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會首次明確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數據驅動”成為新的全球大趨勢。國家競爭戰略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的爭奪轉向對大數據的爭奪。
日前閉幕的五中全會首次明確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數據驅動”成為新的全球大趨勢。國家競爭戰略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的爭奪轉向對大數據的爭奪。大數據顛覆性地改變經濟形態、國際安全態勢、國家治理和資源配置模式，引發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而數據開放與共享成為推動各國大數據發展的使能器。
近些年來，全球各國紛紛將開放數據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截至2014年4月，全球已有63個國家制定了開放政府數據計劃，數據開放推動政府從“權威治理”向“數據治理”轉變。美國政府最先對大數據革命做出戰略反應。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發布《開放政府指令》，作為大數據的前奏推出了“D ata.gov”公共數據開放網站。2012年3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正式啟動了“大數據發展計劃”，宣布將投入超過2億美元在大數據研究上。
歐盟同樣是數據開放的積極行動者。2011年11月，歐盟數字議程采納歐盟通信委員會《開放數據：創新、增長和透明治理的引擎》的報告，開始推進開放數據戰略，該戰略從三方面對原有法律、政策進行修訂與補充：第一，建立適應信息再利用的法律框架；第二，動用金融工具，以支持開放數據和行動作為建立歐洲經濟數據門戶的部署；第三，促進各成員國之間的協調與經驗交流，為開放數據與共享提供平臺。
此后，歐盟專門在2014年發布了《數據驅動經濟戰略》，有望近期內成為歐盟經濟單列行業，為歐盟恢復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做出巨大貢獻。歐盟在大數據方面的活動主要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是研究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二是資助“大數據”和“開放數據”領域的研究和創新活動。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包括開放數據、云計算、高性能計算和科學知識開放獲取四大戰略，主要原則是：高質量數據的廣泛獲得性，包括公共資訊數據的免費獲得；作為數字化單一市場一部分，歐盟內數據的自由流動；尋求個人潛在隱私問題與其數據再利用潛力之間的適當平衡，同時賦予公民以其希望形式使用自己數據的權利。
大數據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母庸置疑。中國是全球互聯網用戶、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擁有龐大的數據生產和數據消費的主體。我國已經具備建設數據大國的潛在優勢。
然而，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數據共享與開放嚴重滯后。我國政府掌握著80%以上的數據，是大數據時代的財富擁有者，政府作為政務信息的采集者、管理者和占有者，具有其他社會組織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但由于信息技術、條塊分割的體制等限制，各級政府幾個部門之間的信息網絡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相互之間的數據難以實現互通共享，導致目前政府掌握的數據大都處于割裂和休眠狀態。行政分割導致數據無法共享。我國政府數據資源多按地域或部門進行分割管理。不同地域和部門為了自身利益，形成人為數據共享壁壘，加大了政府大數據開發難度。由于政府部門業務管理信息系統開發和建設的“部門化”，政府信息系統出現“系統林立”和分裂狀態，政府公共信息資源重復采集現象嚴重，信息摩擦和治理成本偏高。
總體而言，我國政府開放數據的程度遠遠落后于世界領先國家。從國際上公認衡量各國信息化發展水平的全球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 D I)上看，近十年，我國EG D I排名先升后降，從2003年第74位升至2005年第57位，2012年又跌至第78位，已經嚴重阻礙大數據在國家治理中的統籌與應用。因此，近期出臺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要把數據開放共享作為戰略部署的重要任務切中要害，順應未來發展大勢。
隨著數據治理理念的影響滲透，我國公共數據開放共享進程開始逐步加快。2013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要求促進公共信息資源共享和開發利用，推動市政公用企事業單位、公共服務事業單位等機構開放信息資源。此外，2011-2013年陸續上線了國家數據(N ationalData.gov.cn)、北京市政務數據資源網(BjData.gov.cn)和上海政府數據資源網(DataShanghai.gov.cn)。然而，總體而言與發達國家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據“開放知識基金會”發布的《2013年開放政府數據普查》結果，在被普查的全球7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中，我國綜合排名第35位，與我國經濟大國和數據大國的身份極不匹配。
數據開放與共享涉及到諸如數據跨境流動和數據主權，數據開放隱私保護、數據安全保障及其政策框架體系等問題，這些重大問題的有效處理和把握將是影響中國未來推動數據開放、實施數據治國戰略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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