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地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數據驅動”成為新的全球大趨勢。大數據引發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而數據開放與共享成為推動各國大數據發展的主要動力。數據開放共享不僅是政府轉型的內在需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其主要體現以下方面：

首先，數據開放共享是重構市場、政府、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杠桿與支點。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從政務數據開放與共享開始的，數據開放共享有利于增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是建立開放型、服務型、現代型政府的開始。其次，大數據為解決以往的“頑疾”和“痛點”提供了強大支撐。以往單純依靠政府管理和保護數據的做法會使政府在面對大規模而復雜的數據時應接不暇、不堪重負，而大數據可以通過對海量、動態、高增長、多元化、多樣化數據的高速處理，快速獲得有價值信息，提高公共決策能力。如精準醫療、個性化教育、社會監管、輿情監測。第三，大數據促進由政府單一的治理結構轉向社會多元共治轉型。借助大數據促進國家治理主體多元化，實現國家治理決策科學化，促進國家治理范式變革，推動政府從“權威治理”向“科學治理”轉變勢在必行。大數據進一步賦權于市場組織與社會組織，使其分享原本國家獨占的治理權力，形成多元共治或多中心治理的國家治理結構，尤其在公共交通與城市發展、公共衛生與食品安全、治理污染與環境保護、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等領域，市場組織、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幾乎具有同等的數據治理能力。

近些年來，全球各國紛紛將開放數據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截至2014年4月，全球已有63個國家制定了開放政府數據計劃，數據開放推動推動政府從“權威治理”向“數據治理”轉變。美國政府最先對大數據革命做出戰略反應的。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發布《開放政府指令》，作為大數據的前奏推出了“Data.gov”公共數據開放網站。2012年3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宣布將投入超過2億美元在大數據研究上。2014年5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向奧巴馬提交了一份名為《大數據：把握機遇，維護價值》的報告，闡述了大數據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報告認為，大數據技術為美國經濟、人民的健康和教育、能源利用率以及包括信息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等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報告也指出了大數據為美國隱私保護、信息安全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在這些戰略框架中，基本都考慮了大數據對既有法律制度的挑戰和相應對策。

大數據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母庸置疑。中國是互聯網用戶、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擁有龐大的數據生產和數據消費的主體，已經具備建設數據大國的優勢。然而，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數據共享與開放嚴重滯后。我國政府掌握著80%以上的數據，政府作為政務信息的采集者、管理者和占有者，但由于信息技術、條塊分割的體制等限制，各級政府幾個部門之間的信息網絡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相互之間的數據難以實現互通共享，導致目前政府掌握的數據大都處于割裂和休眠狀態。我國政府數據資源多按地域或部門進行分割管理。不同地域和部門為了自身利益，形成人為數據共享壁壘，加大了政府大數據開發難度。由于政府部門業務管理信息系統開發和建設的“部門化”，政府信息系統出現“系統林立”和分裂狀態，政府公共信息資源重復采集現象嚴重，信息摩擦和治理成本偏高。

我們政府開放數據的程度遠遠落后于世界領先國家。從國際上公認衡量各國信息化發展水平的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上看。近十年，我國EGDI排名先升后降，從2003年第74位升至2005年第57位，2012年跌至第78位，已經嚴重阻礙大數據在國家治理中的統籌與應用，因此，近期出臺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要把數據開放共享作為戰略部署的重要任務切中要害，順應了未來發展大勢。

隨著數據治理理念逐步被接受，我國公共數據開放共享進程開始加快。2013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要求促進公共信息資源共享和開發利用，推動市政公用企事業單位、公共服務事業單位等機構開放信息資源。2011-2013年陸續上線了國家數據(NationalData.gov.cn)、北京市政務數據資源網(BjData.gov.cn)和上海政府數據資源網(DataShanghai.gov.cn)。但總體而言與發達國家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據“開放知識基金會”發布的《2013年開放政府數據普查》結果，在被普查的全球7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中，我國綜合排名第35位，與我們數據大國的身份很不匹配。

數據開放與共享涉及到數據跨境流動和數據主權、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等重大問題，如果有效處理和把握將是影響中國未來推動數據開放，實施數據治國戰略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