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移動互聯網、大數據、電子商務、社交網絡已經成為我們身邊最熟悉的事物。無論是在最普遍的生產和交易，還是在信用和金融方面，數字技術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今天的經濟運行模式。同樣，在文化方面，數字技術也表現得十分搶眼，今天影視作品的制作已經離不開數字技術的支撐，等等。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是否對政治方面也構成了相關的沖擊?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是否仍然具有啟蒙時代那種魅力，保證為世界塑造一個無法超越的公正而良善的體制?洛克的《政府論》十分明確地將政府及其統治者的權力來源歸于能夠做出理性判斷的人民。這就是啟蒙時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假設，而現代代議制民主的合法性與這種假設密切相關。后來英國革命之后的議會制以及美國獨立戰爭之后的兩院制，實際上都帶有這樣的政治哲學印記。
在表面上看，現代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似乎很好地解決了政治統治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代議制民主也似乎成為了這種政治哲學在現實中的具體化。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政治架構中，所謂的代議制民主代表著迄今為止最完美的政治體制，而其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學，基本上將這種基于社會契約論的政治哲學與現實中的代議制民主體制畫上了等號。然而，這個理論假設所存在的最大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即從霍布斯、洛克開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傳統，依賴于一個擁有自然權利的人作為整個政治哲學根基。這個人實際上是抽象的人。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實際上并不理解這個“自然人”意味著什么，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那里，人始終是存在于一定歷史背景下的人。而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人就是市民社會中的人，這種能夠理性算計的人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并不是一種濫觴于原初狀態的抽象存在物。
當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由于以商品和貨幣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體系建立，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讓人們越來越從具體的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成為可以在市場上交換和流通的勞動力，也就成為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筆下那個能夠進行理性算計的獨立個體。由這些獨立進行理性算計的個體組成的社會模式，就是黑格爾筆下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經濟方式，也同時塑造了以政治算術為根基的契約論模式;進而由這個模式才構成了代議制民主的基礎。也正是因為如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如果說在歷史上造就代議制民主的根基在于市民社會中那些能夠進行理性算計的個體的話，那么，今天這個根基已然在逐漸淪落喪失。簡單來說，在西方代議制民主下，一個合理的政府是由理性的人民通過選票的方式選擇出來的。由于領導人和議員向選票負責，所以他們必須要盡可能爭取到更多的選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符合盧梭提出的“公意”。這個“公意”實際上構成了最終的保障。但是，在進入數字化時代之后，大數據和云計算的興起從根本上挑戰了這種“公意”的現實意義。
例如，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當社交媒體臉書的用戶們日常為某些評論點贊和回復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想到，看似一點用處都沒有的點贊信息，成為了改變這場政治角斗的支點。處在幕后的劍橋分析公司用數據分析實踐告訴我們：他們只需要采集到足夠多的信息樣本，就可以判斷一個選民的政治立場和情緒傾向。例如，僅需要通過5個點贊，就可以判斷一個選民的政治立場;而更多的點贊和回復信息，則可以分析出該選民一般會因為何種信息來改變立場，從而做出不同的選擇。而對于競選團隊來說，他們只需要向被分析過的選民發送特定的推送內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自己的陣營爭取到更多的選民。在這個意義上，選民已經不再是霍布斯、洛克、盧梭筆下那個能夠自主做出理性判斷的行為主體，而是受大的數據分析公司和政治團體控制的“提線木偶”。
在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中，選民和政府是一種直接關系，政府直接向選民負責，而選民在政治行動邏輯意義上的選擇結果就是要創造出更良善的政府。但是，在今天這種直接關系被一種新的勢力所介入了，這背后依然是資本邏輯的政治表達過程，絲毫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同時，過去只起到民意調查和預測選舉作用的數據公司，在大數據時代，搖身一變成為了幕后政治玩家。以美國為例，在尼克松和肯尼迪時代，那些民意調查機構和媒體進行的數據調查，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選舉進程，但是真正起作用的還是處于臺前的總統競選人與手握選票的民眾之間維系的“政治貨幣”關系。而大數據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僅僅以調查統計面貌出現的分析公司，具有了更大的權力政治營銷輻射力。這些機構在充分分析了采集到的各個選民的生活習慣、情緒模式和政治可塑性后，在數據公司與大政治陣營合謀之后，選民的選舉基本上成為它們掌控的一場虛擬空間版的現實游戲。
可以說，在大數據為今天日常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會帶來最直接的政治后果。一些歐美左翼思想家不由得驚呼“大數據正在掏空我們民主制度的基礎”。的確，一旦處于資本主義政治哲學根基處的可以進行理性算計的公民不復存在，那么仍然在民主社會中天天上演著的選舉秀，就必然成為純粹的政治表演戲法了。對數據公司和西方政客來說，他們所需要負責的不純粹是那些選民，因為在數字時代，這些選民已經被換算成他們數據庫里的某個數值和點位信息，成為他們通過智能計算便可以加以掌控的局勢。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政治領域的嵌入與開發，進一步加深了代議制民主的現實危機，不僅選民是可以操控的，而且候選人及其政治主張也是可以控制的。至此，處于西式代議制民主的兩端——選民和政府——都已經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其獨立性，而真正在幕后操盤的只有那些大的數據寡頭。
在不久的未來，一旦數據異化為統治力量，那些被人們所重視的問題，將朝著更利于數據寡頭控制的方向前行。這種傾向只會日益強化大資產者的權力，而民眾則日漸成為一具虛有其表的外殼。在政策制定上，能夠抵抗大資本破壞生態、改變氣候、縱容不平等等方面的力量將逐漸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代議制民主正在走向衰亡的歷史趨勢不可逆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闊步行進讓世界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時代發展邏輯。今天中國社會不斷進步的生動實踐，表明我們一直致力于加強和完善更符合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制度。如何面對數字化和大數據帶來的政治風險，將大數據轉化為真正有利于人民利益和增進福祉的有效武器，需要我們繼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探索積極有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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