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在一重又一重的攝像頭之下，平安城市帶給我們的社會、家庭帶來了最為寶貴、無可替代的安定與和諧。但是隨著一個個攝像頭不斷的占據著生活的各個角落，不僅小偷無處可藏，同樣無處遁形的還有我們自己。有時候甚至只需要鼠標輕輕一點，我們的一切便會暴露在社會大眾的眼皮底下，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暴露在產房里一樣。
三亞候鳥老人事件并沒有過去多久，這段從高清攝像頭里剪輯出來的網絡視頻是如此的清晰和細致。雖然最后出現了劇情翻轉，但仍有很多人質疑：一段本該是多個部門通過法定程序提取，然后在公安機關立案才能查看到的視頻信息，是不是就可以輕易的放上互聯網呢?
那么問題來了：攝像頭之下，誰動了你的視頻監控?
缺乏規范，隱私輕易泄露
監控數據無非兩種，一種是官方部門的公共監控，一種是個人私自安裝的監控。那么視頻數據的泄露的可能性也只有兩種，一種是官方外泄，一種是私人外泄，前者涉嫌濫用公權，后者則屬公權失職。
今年年初一家號稱“匯集全球各地、公開分享網絡攝像頭“的某網站甚至敢于堂而皇之的提供全國多地公共場所的實時監控視頻畫面，其中涉及到餐館、賓館等生活場所，這種顯然屬于私人外泄，所以這家網站很快就被關閉、罰款。那如果遇到官方外泄，又該如何處理呢?
通過筆者了解，一些發達城市，如上海等地僅對設備本身的防泄密系統技術做了一系列規定而已。而對于防范監控資料被非法調閱，部分地方如河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則出臺了相關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買賣、傳播或者未經公安機關通知查看、復制機房系統采集保持的信息。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可以對違反規定的單位處以5000至30000元罰款，對個人處以1000至5000元罰款。
從這些模糊的條例中不難看出：隨著視頻監控行業的飛速發展，監控視頻設備如何安裝使用，監控數據如何統一管理，相關條例的監管范圍還遠遠不夠明確，這對于約束相關行為，避免公民隱私被侵犯增加了難度。
制度模糊，數據提取困難
武漢市民吳女士在位于武昌區中北路漢街的某服裝店購買了一件服裝，但由于認為存在質量問題以及穿著舒適度問題，打算退貨。收銀員聲稱曾告知商品售出后不能退換。吳女士認為店員并未告知不能退換，且店內裝有監控，故申請調閱監控查看當日情況核實，遭到拒絕。
福州市民葉女士在溫泉路一銀行ATM機取款時忘了取卡，當她幾分鐘后返回發現卡片已經不見。而銀行工作人員以保密為由，不給看視頻監控。無奈之下，葉女士撥打了該行的監督電話，可連打了4個都無人接聽。她又撥打該行客服熱線，要求對方緊急反饋，而對方僅僅表示將通知后臺處理。
目前，一些官方機構雖然各自制訂了自己的視頻提取規范和條例，但是這些條例顯然缺乏制度的統一管理而且操作繁瑣，市民的利益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而在一些私人單位，數據監控數據則完全是私人所有，提取規則一片空白。
隨著數字監控設備的不斷普及，越來越多的數據存儲于互聯網，傳遞于互聯網。互聯網給予視頻監控更多便利的同時，也增加了泄露的可能性。而視頻數據傳播速度快、信息量全的特性，一旦管理不當，將對社會大眾造成的損害也將無法估量。所以我們的視頻監控誰能動，應該有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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