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云計算的錢最好賺。”4月18日下午，萬壽路附近的一家茶館里，王遠（化名）對記者表示。王遠對外的業務身份，是某部委下屬的產業推廣中心副秘書長，該推廣中心的主要訴求，就是幫助企業向各地政府灌輸云計算和物聯網觀念，進而推動各地政府設立云計算中心。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廠商能拿到各地政府資金幫助、辦公地幫助，這只是一個方面，另外還能幫助廠商完成銷售，所以廠商很需要我們。”王遠說。據王遠稱，該產業中心的實體，其實是幾個自然人合伙投資的一家商業公司，“用部委的牌子，更便于我們跟各地政府合作，而且，也便于我們從地方政府那兒拿到專項資金。”
他所說的專項資金，包括了地方政府的調研支持費用，地方政府的服務費用，甚至于地方政府“云計算落實舉措和先進經驗的公關和宣傳費用”，“我們正在操作的項目包括，山東某個地級市、北京某個區，另外我們還正在和天津某個局在洽談，總體上生意不太難做。”王遠對記者表示。
借助云計算概念圈錢圈地，已經成為大公司、小公司近兩年來的共同首選。 “各取所需。”姚戴龍對記者說。作為一名創業者，2011年，姚通過在北京注冊的一家殼公司，在無錫成立了這家北京公司的子公司。盡管其北京公司連地址都是虛構的，但無錫物聯網基地還是給了他超過300平米的辦公場所，“基本上算是免費的，而且享受稅收減免政策。”姚對此頗為得意。有了正式的公司之后，姚開始四處尋找投資人，準備做基于Android的平板電腦業務。在他看來，當地政府既不關心云計算、物聯網是什么，也從未想要去關心，“他們要的是政績，引入了多少家公司最重要，至于這些公司的實力，或許沒有多少人在意。”
偏離的推動力
“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中國云計算業務缺乏需求和推動力，而是需求很旺盛。總體上地方政府推動云計算的初衷是良好的，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或多或少因為其他一些因素，導致云計算的推動力指向有所偏離。”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進司司長徐愈接受記者專訪，含蓄地表達了對一些地方政府推動云計算方式方法的批評。
市場調研機構賽迪顧問，更是在一份針對云計算的報告中稱，中國云計算應用“缺少統籌規劃、對應用領域研究梳理不夠、示范項目倉促上馬、投資風險增大”。
“發改委以中央補助經費的方式，為云計算應用發放補助金，本身就帶了一個不好的頭。”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某高級研究員對記者說。
2011年10月，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等三部委撥款15億元，成立國家戰略新興產業云計算示范工程專項資金，并迅速對12個企業項目進行了首批8億元資金的發放。據了解，國家戰略新興產業云計算示范工程專項資金，主要面向目標是已經公布的試點五城市范圍內企業，因此獲得基金支持的公司范圍相對較小，而單個企業由此獲益良多。
與此類似，科技部聯合財政部，也有類似資金用于推進“云計算”的發展，該類資金分散于國家863計劃和火炬計劃之中。
然而，在該研究員看來，正是這樣的標志性和象征意義的補貼，使得“地方政府大搞對云計算的支持，從給錢給地，最后發展到圈錢圈地，既然云計算對于企業自身，或者對于地方產業生態鏈，能夠構成節約成本、效率增加，又何必進行大規模的資金或土地補貼？”該研究員稱，當前最為復雜的，不是如何推動云計算的概念被認同，也不是對云計算業務類型缺少的擔憂，而是地方政府和部分企業利用云計算的噱頭，做和云計算不相關的利益攫取和再分配問題。
“以阿里巴巴為例，這個公司旗下的阿里云，單獨從國家層面獲得的項目補助金大概有1.5億元，一個商業公司在做一項從長期看對自身而言是有益的事情，使用的卻是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補助金，這無論是從名義上還是商業規則上，都不符合邏輯。”他說。
該高級研究員表示，由工信部主導推動云計算，是必要之舉，與之對應，發改委和財政部進行支持，也是必要之舉。“但是否直接以補助的方式發放給企業，我個人覺得值得商榷。” 他認為，阿里云作為一家商業性公司，當政府有政策可以拿到錢，它就會積極爭取，從商業公司的角度而言，是完全正當的，“但三部委在支持方式上，是否當前的方式就是最佳的，或許還應該更為慎重一些。”
“說到底，云計算應該是企業的事情，來自政府支持有必要，但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支持方式。”上述研究員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蘑菇云”
隨著一些地方政府認為，借助“云計算”三個字，既能獲得推動地方科技產業發展的口碑，又能獲得征地圈地的實際，還能在此基礎之上，完成招商引資的政績，一舉多得，云基地建設的熱潮立即席卷中國。
而在此之中，地方政府與企業在云計算的發展過程中，正扮演著相互借力的角色。
以杭州為例，該城市能夠入選發改委和工信部首批五個試點城市名單，主要正是得益于阿里巴巴。同樣，阿里巴巴也從杭州市地方政府的云計算產業發展規劃中，獲益良多。
盡管如此，杭州發展云計算的工作，在整個中國的云計算大版圖中，仍然屬于較為扎實的類型。直到2011年10月，杭州云計算產業園才正式落戶于塘科技經濟園區。同時，雖然制訂了總規模30萬平米、200家云計算企業的目標，杭州云基地的首期面積僅為2萬平米整個規劃發展并無大踏步的躍進。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機構，將政績目標盲目押寶云計算的擴張和訴求，而這一訴求導致的現實結果，讓人瞠目結舌。
“各地云基地建立的速度越來越快，甚至有些地方不是考慮應用和業務，而是在占地面積、招商引資上盲目攀比，如果對照一個地圖的話，你會發現中國幾乎所有的地區都在升騰‘云’，越是后來的云越大，現在簡直是滿眼都是‘蘑菇云’。”北京云基地某負責人說。
“主角似乎都轉變了，一些地方似乎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云計算，而只在乎云基地有多大。”身為云計算產業興起和發展的親身經歷者，這位人士卻表示無法理解各地方政府，對云計算如此多方向、多層次的利用程度，是出于何種思維和理由。各地紛紛成立云計算產業聯盟，并以此為理由大肆建設云計算產業園的情況，在2011年幾乎達到失控狀態。出手云基地的地方政府，甚至從省級、地市級，擴展到一些縣級政府。
“甚至一些極內地的縣級政府，動輒號稱數千億推動云計算、云基地的做法，簡直是可笑之極。”電信專家付亮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此前，內蒙多倫縣宣布將建設總投資額高達近2000億元、總量超過500萬臺服務器的云計算數據中心，該縣政府表示該項目為多倫縣和北京合作項目，基地建成后將形成888億元產值、65億元稅收的規模。更有甚者，多倫縣縣長霍錦炳表示，該云產業基地能夠帶動新增就業2.5萬人，而整個多倫縣人口僅有10.5萬人。
同樣鋪張的還有江蘇宿遷。作為1996年由縣級升格為地市的宿遷，該市經濟開發區面積就高達105平方公里（相對比，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總體規劃面積不過46.8平方公里）。2011年第四季度，宿遷市政府開始力推“全國云計算研發、應用及展示的綜合性示范基地”建設。《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致電宿遷經濟開發區工作人員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對建立云計算基地一事，不太了解，并表示“這個事情是市里領導才能說的，我們不能接受采訪”。
對此，原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一針見血地表示，“現在不少地方連云計算的概念、作用都沒搞清楚，就匆忙圈云基地，搞大規模的服務器托管，那不叫云，那叫浪費，那叫燒錢。”
上述研究員則認為，出現地方政府一窩蜂上馬云基地的主要原因，還是兩個方面：第一是圍繞云基地云計算的招商引資噱頭，成為政績體現的重要途徑；第二就是地方政府在利用云基地概念進行圈地，進行地產商業活動，在最近兩年成為比較便利的通道。
沖動的懲罰
記者獲悉，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正在考慮是否對其投資的一家中國基金公司提起訴訟。該基金主要運作方向為“云計算”和“云基地”，而索羅斯向該基金投資3億美元時長達6年之后，該基金旗下企業并沒有實現任何一家公司上市或成長為大中型企業。
“中國企業的‘云計算’泡沫正在快速走向破滅。”第五媒體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毅對記者表示，“各地紛紛出臺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更多是在籠統的層面進行描述，卻無一探討過‘云計算’應具備的商業模式類型、本地云計算企業的層次區分等問題。”
而在云計算泡沫之上，圈錢圈地，成為企業聯合地方政府進行商業投機的主要手段。“云計算、‘霧’聯網，成為兩大忽悠經費、土地（的）工具。” 創新工場董事長兼CEO李開復說。
盡管大家都在講云計算，但真正研究產品以及落地的卻很少，可以說是‘雷聲大，雨點小’。”針對當前國內云計算產業現狀，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表示，很多地方花費巨資建數據中心，卻沒有任何具體應用，多個地方政府投巨資圈地買服務器建數據中心，是新版本的房地產商業。”
即便是在新型經濟發展最為發達的北京和上海兩地，云計算發展仍然形式大于內容。根據上海市政府發布的“云海計劃”（即《上海推進云計算產業發展行動方案（2010-2012年）》三年行動方案），以及北京市政府發布的“祥云計劃”（即《北京“祥云工程”行動計劃(2010-2014)》），對于培育的企業實力、產業規模和產業鏈規模，雖然給出了具體的金額目標，但具體如何界定、如何評估，到目前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可衡量標準。
“在設計階段輪胎定位就不準的汽車，行進過程中不僅沒有意識去糾正方向，甚至再度故意跑偏，這樣的汽車怎么可能開到預定的地點？”第一云網CEO王繼磊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
《財經國家周刊》從相關部委獲悉，政府已經在內部討論云計算泡沫給ICT產業帶來的風險，并正在加緊研究如何從政策層面加以控制。“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在現有的云計算泡沫之上，地方政府仍然在大力推升泡沫程度，這使得來自主管部委的垂直指導，顯得力不從心。”該部委相關領導對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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