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日前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起草《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他人隱私的場所、部位安裝視頻圖像采集設備。（公安部擬出新規 這些地方禁裝攝像頭）

這份《征求意見稿》其他部分都很好理解，但其中一句話引起了眾多安防人的廣泛討論。“社會公共區域的視頻圖像采集設備的安裝位置應當與居民住宅等保持合理距離。”

如何界定“合理距離”？誰來界定？

我想，提出這個意見的專家大概是考慮到“攝像頭拍到的畫面太容易在網上流出”這個因素。但是，這種“因為不安全，所以要少裝攝像頭或是攝像頭要裝得遠”的處理方式就好比“因為怕不安全，所以要減少超市里的菜刀販賣”一樣。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我們一談到裝攝像頭，就心生反感？

　　裝攝像頭，你怕了嗎？

2014年，深圳19個監控視頻遭“全球直播”的新聞引起全國民眾的震驚；2015年央視“3 15”晚會上，揭露了智能攝像頭泄露隱私的問題。（智能攝像頭在315晚會上被點名，你家的攝像頭還好嗎？）

這等等一系列的新聞，讓越來越多不明真相的普通群眾認為，這都是攝像頭的錯。“公共場所不應該裝攝像頭”的說法在網上得到了大批網友的支持。

然而，視頻監控系統建立后，公安機關接警數量、刑事案件發案率、“兩搶一盜”案件發案率有所下降，破案率有所提高，視頻監控已成為警方維護治安的重要工具;同時視頻監控系統在疏導交通、預防犯罪、提供線索、固定證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監控攝像頭在加強社會管理、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以武漢市為例，截止到2016年7月，武漢市已形成一、二類探頭3萬個，三類探頭47萬個，總計50萬個探頭組成的城市視頻監控“天網”。2015年，全市刑拘扒竊犯罪人員1434人，創歷史新高，全市扒竊警情同比下降6.4%，創歷史新低；與此同時，搶劫、搶奪警情連續四年以40%以上的比例下降，2015年發案數創歷史新低。

我們深深明白監控系統對于維護社會穩定的意義。所以，當我們在談論攝像頭的時候，我們到底在怕什么？

我們不是怕家里的小區有十多個、二十多個攝像頭，我們也不是怕公安人員在審查視頻監控時看到我在小區閑逛，我們怕的是不相關人員可以隨意登陸后臺監視，我們怕的是我們的一舉一動被隨意流傳到網上，我們怕的是這些隨意泄露他人信息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

網絡的不安全、監控制度的不完善給了一切違法犯罪行為的可乘之機。而這，決不能靠“少裝或不裝攝像頭”解決。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很多的城市已經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條例，來規范視頻監控的管理。《重慶市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修訂草案)》的征求意見稿規定：調取、查閱或者復制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的信息資料的，工作人員不得少于2人，出示工作證件和單位證明文件，履行相關登記手續，獲取的信息限于執行職務需要范圍內，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予以保密。

那么，網絡安全問題又如何解決？

如何控制網絡安全問題

①訪問控制：視頻監控系統用戶登錄視頻監控系統查看監控視頻，可與億賽通數據泄漏防護系統進行認證集成，允許安裝億賽通數據泄漏防護系統的用戶正常登錄，否則，禁止登錄視頻監控系統，實現用戶身份強制認證；

②動態加密：對視頻監控文件進行強制加密處理，在硬盤中以密文形式存儲。通過對監控數據進行全生命周期保護，確保監控數據只可在受控范圍內正常、透明使用，通過任意方式將數據非法帶離內部環境將無法正常使用；

③數據篩選：用戶對監控的視頻進行分類查詢，檢索視頻信息，對敏感數據敏感信息進行防護；

④終端防護：在終端機器上打開監控視頻文件，安裝億賽通數據泄漏防護系統的用戶可正常打開使用，否則無法打開或打開后也是加密數據；

⑤安全集成：不改變視頻系統部署架構，不改變應用系統后臺數據存儲形態和規則，不改變用戶訪問視頻監控系統的工作方式和習慣；

⑥日志審計：根據操作類別、操作對象、操作時間、操作動作等組合條件進行日志審計，支持用戶自定義組合條件進行日志查詢，所有信息將上傳至后臺數據庫進行集中存儲。

“安全防護”和“隱私”本就不應該站在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