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時代》周刊評選的“亞洲英雄”，開發臺灣第一臺桌上電腦，讓便宜的電腦走進全球億萬家庭；他是臺灣“IT教父”，集團“家族”和幾大弟子撐起臺灣科技產業半壁江山。
他更是“品牌臺灣”領軍人，獨創“微笑曲線理論”，率先開啟臺灣品牌國際化之路；退休后二次創業幫助臺灣本土企業“走出去”，持續關注臺灣未來競爭力議題。
他是施振榮，宏碁（Acer）集團創始人。三年前，69歲的他臨危受命，復出“三造”宏碁，將這個老牌硬件公司拉入“云時代”。如今，年屆40的宏碁初見曙光，他又忙著為臺灣經濟轉型探路，投書新當局，呼吁組建企業聯盟，打造“亞洲硅島”。
“臺灣企業要創造獨特的價值，否則被大陸企業取代是理所當然的。”參加桂林2016年度“十如論壇”期間，施振榮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
他坦言，造成臺灣競爭力削弱的主要原因是，當局沒有提供長期的政策環境，支持臺商進行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這是十年以前就種下的惡果。”
重返“王道”
“Me too is not my style.”這是施振榮的座右銘。于是大家看到了一個另類的華人企業：有別于“集權”和“家天下”傳統，施振榮很早就立下了分散式授權管理和“傳賢不傳子”。這樣的理念也指導了宏碁的兩次“再造”。
2004年，施振榮光榮退休，交棒給兩名干將，跟隨他多年的王振堂任董事長，曾負責國際業務的蘭奇任總經理。這個“中西結合”的管理層一度將宏碁推上事業頂峰，成為全球第二大PC廠商。
然而，隨著iPad上市，PC市場逐漸告別黃金時代。2011年，宏碁市場份額被聯想超越，此后3年接連虧損，2013年第三季度凈虧損高達131.2億新臺幣。
值此危難之際，2011年11月21日，退休近10年的施振榮終于抵不住董事會力邀，緊急復出。
回顧宏碁的這段挫折，施振榮向澎湃新聞記者坦言，職業經理人的“短板”在于易受會計原則影響選擇短期利益，而忽視間接、無形、未來的隱性價值投資，賺的是讓企業未來沒有競爭力的錢，“事實上，企業無形的精神傳承是企業永續經營很重要的根基。”
此前，施振榮曾多次公開提及蘭奇與宏碁企業文化的分歧。在PC市場下滑時，蘭奇仍然沿用過去的模式，不斷削減成本、塞貨給經銷商，打破了利益平衡。
“創造價值、利益平衡、永續經營”，這是近年來施振榮總結推廣的企業經營“王道思維”的核心。他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三年前宣布復出當天，他按計劃要到北京錄制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臨行前幾小時，他特別在家錄了中英文各一段視頻，告訴同仁，“未來變革的方向就是‘王道’。”
做了7個月“救火隊長”，宏碁次年二季度業績首次轉虧為盈，施振榮主動要求卸任董事長擔當起“自建云首席建構師”的新角色。“硬件+軟件+服務”的“自建云”（BYOC），正是他給宏碁指明的新路。
有別于其他云端服務企業的“公共云”，宏碁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的路”，為消費者開發“私人云”，以保證信息的隱私和安全。在施振榮看來，這也是從策略上考慮的“唯一的生路”。他認為，宏碁無論在定制服務的硬件制造，還是國際化品牌、人才、服務上，都仍有自己的優勢。
“去臺灣化”危機
其實，早在2000年，施振榮就提出過“微巨服務”（微服務、巨架構）的藍圖，將之視為信息服務下一世代的模式，也就是今天最熱門的“云端”的雛形。
“我是看得太早了，但太早沒有關系，你要慢慢磨礪出能力，等時機來的時候才能掌握住。”施振榮笑言，在他的計劃里宏碁每隔十年都應該有一次“再造”，目前的“三造”看似晚了，但“只要下定決心，就為時不晚”。
“全球品牌，結合地緣”是過去宏碁引以為傲的模式，諸多海外分公司高度分權自治。施振榮復出后，有觀察認為宏碁轉回了臺灣總部集權管理。對此，施振榮并未完全否認。
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經過40年分分合合，宏碁摸索出的經驗是進一步分工，找到什么項目需要“中央集權”、什么項目需要“地方分權”。比如，品牌形象、人事、價值觀信念等適合集中控制的項目，要統一管理；而合作伙伴等利益平衡系統構建，則必須要實現當地化。
“其實之前已經有臺灣員工警覺到，公司有‘去臺灣化’的危機了。”施振榮說，蘭奇認為臺灣方面工作不力，沒有支持他，慢慢的公司所有重要決策都轉移到了歐洲。
對此，施振榮有特別強烈的痛感。“宏碁唯一不同于其他國際化電腦公司和全球品牌的，是它臺灣出身的背景。你放棄這個本質，想要把它移到歐洲，你就沒有善用它的傳承。把整個臺灣共創價值的力量和很強的使命感剝削掉了，你怎么可能變成一個受人尊敬和向往的專業的國際化企業呢？”
“宏碁如果把臺灣的根一拔起，它一定會死。即使變成世界第一，也不會持續多久。”施振榮動情地說，宏碁在臺灣有30多萬股東，與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也有著深深歸屬，它的所有營養都來自臺灣，“你能找到哪個地方重新扎一個根呢？企業是有生命的，這個生命的每一個成就，都是一點一滴呵護起來的。”
究根結底，是施振榮心底始終懷抱的那個華人全球品牌的“龍夢”，“臺灣那么小，如何崛起，誰不怕死出來帶他們？我們一群人，幾個創業者，我剛好是年紀最大，被敬老尊賢的結果，只好拋頭露面，不斷地想一些前瞻性的東西。”
“亞洲硅島”
施振榮說的“前瞻性的東西”就是退休后創辦的智榮基金會（Stans Foundation），致力于推動打造“品牌臺灣”，培育臺灣企業人才。他特別向澎湃新聞記者解釋，Stan是他的英文名，后面的“s”代表復數，就是希望大家能和他一樣擁有共同的使命感，作為華人對人類社會做出貢獻。
看到一段時間以來，臺灣經濟下行、士氣低落，施振榮常常自稱“Stan哥”，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為他們加油鼓氣，“臺灣不缺人才，只缺舞臺。”
施振榮認為，大陸制造取代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就像過去臺灣在半導體、面板等制造業上取代日本一樣，因此臺灣必須創造其獨特的價值。
他指出，過去臺商習慣于降低成本、擴大產量規模，而臺灣當局也沒有提供長期的政策環境，幫助其進行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這是導致今天臺灣競爭力削弱的主要原因，“這個果至少是十年以前就種下的。”
今年以來，施振榮或投書或當面建言臺灣地區新任領導人：應將臺灣定位為未來亞洲“創新硅島”（SiInnovation Island，對標美國硅谷），借重“北北桃竹”的高科技產業聚落，成為全球創新源頭，在“硅文明”（Sivilization）時代創造出新的價值。
施振榮還建議，產業政策方面，優先選擇已有資源優勢、市場規模大、附加值高的領域，組成虛擬的企業聯盟，長期投入累積臺灣競爭力。近期他發起的“智網聯盟”就是借助資通訊產業優勢，整合應用于農業及醫療服務。
施振榮認為，臺灣應該不斷以用戶為中心研發新的服務模式，與全球各地合作，塑造國際化的服務品牌。“全球未來市場在華人，面對這個全球最大市場，有多少公司真正了解華人未來需求？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4年前，智榮基金會成立“龍吟華人市場研發論壇中心”項目，專門研究兩岸各大城市人群的消費習慣和價值趨勢，大陸方面除北京、上海、廣州外，即將在重慶也設點研究。
面對新的兩岸政治環境，施振榮坦言，要鼓勵民間交流，不能停滯，“臺灣和大陸企業要共創價值，有很多互利互補的合作機會，為全球做貢獻，這是我們希望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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