(城區)成為“智慧城市”試點。

智慧城市

意外的是，2014年1月，在全國推行“智慧城市”的住建部，卻開始為中國“智慧城市”熱潮“潑冷水”。1月11日，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出席論壇表示，“‘智慧城市’讓我們走了一個極大的彎路。”

“智慧城市”進中國兩年多后，多位學者指出其“水土不服”。比如西方發達國家“智慧城市”多經歷漫長的城市建設過程，基礎較好，而中國大多數城市是在短期內快速變大的，前期規劃就“不智慧”，因此很難真正“智慧”。

洋方進中國

工信部的數據顯示，僅2012年，全國就有320個城市共投入3000億元建設“智慧城市”。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執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與美國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通過對水、電、油、氣、交通、公共服務等資源信息的數字化管理、分析，該市可以清晰地掌握城市資源使用狀況和交通需求，并對此做出智能響應。

作為全球首個“智慧城市”樣板，迪比克市近年風頭正旺。這個6萬人口的小城不僅坐擁密西西比河美景，還享受智能水網、智能電網、智能交通帶來的便捷。

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國發出《住房城鄉建設部辦公廳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同時下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為中國“智慧城市”創建建立游戲規則。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準193個城市(城區)進行“智慧城市”試點。

但對于IBM公司拋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萬別。2011年，未來學和城市問題研究者喬爾˙科特金以基礎設施、宜居性和經濟發展為標準，評選出全球最“聰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國城市與氣候專家博伊德˙科恩選用完全不同的四項指標——創新、綠色、生活質量、數字化管理——評選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兩份榜單僅有中國香港一處交集。

中國官方也有自己的理解。住建部為“智慧城市”設了四個一級指標，十余個二級指標，數十個三級指標。在“智慧城市”熱潮背后，是巨額投入。工信部數據顯示，僅2012年，全國有320個城市共投入3000億元建設“智慧城市”。

在業內廣泛流傳的另一個數據是，“十二五”期間，“智慧城市”建設將拉動1萬億元規模的設備投資。

相關產業亦蠢蠢欲動。據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數據，僅在數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設中，影像獲取、基礎地理信息數據生產等地理信息產業的產值就達到300多億元。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對記者分析稱，相對醫療、社區等，智慧交通的成果比較好量化，經濟效益也明顯，因此是“智慧城市”建設中最熱門的投資領域之一。僅在該領域，未來的投資規模就達到千億元級別。

“過去，1000萬元已經是大單子了，現在城市的智慧交通招標，一單就到數億元。市場太大了。”上述業內人士說。

國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張新紅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帶動經濟發展的迫切渴望。他稱，當前，“‘智慧城市’國內比國外熱，政府比企業熱，媒體比市場熱，股市比投資熱，包裝比創新熱”，但各方“期待各異，內中自有蹊蹺”。

難治城市病

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新的重復建設仍在繼續進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舊互不連通。

“智慧城市”能否解決中國城市病？張新紅擔心，高度雷同的規劃、層出不窮的城市發展問題維，很可能導致中國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2013年，張新紅所在的國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對全國31個地區的城市信息化水平進行定量測評，并發布信息測評指數。結果發現，雖然每個城市的發展階段、問題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規劃高度雷同。

中國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袁崇法認為，國內過去將“城市化”理解為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數量的增加，這遺留下很多問題。隨著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階段進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現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現實，也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城市發展出現的許多問題，‘智慧’方案根本無法解決。”袁崇法說。以北京交通擁堵為例，過去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導致城市功能分區過度專業化，醫院、學校、商業區高度分化，但每個人的需求是綜合性的，這必然導致極高的交通成本，擁堵難以避免。

“過去，我們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決城市發展的所有問題，但隨著推進，卻發現舊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增加了。”張新紅說。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新的重復建設仍在繼續進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舊互不連通。

袁崇法強調，如果規劃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對于正在發展、擴張的二三線城市，應在規劃、建設源頭上思考。對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難以做到標本兼治。

“在一個比較愚蠢的規劃基礎上，‘智慧城市’建設只能體現在一點一滴上。”袁崇法說。

上海馳庫智能技術有限公司總裁陳全表示，“智慧城市”離不開信息和數據，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開放到什么水平，將直接影響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水平。此類案例不勝枚舉。浙江省寧波市為采集數據，公安系統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萬多攝像探頭，隨后，城管局打造網格式城市管理系統，又重新申請20多億元預算，希望再裝2萬個攝像探頭。為化解此問題，寧波只好將公安局分管監控的領導調至城管局當局長，省下了20億元預算。

據報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講中，仇保興副部長指出，“‘智慧城市’建設還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關鍵是信息共享。”仇保興舉了一個例子，有個城市花數十億元建設“智慧交通系統”，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卻匯集到公安局領導的辦公室里，“這個領導忙得沒時間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車子卻看不到信息，這個系統不是‘白搭’嗎?”

回歸“智慧”

沒必要過于看重“智慧城市”概念，而應按自己的現實和節奏，最終讓城市“智慧”起來。

專家的共同看法是，“智慧城市”建設有其長處，中國應吸收，但沒必要過于看重概念，應按現實和節奏，最終讓城市“智慧”起來。談論“智慧城市”，不能繞開網絡，也避免不了談論大數據等技術。然而，也有專家提醒，應警惕技術中心主義和唯工具論的陷阱。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曾公開指出，2009年到2013年，在各部委將“智慧城市”工作定位在技術研究、開發和應用范疇的政策導向下，技術驅動是地方政府和企業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主流模式。北大智慧城市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柴彥威稱：“國內‘智慧城市’發展處于摸索階段。每個城市的目標、實現方式等暫無統一標準。”

“在短時間內將政府管理和居民素質提升到歐美城市的水平是很難的，這需要從文化、教育、機制等多方面去努力。”柴彥威說。但有些官員把信息技術看作解決城市問題的救命稻草。他說，面對諸多城市病，不少中國城市已失去耐心，急于借助“智慧城市”，技術性地解決城市發展出現的種種問題。

“我們的城市發展理念已經從電子城市、數字城市、智能化城市推進到‘智慧城市’，大概每隔五年就有一個新概念出來。如果‘智慧城市’只是一個概念和操作方法，此類新名詞還會層出不窮。”張新紅評論說。

袁崇法直言不諱：“我根本不看好‘智慧城市’。搞一陣風，運動式的，想用十幾二十年的努力讓幾百個城市都成為‘智慧城市’，根本不可能。在新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智慧城市’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不能搞忽悠。”

2013年7月22日，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等八部委向國務院提交《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草案。

上述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智慧城市”的發展思路、建設原則、主要目標、信息安全保障等，被業內寄予厚望。

業內期望，來自國家層面的指導意見能夠統籌全國“智慧城市”建設，結束盲目建設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