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成千上萬的瑞典人正在向自己體內插入微芯片。這種芯片可以作為無接觸式的信用卡、鑰匙卡，甚至是地鐵卡。

一旦將這種芯片植入皮膚之下，你就無需再擔心自己不小心把某張卡丟在了哪里，口袋里也不用再揣著沉甸甸的荷包了。但對于不少人而言，在體內攜帶微芯片，感覺并不實際，倒有點反面烏托邦。

有些人表示，瑞典是在福利方面做得很好的國家，這也可能是引起這一熱潮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3500多名瑞典公民向體內植入微芯片，其背后的故事可能比想象中更復雜。

日前，瑞典隆德大學數字文化方向的講師莫娃·彼得森(Moa Petersén)撰文指出，這一“微芯片熱潮”反映了瑞典獨特的生物黑客現象。如果拋開表面探究本質就會發現，瑞典人對數字技術的熱愛遠不止這些微芯片。

生物黑客

生物黑客(biohacker)一詞指的是，在傳統機構(如大學、醫療企業和其它受科學控制的環境)之外進行生物醫藥實驗的業余生物學家。正如電腦黑客會非法侵入他人電腦一樣，生物黑客會非法侵入生物類的東西。

如今，生物黑客已形成了一種較為多元化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細小分支——他們有著不同類型的興趣、目標和意識形態。但在這種多元文化中，有兩大主要分支：“濕件黑客(wetware hackers)”和超人類主義者。

濕件黑客是指擁有公眾科學業余愛好的生物學家，利用自己的家用器具建立起的實驗室設備。他們進行的是所謂的“節儉的科學研究”，通過尋找廉價的解決方案，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他們所做的更多的是有趣的實驗，例如對植物進行基因改造使其發光，或是利用藻類制作新型的啤酒。

另一類則是超人類主義者，他們專注于增強和改善人體——其長期目標是推動全人類的發展。他們認為，只有通過跳出生物學限制來完善自我，人類在未來才能與AI一決高下。

現象背后

通常，不同的生物黑客現象會反映其成長所源自的社會和文化環境。

例如，歐洲的生物黑客通常表現的就與北美的生物黑客有所不同。北美的生物黑客組織通常關注的是，如何研發出在現有醫療保健行業之外的額外選擇。與此同時，歐洲團體關注更多的是如何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或參與到具有美感的生物項目當中。

但事實上，瑞典的生物黑客文化與歐洲的主流生物黑客文化有所不同。瑞典生物黑客大多都參與到超人類主義的運動當中。正是這些超人類主義者——更具體而言來講，是“葛潤德(grinders)”這個分支——在推動微芯片植入這一熱潮，將NFC芯片植入到數千名瑞典人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間。據了解，數十年來，這種微芯片的長期用途是追蹤動物和包裹。

數千名瑞典人進行了微芯片的植入

瑞典人的數字信心

在體內植入動物和包裹常用的微芯片，這個看起來有些疼的奇怪選擇，為什么讓瑞典人樂此不疲?人們提出的其中一個理論是，瑞典人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私人信息，這與瑞典現有的社會安全體系結構不無關系。

民間存在一種說法：“天真的瑞典人”一直傻傻地相信著他們的政府和瑞典的國家體系，這其實有些言過其實——甚至瑞典外交部也提到這一點。彼得森則指出，即便這種“天真”可以部分解釋這一現象，也肯定不能代表全部的事實。更令人信服的一種說法是，在瑞典，人們對于所有數字技術相關的東西都具有強大的信心。瑞典人深信，技術強大的發展潛力及其為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

過去20多年以來，瑞典政府大力投入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如今已見成效。如今，瑞典經濟大量依靠數字出口、數字服務和數字技術創新。而且，瑞典已經成為全球最成功的數字產品制造和出口國家。在瑞典創建的著名跨國企業包括Skype網絡電話和Spotify流媒體音樂服務平臺等。

對數字技術及其潛在發展所持有的信心極大地影響了瑞典的文化。超人類主義運動正是基于此而發展開來。事實上，瑞典在超人類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球性的超人類主義基金會“Humanity+”正是由來自瑞典的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在1998年聯合創立的。自那以后，很多瑞典人都相信，他們應該要致力于提升和改善自己的身體。

因此，彼得森指出，當全球震驚于數千名瑞典人接受了微芯片植入的同時，科研人員應該利用此次機會，深入研究瑞典深入人心的數字文化。畢竟，這次微芯片事件只是瑞典人特殊的技術信仰所產生的一次社會現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