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市交通委近日公布一項征求意見稿，準備進一步規范出租車電調工具以及打車軟件。又掀起了新一輪打車軟件的討論。打車軟件一方讓人們打車不需要站在路邊碰運氣了，另外一方面又帶來很多新的問題。
打車軟件出現背景
1，互聯網的發展。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普及，互聯網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多，而近幾年移動終端的發展更是將互聯網帶進了我們生活角落。打車軟件的出現肯定離不開互聯網這個大背景。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機，下載對應的APP，然后提供支付寶賬號信息等，你就可以使用打車軟件。
2，城市人口密集，出行困難
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謀求發展涌入城市。這就導致城市資源緊張，交通擁堵。出行打車被別人搶先的事情時有發生。
打車軟件的出現就很好解決了這個問題，人們只要提前預約好時間地點，不用著急等著車來就行，更不用擔心被別人搶走。
3，出租車市場市場化程度低
出租車市場屬于壟斷行業，每個城市只有幾個大出租車公司，價格定死，不能議價，無論線路是否合適，出租車司機只能獲得固定的收入，近年來出租車司機收入提高并不快，而社會消費水平則急速提高。而使用打車軟件，每完成一筆訂單司機可以從中抽成，而且打車軟件可以提供加價，乘客可以為了更快打到車付小費給司機，這樣司機收入明顯提高。
打車軟件暴露出的問題
打車軟件出現以來發展迅速，由于沒有一定的規范逐漸暴露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1，首當其沖的就是最吸引出租車司機的的加價功能。
曾有出租車司機就算過一筆賬：一般來說，加價20元以上才對司機有吸引力，這樣的話，就相當于放空一個客人去接你這個訂單，否則，在高峰期，不搶你這個單，馬路上也都有很多客人。一次筆者在搭乘他車子的十來分鐘時間里，司機的手機就多次收到語音提示，提醒他有訂單可搶，但在看了一下之后司機說，“才加10元，讓別人去搶吧。
由于有加價功能，這就導致很多不使用打車軟件，甚至不選加價的人的打不到車。去年就有記者做了實驗，打開“嘀嘀打車”軟件，填好目的地，并沒有選加價，看一輛輛空車經過，等了很久也打不到車，隨后記者加價5元，也是無人問詢。最后加到10元小費才打到一輛出租車。而出租車作為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原本是只要你支付相應費用，在沒有載客的情況下，招手即停。打車軟件的使用，由于司機已經接受預約，即使空車，招手也沒有用。
2，填寫目的地導致司機挑路線。
近期上海市交通委近日公布一項征求意見稿，準備進一步規范出租車電調工具以及打車軟件。其中頗具爭議的一點是，禁止打車軟件顯示乘客目的地，以防止加價和拒載。很多出租車司機在看到填寫的目的地較偏遠、太近或者不順路時，會挑乘客，提示乘客進行加價或者直接拒載。
本來打車軟件推出目的地功能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讓司機和乘客都可以選擇更合適的出行路線。但由于出租車資源本來就是趨近于飽和的，在資源不足時，填寫目的地優化資源的效果被司機挑路線的負面效果所蓋過，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3，非法運營，難以界定。
齊魯晚報刊登過這樣一個新聞：家住山東臨沂的李女士就在夜間使用打車軟件后，發現招來的竟是外地牌照的車輛，而且外形明顯就是私家車，最后由于已經是深夜未敢上車。
打車軟件是開放的APP，只要有智能手機都可以下載，像“嘀嘀打車”司機客戶端盡管需要審核人員核對提交的信息。但即使獲知接聽者不是注冊“出租車司機”本人，只要獲得相關信息，審核人員還是詢問了司機姓名、車牌號和準駕證號、電話號碼，與之前填寫的內容相符，也會通過審核。隨后就可接受打車預約。
4，泄露個人隱私。
打車軟件使用時是要填寫手機號的，這就泄露了部分隱私。中國青年網就曾報道過由于使用打車軟件深夜接到已婚男司機騷擾電話事情。
王小姐在湘江邊與朋友聚會，回家時已接近凌晨。她通過打車軟件下單，出租車到達后，王小姐上車坐在副駕駛位，跟司機聊了幾句。此后王小姐多次接到該司機的騷擾電話。
填寫手機號原本是為確認身份、方便聯系打車的，卻也泄露了個人隱私，成為打車軟件的一大弊端。
5，損害部分消費者利益。
馬云就曾在來往中吐槽：打車軟件讓我媽打不到車。
打車軟件的出現方便了年輕人，但卻損害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和打車軟件的人的利益。
政策和市場的博弈
針對逐步暴露的打車軟件市場的問題，相關部門也出臺了不少政策。
2013年8月北京最早針對打車軟件出臺政策，強制統一數款打車軟件，采用電調平臺對出租車統一調度。由于快的打車和嘀嘀打車兩方燒錢的補貼政策，很多出租車司機私下還會用這兩款打車軟件，所以最后電調平臺并未達到統一的效果。而考慮到很多出租車司機都安裝不止一個打車軟件，在行駛途中因為搶單可能存在的安全問題，2014年2月，北京市交通委第二次出臺政策，規定每輛出租車只允許安裝一個手機叫車軟件。從現在效果來看，也是沒有很好的監管機制，安裝多個打車軟件的司機不少，其中攜帶兩三個智能手機終端的也不在少數。
其中今年9月29日報，上海市交通委日前下發的《關于規范出租汽車手機軟件召車等網絡預約服務管理的通知》就提出規定第三方今后不得向駕駛員提供具有加價功能的預約軟件。這項通知出臺以后雖然不少打車軟件確實取消了加價功能，但像“嘀嘀打車”這樣的占據主要市場的打車軟件加價功能還是存在，而有的軟件雖然加價功能取消但捎話功能卻成為變相的加價功能。
對打車軟件管理做到極致的就是深圳，2013年5月，深圳市相關部門下發文件，要求各企業“立即展開自查自糾，全面排查駕駛員隊伍，對已經安裝手機召車軟件的駕駛員必須責令卸載，不得繼續使用。如果繼續安裝使用，將按不誠信經營計入駕駛員檔案，并列入量化考評。”此文件發出，正式對打車軟件叫停。但是由于各地方對打車軟件持有態度和政策不同，深圳市的這一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地貫徹。
打車軟件自出現以來就處于一個“且行且爭議”的狀態，打車軟件的使用就好像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動后富，最后實現全民小康”一樣，“一部分人先方便起來”，有人先方便了，后面的人才能跟著方便起來。現在的問題就是后方便的不愿意，先方便起來的又擔心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又不能很好解決。
技術的進步，總在給人帶來驚喜的同時又帶來各種問題。但科技的腳步并不會因為這些磕磕絆絆而停止，打車軟件之所以可以短時間內風靡全國，其后面的市場需求已經被得到充分驗證。另外一方面由于和現存制度和倫理的沖突，打車軟件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還需要長期的博弈和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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