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歐盟委員會公布對蘋果涉嫌在愛爾蘭逃稅的裁決，要求蘋果向愛爾蘭政府補交145億美元稅款，歐盟委員會稱，蘋果將歐洲、中東、非洲和印度的大部分產品銷售通過愛爾蘭的兩家子公司記賬。而通過將歐洲業務的大部分利潤轉移至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總部辦公室”，蘋果可以規避愛爾蘭的12.5%所得稅。分析師預計，這將是歐盟有相關權限以來的最高追稅單。
愛爾蘭急了
但是我們看到，歐盟裁定蘋果需要向愛爾蘭追繳巨額稅款，愛爾蘭反而急了，對歐盟的判決表示了不同意見，稱并未提供任何稅務優惠。愛爾蘭內閣甚至表示，同意在聽證會上出席，并將站在蘋果公司一邊與歐盟委員會對質。
愛爾蘭做出這個決定似乎也不尋常，要知道，有人算過，這筆錢等于愛爾蘭政府一年的健康預算，可以為10萬困難家庭建造房屋，還能夠還一大筆政府債務。愛爾蘭似乎沒有理由拒絕，但事實上，愛爾蘭做出這一回應顯然也是明智的。
愛爾蘭政府也清楚，拿了這145億美元巨款，失去的是更多的外來投資，也會影響國內的就業的穩定。因為蘋果公司自1980年起就在愛爾蘭運營并雇用數千名員工。而蘋果公司的在愛爾蘭的業務還在持續不斷增長。愛爾蘭財政部長邁克爾·努南表示：“一旦開了這個口，就好像吃了土豆的種子，會蔓延開來，這起官司的失敗將會打擊愛爾蘭未來好幾代的經濟發展。”因為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所得稅是愛爾蘭吸引外商的重要政策條件。
誰都不想成為下一個
而對于歐洲來說，影響則更為長遠，因為對于蘋果的天價稅單的追討，顯然會讓其他科技公司如驚弓之鳥，誰都不想成為下一個。
其它實力與資金強大的科技巨頭企業同樣為歐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的投資，并提供了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蘋果被追繳稅款，這會讓許多科技公司考慮是否也將資金或者相關的分部從歐洲撤離回到美國，或者轉移到其他商業氛圍更為開放的地區與國家，這對于歐洲已經衰落的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比如受歐盟補稅罰款所迫，蘋果或計劃開始將數十億海外現金陸續轉移回美國。
合理避稅不是非法逃稅
事實上，在國際上許多跨國企業通過轉移定價來合理避稅，一般來說，都通過在稅率低或免稅的地區設立子公司，并將利潤轉移到這里，實現整個企業的稅收最小化。
而需要注意的是，合理避稅不是非法逃稅，企業在不違反稅收制度下，利用各國間稅收規定的不統一及各國間存在的較大稅收落差，采取積極的避稅方法來降低稅負，都是正常行為。作為跨國公司首要目的是為投資者尋求收益，而不是為稅務局貢獻政績，沒有哪家企業必須選擇一種有利于當地財政稅收而非自身盈利收入的經營模式，合理避稅體現的是一個企業的綜合經營能力。
因此愛爾蘭交通部長Shane Ross就表達了明智的看法，蘋果利用了一些稅法上的漏洞，但蘋果稅務申報是合法的。
我們知道，要推動經濟增長獲得更多收入就必須設定一種開放的商業環境與投資環境推動跨過公司來本地投資布局繁榮該地經濟，把市場蛋糕做大，或者說通過制度設定來補上漏洞，而不是想著如何對合理避稅的企業處以懲罰，盯著這些企業進行搜刮換不來經濟增長。
日趨封閉與保守的歐洲
歐盟針對蘋果追討稅款的背后，是歐洲日趨衰落的經濟狀況的一種表征。
筆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有指出，歐洲目前的經濟環境與創業環境已經日趨封閉與保守。最近幾年，歐洲能夠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新興科技創業公司似乎過于稀少，無論是歐洲的政策環境還是風投融資規模都偏小，風投、私人資本以及制度架構上對創業者也并不友好。
而歐洲也是“高福利”的社會，但歐洲目前的經濟逐漸匹配不了目前的高福利，歐洲雖然有保時捷、法拉利、歐萊雅、宜家、ZARA、阿瑪尼、費列羅......但這幾乎都是偏向于傳統行業，而不是當前新興產業、IT行業或者顛覆式創新的技術領域。
道瓊斯統計數據顯示，全球估值超10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中有6個分布在美國，2個在亞洲，而這個數字在歐洲是零。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公司中，美國占了11家，亞洲國家占了9家，而歐洲同樣連一家都沒有。某種程度上說，從孕育創業的環境土壤與培育新興產業的創新能力來看，歐洲已經在邊緣化。
之所以說到這一出，是因為歐盟追繳蘋果稅款甚至下一個目標有可能是谷歌與facebook，在這背后可以看出歐洲高福利社會已經難以為繼，這也是其財政緊縮的一個縮影，它需要從跨國大企業身上搜刮更多的利潤來補貼推動整個高福利社會持續運轉。但這樣一來，顯然會導致歐陸的商業環境與創業環境持續惡化，歐洲并未意識到的是，歐陸的“高福利社會”與相對走向封閉的商業環境，已經失去了其續存的經濟基礎。
英國《金融時報》也指出，歐盟委員會對蘋果做出的追溯性稅收評估，可能危及歐洲的外來投資、商業氛圍以及美歐之間重要的經濟合作精神。”
說回愛爾蘭
愛爾蘭稅收體制在整個歐洲都相對具備最有競爭力，數據顯示其12.5%的企業所得稅是歐洲最低，這也構成了其經濟發展的基石，成為吸引外商的重要政策條件，吸引了包括蘋果、谷歌、facebook等全球互聯網科技巨頭的投資與進駐。
一旦蘋果的官司裁定蘋果必須追繳巨額稅款，這對整個愛爾蘭的商業環境與開放與公平的商業聲譽是一種傷害，它會被認定為避稅地，其他類似企業會受到同樣的追究，也會使得愛爾蘭未來的就業受影響。
愛爾蘭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也會下降，相對于短期的稅收款的追繳，損害的則是愛爾蘭吸引外商投資、入駐或者創業的良好環境與愛爾蘭國內就業的穩定。這也是為何愛爾蘭也強烈反對歐盟委員會的裁決，并認為歐盟國家補貼條款是侵犯主權成員國稅收權限的行為的重要原因。
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指出：“（跨國資本）是一個世界公民，它不需依附于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課以重稅，多方調查其財產，那么它就會舍此他適來更隨意的經營事業與享有財富……..那么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主權政府以及社會兩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而對于歐洲來說，因為稅收征管加強而涸竭社會經濟基礎與商業氛圍的風險也加大了。
因此，歐盟做出這一裁決，實際上并未考慮到這一決策對歐洲造成的后果，說到底，這是一種商業上與政策上的短視，這可能導致歐洲的商業環境逐步惡化，同時也會讓創業者與商業投資者以及科技巨頭將資本與人員緩慢撤離這塊土地，最終損害的是，歐洲在吸引跨國集團的政策優惠與開放性形象與地位。歐洲會在吸納商業巨頭與全球資本的能力上被弱化，這對于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歐洲而言，是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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