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使中國和歐美在科技領域的“時差”越來越短，一般國外先進的商業模式在誕生一年之內都會被移植到中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內多方通信行業在中國的滯后才如此令人不解。
多方通信已經伴隨著美國的現代商業文明走過了近30年，因為它能利用通信和互聯網技術極大地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所以已經覆蓋了超過90%的美國企業。從最初單一的多人電話會議，進化到如今的電話、視頻和網絡相融合的多媒體通信，多方通信被華爾街認為是“改變了商業”。可就是這樣一個高度商業文明的產物直到21世紀初才在中國出現，國內第一批多方通信企業上海會暢的CEO黃元庚在2003年回國創業時，國內的多方通信市場幾乎為0，而七年之后的數字更加觸目驚心：不到1%！
“這是個潛力巨大的行業，但遺憾的是，中國傳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結構并不是好的土壤。”黃元庚甚至不能預期行業未來的爆發點，“不確定的因素太多，國家相關政策、商業市場化程度等都能決定行業的走勢，但關鍵是蛋糕都還沒做起來。”
告別硬件時代
上世紀80、90年代，思科、Avaya等設備商統治著多方通信市場。在那個以硬件為驅動力的市場環境下，服務并非是最關鍵的考量標準。“它們只是把設備賣給你，并不為某次會議出現的問題買單，完全沒有售后服務的概念。”黃元庚曾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見證了多方通信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他的印象里，“那個時候的確需要多方通信，但老實說，并不好用。”
而改變這一切的則是一個中國人。1996年，后來成為華人創投界領軍人物之一的朱敏創辦了WebEx。這個不用買設備、不用租帶寬的服務性產品甫一出現，就立即震驚了硅谷。之后的發展速度也快得驚人，2000年7月，WebEx成功登陸納斯達克，市值為十幾億美元。這在當時看來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同年3月“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使得資本市場極其排斥互聯網企業。但WebEx不僅做到了上市，而且股價翻了近5倍。到2007年被思科收購時，成交價格已達到了32億美元。
WebEx不僅僅改變了多方通信的載體和方式，最關鍵的是它填補了產業鏈下游的“真空帶”。用戶再也不用承擔高昂的設備費用，同時還能享受到優質的服務。正如黃元庚所說，這個行業其實是“服務創造價值”，而不是“技術創造價值”，“如果以一個量化的標準來衡量，服務提供商至少占據了利潤總額的八成。”因此，短短幾年時間，以服務為驅動力的多方通信已經占據了94%的市場，而傳統的設備解決方案萎縮到只有6%的市場。
如今多方通信的產業鏈已趨完整，思科、Avaya、華為等負責通信網絡建設，Intercall、WebEx等提供平臺以及系統，而像會暢這樣的服務商則直接面對用戶。
處于下游，且沒有掌握核心技術，會暢是否只是個代理商？黃元庚對此并不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思科是為我們打工的。我們只是把網絡和平臺的東西外包出去，專心做服務。這其中也沒有知識產權的問題，正如電信運營商把網絡和IT都外包出去一樣，它們也從沒談過什么知識產權。”
而會暢所做的也絕非代理那么簡單。在完成外包后，他們還要去跟世界各地的電信運營商租帶寬，這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已開通的100多個國家中，保證多方通話的質量和穩定性，盡可能地減少錯誤和延時，這都需要會暢大量的協調工作。此外，諸如如何在400電話和長途電話之間切換這樣的細節問題更是多如牛毛。
在黃元庚看來，多方通信之所以完成了從“硬”到“軟”的轉變，其實是用戶和時代的需求所致。從起初昂貴的“八爪魚(電話會議中類似于交換機的設備)”，到如今利用電腦、手機隨時隨地參加多方會議，人類對商業社會的理解方式正在從通信向互聯網過渡，而這同樣符合產業軟化的規律。
水土不服？
但正是這個擁有純粹“中國基因”的“舶來品”，卻處在國內外“冰火兩重天”的窘境下，經過了近十年的自愈，依然不見起色。此前太多的“舶來品”折戟中國，這不禁讓人擔心水土不服才是多方通信的病因所在。
前《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JamesMcGregor在他所寫的 《十億消費者》中說到，中國是一個意識形態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國家，它的市場特色也必然不同于西方。很多不理解中國市場的外企，自恃擁有最先進的技術、豐富的管理經驗、最優秀的人才，便以為在中國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事實證明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
思科在收購了WebEx后，猛攻中國的多方通信服務市場，可結果甚至沒達到“1+1=2”。而會暢等國內服務商則一路高歌猛進，并不處于下風。
但這并不能真實反映整條產業鏈的現狀，因為按照IT業咨詢機構Gart－ner的研究觀點，美國的遠程會議產值已近100億美元，而中國2009年的數據則剛過5億元人民幣，相差100倍。更令人沮喪的是，即使是這5億元，也基本由外國公司駐華機構買單。
多方通信為什么不受國內企業“待見”？
黃元庚直指國內企業的管理架構和企業文化，“外國企業多是扁平化管理，多方會議是常態，并且必不可少。而國內企業則是金字塔結構，層級較多，多方會議并不能明顯的提高效率。再加上溝通是外國企業中最重要的企業文化之一，而在國內，‘一言堂’、‘紅頭文件’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溝通似乎并不重要。”
這看似是個“死結”，畢竟企業文化這種“軟實力”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黃元庚也很無奈，他只能期望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腳步再快一點。
黃元庚還提到了用戶意識問題，“現在國內企業的想法挺復雜的，愿意使用和有能力使用多方通信的企業多半會去買思科的設備，畢竟那些都是固定資產，看上去實在。而大部分中小企業則不愿意承擔費用，用手機、QQ就能滿足部分多方通信功能。國外的情況則不同，雖然Skype很流行，但更多的企業還是愿意選擇付費服務，畢竟免費軟件很難提供穩定性和安全性。”
在這樣的市場背景下，如果單靠行業內驅力，多方通信注定是個悲劇，因為國內的商業底蘊不足以承載國外多元化商業文明的產物。黃元庚選擇了當一個“布道者”，雖然艱辛，但至少是在推動這個行業，“看著這么好的行業卻起不來，老實說，挺心疼的。”
未來之惑
其實國家在2005年就意識到多方通信的價值，并為此設置了“牌照”，但該牌照的價值和約束力比較有限。據黃元庚回憶，當時工信部并沒有專門下發文件，只是在業務申請表中包含了多方通信這一項，只要打鉤就證明可以從事該業務。此后數年，工信部不僅停止了該業務的申請，而且對已發牌照的管理也并不盡如人意。直到現在，該牌照還處于測試階段，因為多方通信牽扯到國家安全，國家遲遲不出政策，也情有可原。
而在這個空白期，多方通信則陷入了“一放就亂”的怪圈。“雖然參與企業不多，但即使這樣，現在的市場依然很亂。沒發牌照的也在做，發了牌照的也沒什么優勢。”黃元庚挺支持工信部加強行業監管，“監管才能重塑行業秩序，否則，惡性競爭、價格戰等手段會嚴重影響整個行業的形象。”但許多例子都證明了國家常用的“一刀切”式的監管只能讓整個行業“一管就死”。
依然很悲哀，當我們還在為多方通信的生存環境擔憂時，國外巨頭已經開始謀劃下一代多方通信技術。在WebEx上，語音已不再是核心的應用。思科通過收購PostPath把e-mail功能整合進來，收購Jabber后，又把狀態功能(Presence)整合了進來。此外，思科還準備把WebEx與其自有的社交網絡Quad相通，WebEx儼然已經成為一款功能全面的云統一通信平臺。
思科的一連串重倉并沒有讓黃元庚害怕，因為他也認同思科的“協同”理念。“其實并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通吃整條產業鏈，這個藍圖太大了。在未來，功能模塊化的概念會逐漸普及。比如這個產業有十個模塊，制定好標準，完善每個模塊之間的對接，而企業則根據自己的需要挑選相應的功能模塊。”
“到那時，會暢依然專注于服務本身，也會找到自己的定位。但那畢竟是以后的事，把蛋糕做大才是眼下當務之急。”黃元庚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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