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刊登了專欄作家尼克 羅米歐（Nick Romeo）一篇題為《谷歌讓學生變傻了嗎》的評論文章。該文章認為，如果我們不仔細檢討人類對技術的依賴，我們將成為技術的奴隸而不是主人。
關于人類和技術的關系，一個古老的隱喻將之稱為主人和奴仆的關系。亞里士多德曾設想用自動織機取代奴隸進行勞動。十九世紀，奧斯卡 王爾德曾預測人類未來將把所有枯燥無趣的工作都交給機器，從而自由地“從事有趣的事情”，或者僅僅“沉思這個世界，帶著驚嘆和愉悅”。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勞苦大眾每時每刻都在受機器的奴役。”他們認為，機器沒有把我們從被奴役中解放出來，反而成為奴役人們的一種方式。
今天，計算機往往同時扮演兩個角色。2008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名為《谷歌讓我們變傻了嗎》的封面文章。該文的作者是美國作家尼可拉斯 卡爾（Nicholas Carr），他在自己的新書《玻璃籠子：自動化與我們》（The Glass Cage: Automation and Us）中談到技術的悖論。就像該書的標題暗示的那樣，在現代科技究竟是解放了還是囚禁了其使用者這一問題上，這本書采取了堅定的立場。卡爾認為，我們其實越來越失去自由，但我們的高科技的無形陷阱卻制造了一個自由的幻象。他將加拿大北方的因紐特獵人作為證據。老一代因紐特獵人可以依靠對風向細微變化、雪堆的形狀、星星的方位和動物行為的觀察，在高山凍原上以驚人的準確性跟蹤北美馴鹿。而年輕一代的獵人開始使用雪地車和GPS導航，他們的跟蹤能力卻立即下降了。他們開始徹底依賴導航設備，以至于有時會對明顯的危險視而不見，比如在懸崖或薄冰上加速前進。如果GPS失靈或是電池凍壞，這些年輕獵人又沒有掌握他們前輩的尋路技能，他們的處境將會變得危險。
卡爾的研究還包括了很多不同行業的案例：醫生依賴診斷輔助軟件，以至于忽視病人身上微妙的信號，或者放棄正確的經驗判斷；建筑師依賴數字平臺，繪圖技能衰退；民航的飛行員依賴自動駕駛系統，在緊急情況下無法隨機應變，以至于發生可怕的事故。卡爾承認，這些技術常常能夠增強和輔助人的技能。但是，我們與技術的關系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么正面。
在學校課堂上，技術的使用也有相同的問題：技術把學生從拼寫和計算中解放出來，以思考更有趣和更復雜的問題，技術也侵蝕了學生的認知能力。拼寫檢查和自動糾錯軟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心理學家對記憶的形成進行研究后發現，在大腦中拼寫單詞的行為有助于增強記憶單詞的能力。當電腦能夠自動糾正拼寫錯誤或者提供下拉選項時，我們就再也不必強迫自己在大腦中正確拼寫單詞了。
這也許看上去并不重要。如果作家不用為英語拼寫規則而傷腦筋，他們就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考慮文章的風格和結構。但是，自動生成單詞的過程損害了人的拼寫能力。當學生們離開自動拼寫軟件的時候，他們雖然不會像GPS導航設備失靈的因紐特獵人那樣面臨凍死的危險，但他們更有可能會犯拼寫錯誤。
對上述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提高電池性能或使拼寫輔助軟件變得更加普及。但這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我們越多使用某種技術，我們就越依賴它。突然之間，我們相對于技術的主人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依靠計算器來進行演算也有同樣的好處和危險。將耗時的大數字計算交給計算器，可以讓學生把時間和精力用在更復雜的數學問題上。然而在課堂使用計算器也會導致學生忘記如何運算。這樣，一個用來加速運算的工具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技術。
這種現象并非僅僅屬于現代技術，只不過機器取代人類智力活動的領域在現代變得更廣泛而已。卡爾在2004年進行了一項研究，在該研究中，兩組受試者被要求完成一個基于邏輯難題的電腦游戲——《傳教士和食人族》。該游戲的具體任務是用一條小船把五個傳教士和五個食人族從河的一邊運到對岸，小船上只能坐三個人。而且，而不管在船上還是在岸上，食人族的人數都不能超過傳教士的人數。
第一組受試者的游戲軟件是經過改進的軟件，可以在游戲過程中向玩家作出提示并提供每一步的行動引導。第二組使用的是基本的游戲軟件，沒有任何提示和引導。最初，第一組取得更快的進展，但一段時間以后，第二組反而表現出更低的出錯率，最終更有效率的解決了難題。卡爾認為，這個實驗證明，得到較少輔助的人更有可能獲得對游戲規則的較好理解，并制定相應的戰略。
所有好的老師都知道，學生需要自己去經歷困惑和斗爭才能將某些原理內化。所以老師們不會在學生剛剛表現出不理解的時候就馬上沖上去幫忙。當然，現在讓學生在課堂上放棄使用計算器和拼寫檢查軟件，已經不必要也不現實了。不過，讓學生間歇性地停用它們，將對學生更有益。
卡爾指出，“robot” (機器人)一詞起源于捷克語中的“robota (奴役)” 。他的書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仔細檢討人類對技術的依賴，我們將成為技術的奴隸而不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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