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的時代，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越來越離不開大數據，而草原大數據平臺就是這樣的抓手。

2017年“兩會”召開之際，全國政協委員、蒙草生態董事長王召明表示，隨著草原生態信息化的發展，以及物聯網在生態領域中的應用，大數據應用已經在草原普及開來，應該讓大數據平臺成為草原生態和農牧業的教科書。

基于蒙草大數據平臺的實踐。王召明委員在接受經濟觀察網記者采訪時說，草原生態大數據涉及生態修復、草牧業完整產業鏈的過程數據，如育種、播種、施肥、收獲、儲運、草牧產品開發等各個環節，它們可以被大數據平臺一一記錄在案并隨時查詢，用來指導草原生態修復，服務于農業和畜牧業。

生態建設需要大數據

中國有60億畝草地，草地資源是中國最重要的生態屏障。但中國人均草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草地面積在逐漸縮小，90%的草地面臨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地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草原保護與修復，關系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越來越得到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推進全國生態環境監測數據聯網共享，開展生態環境大數據分析。國務院在《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文件中要求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共享，促進大數據在各行業創新應用，構建“互聯網+”綠色生態，實現生態環境數據互聯互通和開放共享。

王召明在內蒙古草原進行調研時發現，由于中國畜牧業所需的優質牧草缺口較大，農牧民種植牧草的積極性很高，但究竟該種些什么、怎么種，缺乏科學指導和數據支持，常常造成經濟損失，也影響草原的生態建設。還有一些地區，為了綠化生態，選擇了進口的草種，這些來自異國他鄉的植物，因為水土不服，既耗水又不易成活，后期維護成本高昂。

新時期下，要科學地保護和修復草原，就必須重視大數據的應用。在實踐中，要修復某一塊草地，必須掌握某一區域的年降水量、土壤特性、適種草種等一系列生態數據，生態建設才能有的放矢，精準施策。

在王召明看來，大自然的巧妙之處就在于，不管自然環境如何惡劣，總有適地適情的鄉土植物。以阿拉善的沙冬青為例，這種草曾經和恐龍處于同時代，堪稱植物界的活化石，沙冬青具有耐寒耐旱的超強生命力，是修復荒漠化土地的最佳植物。蒙草建立的10個生態研究院，就是要發現這樣的植物，繁育并應用它。

而植物的生長特性、種子來源及種質特性、土地的肥力、地形的坡度、地勢狀況、光照的時間和強度、降水量的多少、病蟲害的侵襲等，每一個因素都伴隨著大量的數據，同時存在規律性和突發性，他們相互交織共同影響作物的生長。記錄和整理這些數據，可以為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提供參考和指導。

2014年，蒙草的科研人員組建了一個科研小組，將歷年來蒙草對鄉土植物的普查和調研數據匯集整理起來，并廣泛收集各地草原的土壤、水資源、氣候、植被等方面的基礎數據，與地理信息進行空間疊加分析，內蒙古 1130 種植物特征與病蟲害信息約 207 萬字 1.8 萬張植物照片錄入數據庫——這項浩繁的數據整理工作，花費了兩年的時間。

蒙草將這些數據在“一張圖”上整合挖掘相關關系，完成了草原大數據平臺的搭建。大數據平臺已經收集了大量的“水、土、氣、人、草、畜、微生物”等相關數據。科研團隊利用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移動采集技術，從不同尺度感知草原植物生命與環境信息、觀測資源宏觀布局，在檢測植物生長信息的時空變異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大數據平臺的機遇

當前，全國重點天然草原的牲畜仍處于中度和輕度超載狀態，每年全國須從國外進口100萬噸苜蓿干草和30萬噸草種，這種局面加劇了全國草原建設和人工飼草料供給的矛盾，制約了現代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2016年以來，初步建成的蒙草大數據平臺開始發揮作用，動態監測草原的生態平衡，指導畜牧業生產。

實踐中，大數據平臺是一個導航器，能及時判讀到內蒙古嘎查（村）一級的草原相關信息，指導牧區經濟合作組織和規模化養殖企業科學合理地利用草地資源。比如某區域的草原，通常年份的載畜量是30頭牛，如氣候干旱導致載畜量下降，就要及時減畜。同理，如果某片草原的長勢良好，沒有足夠的羊來啃食，則及時增補羊群。

大數據平臺也是一個檢測閥，使決策管理者由傳統的管人、管牲畜轉變為檢測草場利用方式是否科學合理，草原的整個生態系統是否受到了干擾，失去了平衡。政府可以通過人工干預，對某一區域范圍內的草原生態平衡做出響應。

大數據同時也是一個工具書，使牧草生產有章可循，草原生態精準修復，通過大數據分析與研究，農牧民能夠快捷地掌握當地及周邊地區牧草生長狀況，掌握適合本區域的牧草品種及種植技術，以提高產量、降低運營成本，并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在服務于生態建設的同時，蒙草的大數據平臺正在將研究觸角延伸至現代農業。在大數據時代，農產品生產和流通數據呈現海量增長趨勢，數據依據滲透到農產品產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和交換因素。精準追溯不僅需要知道農作物具體地塊的位置，更需要地塊的水、土壤、氣候以及土壤污染數據。大數據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可以實現食品溯源，從源頭上保障食品安全。同時，農業大數據還能驅動精準農業操作，幫助使用者“知天而作”，利用氣象、環境等數據來支持農業種植，為農民提供科學的種植方案。

王召明委員告訴記者，蒙草大數據平臺基本完成了內蒙古地域范圍內的數據集成，目前已摸清了陰山南北、錫林郭勒盟等五個盟市草原“三化”狀況；整理了1980年至今的11類氣象數據、土壤數據和牲畜數據及2000年至今的草原地上生物量分布圖；劃分了近300種植物信息的適宜分布區；完成近200種草原病害信息收集；同時不斷進行軟件平臺建設，完善和升級數據庫管理系統。

但是，放眼于整個中國，這樣的數據量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干旱半干旱區的面積遼闊，無論是氣候還是動植物資源，差異都非常大，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大數據平臺，支撐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這也為蒙草大數據平臺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大數據平臺的發展路徑

2016年11月，王召明委員曾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草原生態修復需要大數據支撐》，建言草原大數據平臺。基于此，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召明繼續完善了這此項建議。

第一，國家應出臺政策，支持有一定發展基礎的企事業單位廣泛收集各地草原的土壤、水資源、氣候、植被等方面的基礎數據，與地理信息進行空間疊加分析，為生態修復提供大數據模型；利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拓寬數據獲取渠道，創新數據采集方式并不斷更新完善，因為土壤里的植被情況是動態變化的，數據庫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

第二，政府職能部門應信息互通、數據共享，建立“農林草畜”完整的生態平衡管理機制。目前，中國農業、草業、林業、水業和畜牧業更領域，從信息與管理體系上相對獨立，應用“煙囪”和數據“孤島”林立。而生態管理又是個綜合體，不能分而治之，應該讓這些數據互通共享，發揮綜合效益。

第三，鼓勵地方政府將大數據作為管理生態系統的手段，實現“用數據決策”。構建生態環境數據庫，一個重要目的是為政府提供決策支持，實現決策科學化。在實踐中，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建立生態評價指標、生態風險預測預警機制，提高生態綜合保護、利用的科學化水平，提升生態保護參與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的能力。

王召明委員最后說，建國以來，中國科學家對生態環境，草原生態區劃，草原植物和草原畜牧業的發展都進行過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科研成果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通過生態大數據平臺，可以梳理出這些數據、經驗和成果，形成一本厚重的教科書，指導我們的生態建設和農牧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