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家喻戶曉，但你卻在地圖找不到一個叫硅谷的地方。因硅芯片的設計與制造而得名，這個位于美國加州，舊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間一塊 30 英里長、10 英里寬的狹長地帶，在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云集了近萬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當之無愧地成為全球科技的圣域。
硅是廣泛存在于地球中的一種物質，在地球幾十億年的生命中逐漸累積，在地殼中的含量僅次于氧。而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中，從硅谷誕生的產品和理念正在無孔不入地向全世界滲透。硅谷就像是一條時空的裂縫，透過裂縫，精英們站在未來向現代人輸送著新的產品和理念。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硅谷？Medium 的一篇長文再一次把時光倒回那個時代。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喬布斯曾說：“如果不知道之前的故事，你無法明白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在一次采訪中，喬布斯為了表達他對前人經驗的重視，還曾特地“噔噔”跑進書房取出一本書，向記者讀道：
見證幾代創業浪潮，就像是坐在集市里魔術表演攤位上連續觀看幾次魔術表演。而魔術表演通常只為讓人們驚訝一次，當魔術不再新奇也不再具有欺騙性，那種“驚喜”也就不再。
喬布斯將成功的創業比喻成了魔術，而創業者的魔術就是掌握市場先機。他希望通過對老一輩的成功創業者取經來多學幾招障眼法，以在當時飛速前進的硅谷創業浪潮中脫穎而出。
假如將硅谷最資深的創業前輩列個名單，Robert W. Taylor 這個名字必排在前五。Taylor 說服了美國國防部啟動世界上第一個運營的封包交換網絡 Arpanet (阿帕網)，是今日互聯網的老祖宗；之后還創辦了施樂的加州 Palo Alto 研發中心（PARC），招集頂尖的研究人員，組成了計算機研究的天堂，孵化出各種突破性的 PC 和網絡技術。這種級別的創造與今日動輒風靡全球網絡的創業公司相比也不遑多讓，引得許多年輕人以同行后輩的身份向 Taylor 請教，包括如今的硅谷炸子雞扎克伯格。
要發明未來，必先理解過去。
Taylor 告訴記者，去他家里造訪的創業者問的問題可以粗略歸納為兩個：硅谷是如何誕生的？為什么它一直是全球科技經濟中心？
硅谷的名字起源于一個削尖了鼻子打探故事的酒鬼記者 Don Hoefler。1971 年，Don 正在為周刊《Electronic News》 策劃一個系列報道，他聽取了一位企業家朋友的建議，用《Silicon Valley in the USA》（美國的硅谷）作為系列文章的標題，這是“硅谷”在公開發表的刊物上首次亮相。幾年后，隨著 IBM 個人電腦等軟硬件的蓬勃發展，“硅谷”一詞開始被廣泛使用。
至于硅谷是如何從一片果園成為了全球的科技中心，Medium 將原因歸結到三大推動力上：科技、文化、資本。
科技力
嘗試將晶體管想象為硅谷這顆珍珠中心的那粒沙子。
櫻桃尚在四季輪回中悠然飄香，除了幾個不像農民的人混入了居民之中，陽光和雨露沒有察覺到任何異樣。這些外來人在同一片土地播種下了更為野蠻、躁動的種子——科技。
如果以“科技樹”梳理當代電子科技發展史，所有分支的起點就是那枚小小的晶體管，晶體管之父 William Shockley 就是早期入侵山谷的極客之一。Shockley 作為發明家的成功自不必多言，而人無完人，他也是一名差勁的老板，那種會讓員工戴上測謊儀的老板。于是他的八位骨干在某一天決定不伺候了，合伙開了一家名為仙童（Fairchild） 的半導體公司，是硅谷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家科技初創公司。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仙童公司的八位元老后來被戲稱為“背叛八人眾”（Traitorous 8），而仙童的團隊后來成立了不同的公司，統稱為 Fairchildren。盡管“背叛的好孩子”在經營了幾年后也走向了解體，離開公司的人再次創立了新的公司，Fairchildren 就像種子的溫床，孕育出英特爾、AMD 等幾十家科技企業。
從今天的結果看來，當初的分離帶來的痛苦和傷害都不那么重要。Shockley 團隊的解體就像是發射了一發連爆式焰火，用更多、更亮的光芒點亮了整片科技的天空。懷抱著野心進入一家公司，又為了更大的野心離開，似乎就是硅谷一段不變的主旋律。在摩爾定律的指揮下，這段主旋律不斷表達的內涵，就是科技與財富的增長。
文化力
在 Shockley 帶著晶體管技術來到硅谷時，那里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當然在一些果園旁的車庫里有時也會藏著些小型本土科技公司，惠普(Hewlett-Packward)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已扎根 Palo Alto 十年之久。兩位創始人 Hewlett 和 Packward 據說就是在那個車庫里拋了下硬幣，決定了公司名字是叫 HP 而不是 PH。當然，他們當時不會知道后來互聯網吹出的巨大泡泡，以及 HP 公司的大紅大紫。
Frederick Terman 是 “H” 和 “P” 在斯坦福大學時的老師，也是在他的支持下 HP 才得以創辦。與發明晶體管的爆炸性成就相比，Terman 對于當代科技史的貢獻更像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耕耘，用他實用導向的學術理念引導著學子投入科技創業浪潮。而 Terman 在這促進科技進步方面的投入，遠遠不止于支持學生創業。
50 年代時美國的充足就業機會讓執政黨眉飛色舞，卻讓 Terman 眉頭緊鎖。他擔心這種就業的輕松會影響創業的激情，讓學生紛紛奔向經濟發達的東部，在工作中逐漸失去創新的能力。于是他說服校長建立了一個“科技學者社區”，意在搭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橋梁。而社區能解決人才需求匹配問題，卻不能解決產業環境的落后。想到這里，Terman 再次陷入了深思。
當時的斯坦福擁有大片的土地和捉襟見肘的科研經費，出售土地固然不可行，但租賃可以！于是 Terman 萌生了讓將一片土地建設成工業園的想法。作為一家歷史名校，賺點錢固然好，園區公司最好還要跟科研相關。于是 Terman 在 1951 年 開始推動斯坦福工業園的建立。Terman 特別宣布，這個工業園僅供于高科技企業進駐。目的是要讓學校不僅從經濟上收益，還從應用科技方面受到啟發和激勵。
不久，柯達、通用電氣、Shockley Transistor Laboratory of Beckman Instruments 等大牌公司陸續進駐，當然也少不了學生的創業公司惠普。事實上，Shockley 從東岸的貝爾實驗室搬回 Palo Alto 的舉動，也離不開 Terman 的鼓勵和影響。
Terman 的辛勤耕耘為科技進程的加速鋪下了基礎，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陣“東風”就是人口的暴增。
那二十年間，幾乎每 15 分鐘就有一位新居民搬進 Santa Clara，1950-1970 Santa Clara 人口翻了 3 倍，人口超過百萬。這些遷入者普遍年輕而且教育程度較高，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將原來的人口屬性徹徹底底地改變了。從老年化到年輕化，從農業從事者到科技從事者，硅谷的路上似乎都閃爍著硅的光澤。
人口屬性的變化推動了商業氛圍的興起，慢慢地，硅谷的活力也吸引來商業運作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隨著各方面條件逐步完善，硅谷已經不再是那個采菊東籬下的硅谷了。
一位歷史學家曾評論美國西部是 “生而現代”，說的就是本來一無所有的硅谷對于創新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接納和適應。當東部的商業環境依然運行在兩個世紀前的規則和模式上，硅谷人選擇從零開始筑建摩天高塔。西部人認為自己是一往無前的牛仔，失敗對于他們來說，不過是一種更快速的獲取經驗的途徑罷了。
資本力
有了科技，有了創新文化和商業氛圍，硅谷還需要商品需求的刺激。最初這個刺激來自于聯邦政府，出于對冷戰的恐懼，國防部當時傾囊而出大批購買硅谷的科技產品。除了直接的訂單，聯邦政府還大筆地對斯坦福等高校的研究進行投資。說政府是硅谷最早的天使投資人一點都不為過。
70 年代，當萬事俱備，東風已來時，精明的專業風投公司開始涌向硅谷。在 1972 年，與硅谷關系密切的兩家“仙童系”風投公司就是第一批硅谷風投公司。時至今日，在硅谷發生的風險投資金額已占了全美的 40% 以上，加州的 70% 以上。
似乎有種有趣的規律，上一代創業者帶著原始積累以及社會資本投資下一代創業者，一如父母與兒女在家庭中的角色。這種規律也讓每一代踏上浪尖的創業者能夠有足夠的彈藥支撐他們的野心與夢想，以至于讓硅谷創業者們代代相傳地秉行著創新與創業。
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
赫拉克利特的流動派哲學在硅谷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里的創造像一條河流一般從未停歇，兩次走進硅谷，看到的絕不是同一個世界。那些年硅谷的主題變遷大體可歸納如下：
40 年代: 電子儀器
50、60 年代: 微芯片
70 年代: 生物科技, 消費電子 (PC、游戲等)
80 年代: 軟件、網絡
90 年代: 網頁、搜素
21 世紀: 云、移動互聯、社交網絡
科技、文化、資本，共同造就了今天的硅谷。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科技與資本的推動力早已不再是一個地區或產業集群脫穎而出的充要條件，而更多地是以基本配置的形式呈現。那么歷史給硅谷以及當今世界留下的問題就是，如何保持這種生命力，如何讓創新永不停步？
答案回到了文化，只是今天我們將對這個力量賦予更高的要求和更深刻的內涵——破壞與重建。破壞與重建一直都在人類歷史中回環往復地出現，無論是朝代的更迭還是科技的創新，都離不開這個環節。只是如今我們擁有了更多的科技，或是說更堅實的基礎，既讓我們能夠利用現有的條件創造更多，也給顛覆性的創新套上了無形的枷鎖，使得“破壞性創新”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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