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編譯自the Atlantic的原題為“Why You’re Probably Getting a Microchip Implant Someday”的文章。

沃威克教授手持一枚RFID微型芯片。(Russell Boyce / Reuters)

麥姆蘭(Patrick McMullan)在2017年初聽說，瑞典有好幾千人植入了微型芯片，揮一揮手就可以解鎖車門，關掉咖啡機的時候，這則消息沒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當然，這么個幾毫米長的小芯片，有近場通訊能力，還能植入人體使用，確實很前沿，很有吸引力，但是就其實際用途而言，刷卡或者密碼照樣也很方便。

麥姆蘭是技術領域的老手了，有20年的工作經驗。他想更進一步，讓可植入芯片實現“真正”的用途，有實實在在的功能，而不是耍耍小把戲，讓日常操作快這么一兩秒。麥姆蘭是一家銷售解決方案公司Three Square Market的董事長。在2017年7月，在媒體的包圍下，公司的五十多名員工同時各自自愿植入芯片。這個芯片不像瑞典的大部分芯片，不止是簡單的掃描一下，實現某個功能;Three Square Market員工植入的芯片和其掃描設備是與公司在威斯康辛River Falls辦公室多用途反饋網絡相連的。比方說，通過芯片你可以打開自己的電腦，但是前提是你身上的芯片在當天開電腦前，在公司大門也有掃描記錄。麥姆蘭說，“這么一來，我還增加了整個網絡的安全性。”

Three Square Market是一家美國零售商，主要為消費者提供食物以及日常用品，同時與瑞典公司Biohax International合作研發植入體內的微型芯片，植入手部后，用戶可利用芯片完成開門、結算等任務。

雖說麥姆蘭的芯片解決的問題范圍相對比較小，但這確實也是個問題，所以芯片的任何新型應用對于他這樣的“芯片福音派”來說，都是很大的進步了。可植入芯片和其他技術一樣，加入有一天，它變得很有用，讓人難以拒絕，它就來到了技術發展的臨界點。而這個臨界點或許比我們想得更近：在2017年9月，Three Square Market推出了Three Square Chip，開發下一代商用可植入芯片， 具有一系列健康方面的功能。這樣的芯片就很吸引人了，它能實現的用途或許會讓人們放下對它的疑慮和植入芯片的焦慮感。

植入形態的RFID技術是近幾年才有的，但是RFID技術本身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沒什么新奇的，通常也被認為是足夠安全的技術。美國國家動物識別系統就是在動物耳朵上打識別標簽，幾乎所有的農場牲畜都要登記，在澳大利亞，在系統內注冊還是強制的。如果你坐過Delta Airlines的航班，有托運行李，行李上就有RFID標簽，不然行李可能不會跟你到達同一個終點。而你身上現在可能就帶著這么RFID芯片，就埋在你錢包的信用卡里。

可穿戴設備在未來可能很流行，這些現在看來很“酷炫”的技術，以后用途可能很廣，普及度也很高。

人們對于可植入RFID芯片的恐懼不在于RFID技術本身，而是在于“植入”。美國每天都有寵物安全地植入RFID芯片，也沒有什么并發癥。但就算是親眼看到自己的寵物植入芯片后毫發無傷的主人，如果被問到自己敢不敢植入同類芯片的時候，也會因為“安全方面的原因”而遲疑。在本世紀初，有一家叫Verichip的公司自主研發了一款與醫療保險相關的微型植入式芯片，但是公司在市場調研時卻發現，美國人聽到植入式芯片的技術感覺很不自在。在2004年，Verichip的產品得到了美國FDA的批準，但是在僅僅3年后就撤回了，因為有研究顯示RFID變頻器(transponder)對實驗室動物有致癌效應，雖說后來的研究都說RFID在人類幾乎沒有致癌風險，動物身上的致癌風險也幾乎可以忽略。在2016年的一項研究中，將激活的RFID變頻器植入癌性腫瘤中，甚至證明治療效果顯著。

射頻識別(RFID)是一種無線通信技術，可以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特定目標并讀寫相關數據，而無需識別系統與特定目標之間建立機械或者光學接觸。

十年后，人們對Three Square這樣的“芯片團體”還是有各種疑慮，有些確實有些道理，有些完全是沒有理論基礎的純恐懼。人們害怕工作會迫使大家接受把電磁技術植入到自己皮下，如果技術越來越普及，他們會被逼著接受植入芯片;或者芯片被黑，變成植入者的定位設備;或者會便利了壞人，讓入室搶劫變得更簡單。很多批評者，其中不乏立法者(正努力立法限制RFID植入芯片)，害怕的是芯片里的金屬組件和回路會在植入者做MRI檢查或者需接觸到除顫器的時候，引起植入者的死亡。

更為普遍的恐懼主要是集中在芯片拿來追蹤的定位植入者方面：在研究導致Verchip的研究停滯之前，Verchip的董事長曾經在2006年，福克斯電視臺的節目 Fox & Friends上說，芯片可以用來登記在邊境工作的移民，這樣他們在上班時候就能被識別。據傳，就在同一年，哥倫比亞的前總統烏里布(Álvaro Uribe)多次向美國當時的參議員斯派特(Arlen Specter)和塞辛斯(Jeff Sessions)提議，讓哥倫比亞的工人植入芯片，然后他們就能進入美國做短期工。但是，有些基督教基要派的社區仍然堅信，植入式芯片是圣經中說的野獸的象征。不過，對于RFID植入式芯片來說，有一個最根本的挑戰，技術界常被問到這個問題，植入式芯片也難逃同樣的質疑：這門技術真的有必要嗎?

1998年，英國科學家沃威克(Kevin Warwick)，成為了第一個接受RFID植入式芯片的人類，后來作為“改造人隊長”，名聲在外。但是在那之后，植入式芯片的發展就很緩慢。墨爾本大學工程學院計算與信息系統系的研究員赫夫南(Kayla Heffernan)認為，植入芯片之所以還沒有被人們普遍接受，歸根結底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

“人們不理解芯片的作用，因為芯片的用途還不夠廣泛，用的還不夠多;但是又因為市場還不存在，所以設備的使用率還非常低。”

麥姆蘭希望解決的就是上述問題的第二部分，這樣以來，問題的第一部分也會得到緩解，芯片有了市場，使用更頻繁之后，人們就會加深了解，恐懼和疑慮就會減少。在去年夏天員工集體植入芯片之后，麥姆蘭就與帕克維爾研究中心(Parkview Research Center)的心臟專家米羅(Michael Mirro)常常商議。米羅的團隊和Three Square Chip的開發者現在正合作制作一款RFID芯片原型，芯片可以用來持續監測使用者的生命體征，讓患者和醫生都能得到高度精確的實時數據。

手表都能監控心臟情況，為什么不用芯片?

麥姆蘭說，開發醫用RFID芯片不僅僅是從商業出發的考慮，也是芯片一開始讓他最著迷的一點。這門技術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有時候甚至是可以救人一命的方案。這樣的技術已經存在了很久。“只是沒有人愿意接受。”他嘆息道。

對于麥姆蘭來說，這個項目跟他的私人生活有很深的淵源。因為他自己的妻子莉亞因為2009年的醫療方面的意外，患有慢性神經失調癥，一直以來都依靠植入的脊髓刺激器來控制身體 的疼痛。他曾經與妻子談過芯片的問題，妻子告訴他說，“要不是在背上植入了神經刺激器，可能早就選擇了結生命。”

神經刺激器是植入型技術中，在醫療健康領域發展得最火熱的。可插入式心臟監測器，比如 Reveal LINQ ，在有些情況下，已經可以取代古怪的貼布， 成為慢性心臟病患者最可靠的選擇。而就在兩個月前，FDA通過了史上第一個可長期植入的持續監測血糖的系統，適用對象為糖尿病患者。

2014年2月19日，美敦力公司發布消息稱美國和歐洲監管機構明確表明允許使用Reveal LINQ可插入式心臟監測器(ICM)系統，美敦力公司稱這是世界上最小的可移植心臟監測設備。

Three Square Chip稱，其開發的醫用RFID植入芯片通過身體發熱供能，麥姆蘭還有開發其他性價比更高的硬件的計劃，用來幫助患者監測多種不同疾病的情況，這些硬件會比專門監測某一種具體疾病(監測范圍更狹窄)的硬件更便宜。“現在很多心臟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有心臟病，等到上了救護車，才發現自己心臟功能有問題。”麥姆蘭說。

Three Square預計，在一年多之后，會開始銷售可監測使用者重要生命體征的芯片，不過在此之前，會先推出其他幾款產品。麥姆蘭希望，人們會快點開始考慮將自己的健康狀況信息記錄在加密芯片里，他的團隊目前還在做一款有GPS定位功能的芯片，讓家人能實時了解到家中患有嚴重老年癡呆癥的親人的身體情況。當然，芯片這樣的設計很明顯很有用，但是也讓人很有疑慮。

“芯片加上GPS定位功能，會很有用，但也很有爭議性。”圣胡安的一名預防醫學專家馬提內斯(Luis Martinez)說，他在Three Square受到媒體的大肆報道之前，有和公司團隊合作過，一起開發芯片。“如果孩子植入了帶有定位功能的芯片，很多家長其實會覺得更有安全感，以為他們難免會擔心自己的孩子出意外，被綁架、被拐賣等等。”但是他還說，芯片的用途還不只這樣，比如，執法部門也可以用芯片來實時定位已知的性犯罪者，不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需要自行決定。

在技術不斷變強大的同時，人們對植入設備的接受度也在不斷提高。赫夫南說，“從1998年到現在，我們對人體的想法、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她認為這種轉變的出現，是因為人對身體的“改造”，像刺青、穿孔到麥姆蘭在開發的可植入設備，人們的接受度都在不斷提高。“心臟起搏器植入手術已經成為了常規手術，整形手術也不像以前一樣是禁忌了。 ”有幾十萬美國人體內植入了某種植入設備，人工耳蝸、子宮環、神經刺激器，人造關節和可植入避孕棒等等。“現在，在人體內穿戴、植入設備已經是一種趨勢，不僅在生死關頭，有時只是為了方便，比如在避孕方面，比如隱形眼鏡。所以我們已經越來越能接受人體植入式設備的概念和做法，人們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了。”

自從一年前Three Square Market的“集體植入芯片”以來，對于常常接觸這門技術的人來說，它已經很稀松平常。“我們在考慮這門技術的時候，范圍不僅限于公司內部。”客服經理科普(Melissa Koepp)說，她自愿植入了芯片。而她身邊沒有植入芯片的同事對于公司很有未來感的產品也沒有表現得很興奮。事實上，他們之所以沒有接受植入芯片，甚至都不是因為其潛在的影響，而是“我看到同事在植入的時候，那個注射的針頭那么大。我就想，我還是等公司開發出更小的芯片再說吧。”

雖說我們現在用的可植入設備種類不少，帶有GPS定位功能的更不在少數，但是，如果一款同時具備兩種功能植入式設備真的投入市場，其影響還是不小的。如果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帶著手機到處走，手機放下就追蹤不到用戶了，體外設備說放下就能放下。但是如果是手上的芯片要移除，可能首先需要父母的許可，然后去醫療機構做侵入性手術才行。而《黑鏡》就有一集是關于母親用植入設備設備追蹤孩子，后來悲劇收尾。

《黑鏡》該集中的場景：媽媽在孩子還小的時候植入了監控設備，可以在設備端看到孩子眼前的發生的事，還能給孩子的視野“打馬賽克”。

老板可以用芯片一天24小時追蹤員工動態嗎?

想要保證RFID植入設備僅用于其設計功能，關鍵在于有意義的、積極的立法，把潛在的技術濫用扼殺在搖籃里。至于辦公場合的RFID植入設備，立法已經開始跟上現實的發展了。在去年夏天，Three Square Market員工集體植入芯片之前，有5個州設有RFID隱私法保護員工，雇主無法強制員工植入微型芯片。后來，又有5個州頒布類似的法律。

“我相信，這門技術會在短時間內見證階段性、指數式的增長，”新澤西州立法會的丹瑟(Ronald Dancer)說，他起草的法案將在幾個月后接受投票表決，“我們必須保證使用過程中存在完全披露，讓使用者同意。”

就算只是在辦公空間取得披露和同意的立法原則的共識，就足夠困難的了，那面對向老年癡呆患者征求“同意”的問題，安全和技術領域的立法者和專家又會有何反應呢?“法律不應該管制技術，而是應該管制我們不希望看到的行為。”赫夫南說，“這就是某些法律存在的問題，它們之所以落后于現實，是因為它們管制的重點是技術，而不是人們的行為。”

不過，法律改變是遲早的事，人們也會漸漸將恐懼拋諸腦后。畢竟，在瑞典，光是不用擔心不小心丟了鑰匙，就已經足夠吸引人，讓植入式RFID得到普及了。RFID微型芯片和此前的其他技術一樣，不管何時會真正流行起來，都會讓我們看到技術的兩面性。我們都希望自己更健康，更安全，能更充分全面地了解信息，彼此間聯系更緊密，我們在自己的隱私、自主性與技術帶來的便利方面，還是會有不斷地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