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做惡”的公司信條一直廣為業內傳頌，但總結2015年，外媒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與美國政府進行無休止的形象控制和危機管理一樣，硅谷科技公司今年也變壞了，通過控制輿論和政治游說等多種形式進行形象控制和危機管理。
在HBO出品的喜劇電視劇《副總統》(Veep)的第一季中，副總統塞琳娜·邁耶爾(Selina Meyer)聽說即將到來的一場颶風將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時，她說：“Shit!，當它到來時，媒體的頭條一定是‘塞琳娜造成大規模破壞’。”不用說，她的下屬最終為颶風改了名字。
這番話聽起來挺有趣，也與這部電視劇要表達的主題相一致：華盛頓(代表美國政府)的形象就是無休止的形象控制和危機管理。我們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呢？
其實，美國科技市場也是如此，尤其是2015年，科技行業在許多方面與華盛頓一樣，硅谷試圖把自己裝扮成創業和創新的實踐者。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科技也涉及到形象、權利和政治問題。
讓我們看看下面2015年的幾個典型例子：
1、7月，紐約市突然放棄了限制打車軟件Uber的計劃。在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Uber的員工名單中擁有一位知名政治人物，那就是總統奧巴馬2008年競選活動主管大衛·普魯夫(David Plouffe)。
2、8月，《紐約時報》曾刊文指責亞馬遜殘酷的工作環境。隨后，亞馬遜公關主管、奧巴馬前新聞秘書杰伊·卡尼(Jay Carney)發表博客進行反擊。
3、10月，《華爾街日報》發表調查報道，曝光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嚴重夸大技術能力 。Theranos聲稱可以通過幾滴血檢測出240種不同的指標，如高膽固醇和癌癥。
4、10月，旅行房屋租賃社區Airbnb在舊金山大街小巷貼廣告，慶祝自己和其他人一樣遵守法律，但此舉引發了舊金山居民的反感。2014年10月，舊金山成為全球首批承認短租房合法地位的城市之一，但該法律通過幾個月后就出現了不少反對聲音，迫于壓力，舊金山立法機構在今春又提交了兩項修正案，希望收緊該項規定。
5、10月，社交體育游戲網站DraftKing和FanDuel被監管部門盯上，懷疑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與傳統賭博無異。美國FBI還對他們展開了調查。
6、12月，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妻子普麗西拉·陳(Priscilla Chan)在給新生女兒的信中宣布，他們將把其家庭持有Facebook公司股份的99%捐出用于慈善事業。但有媒體指出，扎克伯格新設的這家慈善機構是有限責任制公司(LLC)，賦予夫妻二人更大的控制權。
簡而言之，科技公司已經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公眾一定會將其視為現狀的顛覆者。今天，“樂觀”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讓位于“譏笑”，科技公司也能變壞。
政治與創新同等重要
在上述事件中，部分事件與其新型商業技術的特性有關。當前，一些科技創業公司的成功與否，已經不能單憑能否圍繞新產業打造一個完整的經濟生態來衡量，如亞馬遜的在線零售，或者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網絡。相反，當前許多成功的創業公司依賴的是尋求法律歧義，然后利用它來拓展額業務，如Uber、Airbnb和FanDuel等。
這些公司已經意識到，當他們在擁有公共政策的世界里運營時，政治上的精明至少與創新性的技術同等重要。微軟民事技術主管馬特·斯戴姆派克(Matt Stempeck)稱：“當前，大部分政治游說來自于那些正面臨某種形式的政府監管的企業。”
事實上，很多企業都在幫助創業公司來解決監管障礙。政治戰略咨詢服務公司Tusk Ventures創始人布拉德利·塔斯克(Bradley Tusk)就曾幫助Uber發起抵制紐約市政府加強對Uber監管的請愿活動。近期，FanDuel也成為了Tusk Ventures的客戶。
科技公司的影響力正日益向美國政府滲透，同樣，越來越多的美國政府官員開始加盟科技公司。每年，科技公司投入數百萬美元游說政府。同時，許多政治戰略家離開白宮，加盟科技公司，如普魯夫和卡尼。
控制媒體定調
對于卷入爭議中的科技公司，他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控制媒體定調，無論是主流媒體定調，還是社交媒體定調。
針對《紐約時報》指責亞馬遜殘酷的工作環境，卡尼選擇在《Medium》平臺上發表自己的反駁文章。發行公司Running Press營銷主管凱思琳· 施密特(Kathleen Schmidt)稱：“如果這篇文章發表在亞馬遜公司博客上，相信不會得到太多人的關注。但這篇文章發表在《Medium》上，即第三方平臺上，賦予人們一種更客觀的感覺。這與新聞是一樣的。”
微軟民事技術主管斯戴姆派克對此表示，在類似事件中一些平臺本身也無法保持中立。當所發布內容成為新聞的一部分時，平臺應該擁有自己的職責。在亞馬遜和《紐約時報》這場對話中，《Medium》成為了故事的一部分。
今年11月的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后，Facebook成為了新聞的一部分。當時，Facebook推出了“Safety Check”報平安服務。通過該項服務，用戶可以讓好友和家人知曉他們是否安全。但此舉也招來了批評的聲音：Facebook為什么沒有在全球其他地區的恐怖襲擊時間后推出該服務？
發動群眾力量
對于一家具有“顛覆性”的創業公司，解決監管問題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就是動員自己的用戶。Uber成功地贏得了紐約市政府的緩刑，Airbnb在舊金山得以繼續運營，均得益于這一點。
在這兩起事件中，這兩家公司都依賴于古老的“平民主義”贏得了勝利。Uber試圖向紐約市政府說明，對Uber進行限制將影響普通紐約市民的出行，也將導致一些新司機沒有工作機會。而Airbnb則表示，其服務能確保中產階級在高房租城市很好地生活。
但加州大學社會學教授愛德華·沃克爾(Edward Walker)認為，這些公司的政治活動屬于“偽草根運動” ，它掩蓋了活動的真正贊助人。
這也就是這些公司雖然遭遇形象問題，但仍能繼續成功的原因。將來，這些公司可能無法輕松獲得公眾支持，但許多公司還是能繼續贏得一些重要的政治游說活動：但是，我們是在用自己的錢包來為他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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