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期間，劍橋分析公司曾向特朗普團隊出售其服務。該公司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美國人信息庫，善于利用選民的個人資料分析選民性格，進而推斷選民的政治傾向。
公司首席執行官尼克斯介紹，其將大數據用于政治目的，利用心理測量技術在臉書等社交網絡上識別目標人群，按性格類型細化分類，再利用其他變量進一步分類，然后有針對性地對不同人群投放不同的廣告信息，以影響他們的選票去向。尼克斯指出，他們目前的模型可以預測美國每一個成年人的性格特質。
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策略師設計并操控的測算方法已經讓我們的世界陷入“圓形監獄”——創建于19世紀初的“全景敞式建筑”，獄監不必走動便將每一名囚犯的動靜盡收眼底。而21世紀的“看守人”可向我們投放托斯卡納旅游廣告，僅僅因為我們在谷歌上搜索過“意大利”，或在亞馬遜上買過有關佛羅倫薩的書籍。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行為科學研究用于影響人類存在弊端的、不理性的決策方式，從而潛移默化地將選民推向某位候選人。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點是，機器比我們更了解自己。在不久的將來，機器可能會推送出一位人工智能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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