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原名為《深圳蛻變：從山寨工廠到硬件之都》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讀，它講了深圳正在如何從山寨轉型向“硬件之都”、并行之有效搭建起了創客們所熱愛的生態，并在本地形成了獨特的“工模”模式。
節選如下：
一群被稱為“創客”的年輕人正涌向深圳，他們來自于世界各地，熱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實實在在的硬件。“而這里能夠讓他們在一公里之內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這是美國、歐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為那里沒有華強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創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去年干脆把總部從硅谷搬到了深圳。
在《經濟學人》上半年的一組關于創新的報道中，深圳被描述成了硬件的“首都”：“這種‘寒武紀式’的大爆發出現在了新型電子設備上，而上一次它發生在美國硅谷的軟件業。”
在深圳市市長許勤為首的地方政府層面，他們要把這座以山寨制造著稱的城市從純粹的制造業中解脫出來，而新硬件的復興正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深圳重新去定義全球生態鏈的機會。
招募大公司進駐
實際上，在2011年投資推廣署成立之后，深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它對于外向型特征明顯的深圳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有的生產要素，深圳都沒有優勢，不論是土地、原材料、電還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點就是創新。”許勤說。
投資推廣署各種形式的推介都有的放矢地招募英特爾、高通和思科這樣的科技公司進駐、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
以英特爾為例：
當三年前英特爾提出超極本的概念時，只是無意識地讓深圳也參與了一些準備工作，主要研發基地依然是在美國和臺灣。
為了滿足超極本的厚度要求，鍵盤被認為是第一批需要變薄的零部件。臺灣團隊當時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點，為3.7毫米。但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報價跟傳統的鍵盤幾乎沒有差別，當英特爾總部得知這出自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深圳廠商時非常吃驚。
他們最終把這個項目給了深圳。而且僅僅三個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這起碼比臺灣的正常周期快了兩個月。緊接著，在外殼、電池等幾個核心的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遠遠甩開了臺灣。就這樣，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深圳的團隊實際上就拿到了總部足夠多的授權，來主導整個生產過程。
以至于英特爾新任CEO科再奇來中國的第一站就選在了深圳，楊敘更是把已經在北京連續舉辦了五屆的IDF(英特爾信息技術峰會)放在了深圳，“要是不在深圳，我們寧可不辦。”
投資推廣署對科技巨頭的招募看上去并不算困難，陳朝朝把這個時期深圳的“賣點”總結為敏捷制造和產業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迅速地產業化，這是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具備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過政府渠道與深圳達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實施過程總是會讓它們喜出望外。
從制造向研發能力轉型
但這離所謂的“深圳質量“還有不小的差距。深圳對這些巨頭公司也并不是沒有訴求，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國際巨頭只是看中了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接連三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發能力作為轉型的核心點，這也成了考核投資推廣署的最重要的維度。按照陳朝朝的解釋，從政府高層傳達出的信號一直都是這會讓深圳從山寨中擺脫出來，真正地升級到現代制造業。“我們就是希望讓那些國際巨頭以在深圳開研發中心為榮。“陳朝朝說，”當年我們沒有能力去覆蓋端到端，只能從純粹的制造切入。“
2013年，深圳在研究與開發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了4%，國際上通常用這個數據來反映當地的科技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創新型經濟體的公認標準是2.5%左右。全球數值最高的是以色列，為4.4%，而中國的整體水平是2%。
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并沒有表現得饑不擇食或者瞻前顧后，就像2012年他們在跟三星談判時，內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設備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資推廣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們已經有華為和中興了，沒必要引來一條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幾次內部溝通之后，我們才算有了共識。深圳應該是有一個土壤去不斷地培育華為這樣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樣讓某一個產業徹底綁死這座城市。”陳朝朝說。跟三星的談判很順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為之后的合作超出預期，三星甚至計劃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大公司進入的結果就是對質量的把控越來越嚴格，這正是深圳政府希望看到的。
“工模”模式
深圳形成了一個獨有的“工模”模式，這是臺灣從未產生過的制造模式。深圳在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會有非常多的參與者，它們會先把自己的業務模塊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發地去橫向和其他環節的廠商對接，而整個過程都不需要有一個廠商去主導。聯發科曾經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風暴”已經把市場教育好了，它們已經習慣于找到一種“Turn Key(交鑰匙)”式的解決方案。
這也是業內認為比臺灣進步的地方，那里的產業鏈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互動，觸摸屏的廠商根本不可能知道顯示屏廠商的新技術。“而在深圳，你在A廠商看到的產品，沒過幾天，B廠商就會有了。”老周稱。這與當年硅谷的開放精神如出一轍，它保證了一個良好產業生態的形成。
這也注定了深圳不會誕生像富士康這樣的巨無霸，因為“工模”就意味著這條生態鏈必須保持足夠的市場敏感度以及靈活度。深圳的制造企業都不大，但它們每一個都可以操控整條產業鏈，只要有差異化的設計和產品出現，很快地就可以組織起一條生產線。從某種意義上講，深圳已經告別了大宗標準品的那種落后的制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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