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經濟運行出現顯著的動蕩與紛爭，就會促使人們從理論上進行反思，特別是會嘗試從經濟思想的演變歷程中尋求啟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思想史上的一些經典著作、代表性的學者，往往在大變革時期，會被人頻繁被人提及。亞當·斯密是這樣，凱恩斯是這樣，哈耶克也是這樣。

這一次，哈耶克頻繁被提及的大背景，是數字貨幣的風起云涌、泥沙俱下。支持者四處布道聲稱貨幣革命，批評者痛心疾首視為金融騙局。爭論之下，大家共同嘗試去尋找經濟思想上的理論支持，于是，他們都找到了哈耶克，找到了《貨幣的非國家化》這本影響深遠的小冊子。

要理解哈耶克和《貨幣的非國家化》，需要將其放在經濟思想史和貨幣金融體系演變史中來定位和考察。

一、 經濟思想史演變中的哈耶克

自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及定位，幾乎就是不同經濟學流派爭論的焦點與核心。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到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自由市場經濟從理論到實踐，從孕育到發展，第一次全盛時期。卡爾·馬克思和卡爾·門格爾，則在《國富論》出版差不多一百年后，分別撰寫出《資本論》和《國民經濟學原理》。在蘇聯陣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經濟政策的主導;幾乎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經歷的大蕭條，以及其經濟學界隨后對大蕭條的反思，凱恩斯主義一時大行其道，“看得見的手”以不同的方式占據主導地位，強調“看不見的手”的論調公眾幾乎難見蹤影。

這一階段的奧地利學派，雖然在歐根•馮•龐巴維克、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的持續努力下，無論是理論體系還是政策見解都更加成熟完善，社會影響力日益擴大，但是在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政府之手的理論與實踐面前，顯得力量單薄，無論是對“蘭格論戰”的應對，還是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都收效甚微。

二戰后西方各國經濟的黃金發展期，也就在事實上成了奧地利學派黯淡無光的日子。凱恩斯主義的如日中天，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如魚得水，都讓奧地利學派的身影，成了政府之手面前孤單無助的背景。

從1871年門格爾出版《國民經濟學原理》，到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現代經濟史這百年風云中，奧地利學派不說經歷了百年孤獨，至少還未曾收獲應有的榮光。隨著西方國家主要經濟體深陷“滯脹的七十年代”，“逃不開的經濟周期”卷土重來，凱恩斯主義的大廈一時間似乎開始搖搖欲墜，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周期的分析，以及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使其再次進入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聚光燈下。1978年，中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1979年，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發源地的英國，迎來奉哈耶克為座上賓的撒切爾夫人，開始全面推進自由化改革;1981年，里根成為美國總統，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撒切爾夫人遙相呼應。

在阿蘭·艾伯斯坦撰寫的《哈耶克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1989年哈耶克90歲華誕之際，撒切爾夫人寫信給哈耶克說："到本周，我榮任首相一職已達十年。很多人非常寬宏地評價我們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沒有那些價值和信念將我們引導到正確的道路、并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方向，則我們不可能取得一樣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端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

哈耶克90歲華誕大禮遠不只是來自撒切爾夫人的感謝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多時間，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的鄧小平南巡重啟改革，大蕭條以來被政府之手全面壓制的市場之手，一時間在全球范圍內迎來徹底的反轉。

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以及隨后的911社會危機，再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2018年中美貿易爭端等，在全球不同國家的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跨度內，全球范圍內更加一體化、也更加自由的經濟活動，卻顯得更為動蕩，各種矛盾更為突出。

在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中，現實的經濟沖突與動蕩，可能對經濟實踐是災難，但是往往也是經濟思想發展的沃土。面對實踐對理論帶來的一次又一次挑戰，在政府與市場關系這一根本性問題上，我們還可以從經典理論中獲得哪些啟發?

二 、貨幣金融體系演變中的哈耶克

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看，最原始意義上的貨幣的出現，不過五千年左右。據赫拉利《人類簡史》的介紹，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金錢制度，大約是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的“麥元”制度。所謂的麥元，就是大麥，將固定量的大麥谷粒作為通用貨幣單位，用來衡量和交換其他各種貨物和服務。我也曾見過一個陶罐裝的滿滿一罐的小貝殼，那是人類早期的貝幣。公元前25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白銀貨幣制度，貴金屬開始脫離其一般的使用價值，而作為一種貨幣存在。而第一枚硬幣的出現，還要等待近兩千年。約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呂底亞王國的國王阿耶特斯鑄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幣。第一張紙幣則還要更晚，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的四川地區，一些商戶開始印制發行名為“交子”的紙幣，但到公元1023年，宋仁宗就把這一紙幣發行權收歸政府獨有。當然，“交子”這種紙幣與現代意義上的紙幣，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內容上，都存在許多不同。1694年，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創立，并很快就開始發行銀單，紙幣開始逐漸在歐洲流行起來。但是，真正進入信用貨幣時代，還要還長的路要走。

在通常的貨幣金融演變歷史中，關于貨幣制度的歷史演變，一般歸納為金屬本位與紙幣本位，而黃金本位又有金幣、金塊、金匯兌本位制等區別。但是如果對中國經濟金融史有所了解的話，可能實際分類會更為多樣和豐富。比如中國最早的貨幣是貝，這也是漢字“財、貨”皆從“貝”的字源學解釋。當然漢字“錢”是從“金”的，但這里的“金”，并非黃金，而是銅甚至鐵等金屬，直到明朝中后期，隨著富含白銀的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白銀才逐漸取代銅等，成為明清時代中國的主要貨幣金屬，黃金雖然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卻鮮有應用于流通領域中。具體來看，1581年張居正大力推行的“一條鞭法”，積極鼓勵民眾用白銀支付稅款，白銀才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的主導貨幣，同時也顯著影響了白銀的國際流動。自1493年至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銀和70%的黃金都出自美洲，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了30，000噸，日本大約生產了8，000噸，總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達7，000噸到10，000噸。事實上，白銀的國際流動，在民國時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并迫使民國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在全國范圍推行法幣制度，并逐漸滑向超級通貨膨脹。

除了作為貨幣的物質載體不同，中國的貨幣發行也具有自身特點。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各自發行本國貨幣，秦朝一統六合，同時也統一了貨幣的發行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圓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續到民國初期。漢朝初期，尤其是漢文帝時，“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于是“盜鑄如云而起”，自由的貨幣發行權，不僅造成了貨幣的再次混亂，也讓鑄錢的商人大發橫財。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收回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五銖錢成為當時唯一合法貨幣。也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一管理體制。歷史上的紙幣“交子”，也存在不過二十余年，其發行權就被收歸當時的中央政府。另外一個特點是，由于貨幣基本都是貴金屬，朝代更替一般并不會帶來前朝貨幣的徹底被廢除或被禁止使用的情況，而且，由于無法徹底禁止商人熔錢幣鑄銅器等行為，雖然大多朝代都會要求收回前朝錢幣而發行自己錢幣，某一時期的貨幣總量很難測算，也很難根據經濟的增長或衰退，而調整貨幣總量。當然，雖然金屬開采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增加，政府也并非完全對貨幣總量毫無辦法，比如著名的王莽幣制改革，曾強制廢除五銖錢，而一比一替換為重量僅為一銖的“小泉直一”，相當于民眾手中的五銖錢一下子貶值80%，而政府可發行貨幣總量也相當于增加了四倍。王莽的一系列幣制改革，導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為其最終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在金屬本位制下，雖然也有王莽這樣赤裸裸收鑄幣稅者，但相對來說，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信用貨幣體系下，無論是意圖上，還是手段上，政府之手都對鑄幣稅也更加得心應手。民國出現惡性通脹的時期，為買一袋米，往往需要推著一車的錢;魏瑪共和國時期出現了最大面值達100萬億馬克的紙幣;十年前的津巴布韋央行發行面值100億的紙幣等。所有這些都讓王莽的“小泉直一”或“一刀平五千”等相形見絀。

當然，即使在信用貨幣體系下，這種惡性或者超級通貨膨脹也是比較罕見的。更常見的，同時也是爭議更大的，是所謂的溫和通貨膨脹，只要給政府之手進行約束，比如規定年通貨膨脹率不高于3%或2%，很多人認為，不僅無害，反倒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充分就業，熨平經濟波動。這一切聽起來非常美好，2003年，時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羅伯特·盧卡斯直言：從所有實際目標來看，防止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解決了，實際上已經解決幾十年了?？上?，盧卡斯言之過早，至少早了四年。正如英國金融服務局前主席阿代爾·特納在其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著作《債務和魔鬼》一書中所指出的，盡管通貨膨脹維持低位，過量信貸還是引發了危機;究其原因，一是信貸投放創造的債務合約導致了負面后果，二是發達經濟體的多數信貸未用于支持新的資本投資。

由特納勛爵來回顧反思08年金融危機，既合適又不合適。合適的地方在于，他不僅是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更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直接參與者;說他不合適在于，他自己都承認，直到2008年秋天，他都完全未察覺到這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已經如排山倒海之勢撲面而來。以至于，為了理解這場危機的根源和后果，他不得不重新捧起維克賽爾、哈耶克和明斯基等人布滿灰塵的著作。從特納這本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對債務的態度。

在動蕩的金融危機中，人們重新提出了哈耶克當年提出的問題：貨幣發行權難道天然就歸屬于政府所有嗎?難道市場之手，不能像接管衣食住行用各色商品一樣，也接管貨幣嗎?

批評貨幣非國有化的論者則強調，缺乏信用約束的經濟社會環境，如果把貨幣發行權完全交給市場，可能會帶來新的沖擊。如果市場上同時存在多家機構發行的多種貨幣，面對隨時波動的匯率，商場內琳瑯滿目的商品如何標價?發行貨幣的機構破產怎么辦?是不是需要政府對發行貨幣機構進行監管?政府與發行貨幣機構合謀怎么辦?

也正是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哈耶克這本《貨幣的非國家化》，一直未能如他的其他著作那樣，受到太多的關注。事實上，在本書中，哈耶克本人也坦承，貨幣的非國家化這一制度重構，是“令人震驚的”，是“開辟了一個最為奇妙的新的理論天地，展現了制度安排的別樣可能性，而對此，以前似乎無人考察過。”這本書初版于1976年，彼時，哈耶克已經于兩年前出人意料地斬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彼時的全球經濟，正深陷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石油危機的泥淖之中。當然，哈耶克領銜的新自由主義，還需要再等上幾年，等到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分別擔任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之后，才迎來歐美經濟體系中真正的高光時刻?？v使如此，在本書中提及的歐洲貨幣體系，最終也并未采納貨幣非國家化這一建議，而是走向貨幣的一體化——歐元區的構建。至于稍晚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非但未放棄美元和英鎊，反倒成了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尤其是前者，國家經貿戰略的重要武器。

面對貨幣非國家化這一顛覆性課題，可能需要的不僅僅是哈耶克筆下的“還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更有很多科學技術需要取得突破。而區塊鏈技術無疑就是所需要的技術突破的備選之一。2008年，一篇作者署名中本聰的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在互聯網上傳播開來。十年之后的今天，“數字貨幣”的熱度已不亞于任何流行詞匯。而一起在理論上重新引發廣泛關注的，則正是這本書中率先提及的貨幣的非國家化。

當前，波譎云詭、充滿動蕩的全球經濟，與野蠻生長的數字貨幣不期而遇，就像特納勛爵那樣，打開歷史塵封的經濟學經典文獻，重新捧起哈耶克這本四十多年前的著作，或許再次收獲的，就不再僅僅是驚詫，更有一種深入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