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幾年前，大數據似乎還是科學家才會關心的事，但如今，它已觸手可及。即使在中國，大數據產業也在高速運轉，金融、零售、電信等行業早已應用成熟，其他行業亦在陸續被撬動。連一向對潮流反應較慢的政府機構，也正經歷深刻的變化。

9月初，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系統部署大數據發展工作。《綱要》指出，2018年底前，要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臺，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合理適度向社會開放。在此之前，廣東、遼寧、四川等省份均已有地方政府成立大數據管理局，擬由政府牽頭，統籌公共數據開放，推動產業發展。事實上，政府通過開放數據帶動商業發展在國外早有過不少案例，開放政府數據，打通數據來源的壁壘，對于產業發展具有巨大意義，甚至可以帶動全新的商業模式，從而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9月25日，時代周報品牌活動2015“影響力·中國”秋季峰會暨“大數據之父”舍恩伯格訪華活動將在上海舉行，活動將深入討論大數據的發展現狀，前瞻行業的發展前景。

幾年前，大數據似乎還是科學家才會關心的事，但如今，它已觸手可及。

例如，著名職場社交網站LinkedIn公布的2014年最受雇主喜歡、最炙手可熱的25項技能中，統計分析與數據挖掘位列榜首。而研究機構Gartner預測，2015年，全球將新增440萬個與大數據相關的工作崗位，25%的組織將設立首席數據官一職。

政府機構同樣正經歷深刻的變化。今年5月，曾在LinkedIn、eBay、Skype等硅谷公司任職的帕蒂爾(DJ Patil)被奧巴馬任命為白宮首位首席數據官和制定數據策略的副首席技術官。這一史上最榮耀的IT職位旋即吸引無數關注。

與之相對，最近兩年，國內不少地方政府也趕起了“時髦”，開始建立全新的政府職能機關—大數據管理局。如果用更接地氣的稱呼，這些局長也就是當地的首席數據官。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這些新生機構目前大多承擔著組織制定數據收集、管理、開放、交易、應用等標準規范、推動政府數據開放、推進大數據產業發展等方面的職責，但目前還沒有很多落地的動作。

而9月初，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系統部署大數據發展工作。《綱要》指出，2018年底前，要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臺，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合理適度向社會開放。

有業內人士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各地建立大數據管理局，其實正是對國務院要求發展大數據的提前響應。既然如此，這些新生機構準備如何推動中國的大數據產業發展呢？

由政府牽頭推動大數據產業

9月1日，成都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的網站上掛出一則《關于成立“成都市大數據管理局”籌備組的通知》。這份公告顯示，成都市委編委2015年第2次會議決定，批準在該市經信委下設立大數據管理局。

大數據管理局的名字聽上去頗為新鮮，但這已不是國內首家。此前，廣東、遼寧等省均有地方政府率先試水。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大數據管理局的提法最早出現在2014年1月的中共廣州市委十屆五次全會上，成立這個“局”的目的是為統籌推進政府部門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應用，消除信息孤島，建立公共數據開放機制。

這一構想很快得到立法支持。1個月后，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其中明確提及成立廣東省大數據管理局。

此后，當年5月，廣東佛山南海區掛牌成立數據統籌局；沒過多久，廣東清遠在其經濟與信息化局的“三定方案”(定機構、定職權、定人員)中要求設置大數據管理科。

而到今年5月，廣州市政府公布工信委、商務委、國資委3個部門的“三定方案”。根據方案，廣州市工信委設立直屬行政單位廣州市大數據管理局，主要負責研究擬訂并組織實施大數據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引導和推動大數據研究和應用工作；組織制定大數據收集、管理、開放、應用等標準規范等9項職責。

按照規定，這個正處級單位內設3個科室，分別為規劃標準科、數據資源科(視頻資源管理科)與信息系統建設科，同時，配備行政編制15名，包括局長(副局級)1名，副局長(副處級)2名。

幾天后，遼寧沈陽亦快馬加鞭地建立了大數據管理局，級別為正局級，同樣下設3個部門—大數據產業處、標準與應用處和數據資源處。而之所以說“快馬加鞭”，該單位從組建到掛牌，前后只用了短短兩個多月。

不止如此，公開報道顯示，上海市政府也有建立大數據局的構想，但目前尚在研究階段。

而在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曾前往考察大數據產業發展情況的貴州省，有知情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披露，“貴州也有建設大數據管理局的模塊，但當地的考慮是，希望大數據產業發展成熟后再規劃大數據局進行統籌、管理，而在大數據發展期，這個產業需要省委省政府從大局上進行推動”。

幾乎一夜之間，全國多地的政府組織架構中都出現大數據管理局。“目前，各地都逐步意識到政府數據公開的社會價值與商業價值，于是紛紛成立大數據管理局，由之牽頭，推動當地的大數據產業發展。”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執行副總裁王亞川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而易觀智庫分析師任偉魏認為，各地成立大數據管理局是為響應國務院對發展大數據的要求。而《綱要》出臺后，各級政府肯定會作出更多回應，“成都此次應該是提前布局了”。

“其實，不管是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還是貴陽市委書記陳剛，這幾個率先嘗試成立大數據局的地區，他們的領導有一個共同點—都從北京出來，而且，到地方之前都已經有發展大數據產業的成熟想法。”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開放數據將帶動創新產業

對于順應潮流而生長的大數據管理局，很多人非常好奇，這個機構究竟要做些什么？它與已有的統計局又有何不同呢？

按照王亞川的觀察，各地政府目前擁有的數據可以分為兩類：政務數據和政府數據。統計局偏向收集政務數據，通常都是數字，比如經濟指標；而大數據管理局的主要對象是政府數據—政府在行政審批、非政府審批、服務事項等方面留存的數據，其中包括一些非標準化的文字數據。

而亞信數據副總裁鄒明達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統計局與大數據管理局的目標與定位有著天然的差別。首先，前者通過各級政府統計、申報、匯總獲得結構化數據，后者則通過城市的政務信息化、社會信息化、產業信息化的全面推進，提取結構多樣的海量業務數據、過程數據、行為數據并進行匯總、加工、分析、挖掘；而且，拿到數據后，前者運用于決策或指數發布，而后者要做的是最大程度地發揮數據的社會服務或商業價值；此外，從數據量級來看，后者處理的才是真正的大數據。

“大數據管理局目前急需行使的主要職能包括，其一，消除數據孤島，將散落在各個委、辦、局的政府數據匯集起來，形成全省或全市的數據中心；其二，通過政府立法等制度建設，對各行各業如何安全使用數據進行有效監管。”鄒明達說。

事實上，消除數據孤島只是第一步，大數據管理局更大的“野心”在于推動政府數據公開—時代周報記者梳理發現，廣州、沈陽、成都三地對大數據管理局的職能設定中都有一句類似的表述：組織制定大數據收集、管理、開放、應用等標準規范。

而在《綱要》中，國務院重點部署三項主要任務。其中，首要任務便是，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推動資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

時代周報記者了解到，政府及相關部門如果能在收集、管理數據的基礎上開放數據，例如開放醫療數據、病例數據，這些數據的分析結果一旦服務于醫藥研究公司，那么釋放的將不僅是商業價值，還有巨大的社會價值。

目前，在政府數據開放上走得最前的貴州省已將醫療數據列入數據公開目錄。不過，貴州的政府數據計劃分三期開放，醫療數據不在首批之列。

“現在的企業大多只基于自己長期積累的數據做一些大數據業務，阿里巴巴設立的螞蟻金服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利用天貓、淘寶的數據扶持自己的業務，但要想服務全國市場，僅僅依靠淘寶、天貓的數據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政府數據以及一些行業數據公開后，對于阿里巴巴來說，相當于打通了數據來源的壁壘，他們的業務將得到更好的支持。”王亞川說。

在他看來，開放政府數據對于產業發展的意義還在于，一些學者、學子以及初創型企業會在數據應用上創造出全新的商業模式，從而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其實，政府通過開放數據帶動商業發展在國外有過不少案例。比如，1983年，美國將衛星定位系統從軍用轉為向公眾開放，結果帶動了一批創新企業的發展，創造就業崗位約300萬個。

而在貴州，該省此前通過第一屆大數據商業模式大賽，成功吸引一批創業者和創業項目入黔。這個比賽最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主辦方承諾，在初賽階段向參賽者開放部分政府數據目錄；復賽和決賽階段則進一步開放經過“脫敏”處理的數據資源，幫助項目設計者開發、完善參賽方案。

誰來制定標準？

雖然開放政府數據可能帶來諸多益處，但這并不是一件“說開放就能開放”的易事，因為，政府首先要制定數據開放的規范和標準。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目前，多數地方停留于“消除數據孤島”的階段，在真正公開政府數據之前還要完成數據公開目錄設計以及數據清洗、脫敏等工作。而如何設計數據公開目錄；哪些數據先公開，哪些后公開，設定這些規則是一個難題。

比如，貴州是全國第一個嘗試公開海量政府數據的省份。此前，貴州省經信委信息產業發展處處長魏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該省省一級政府機構的業務系統自去年6月始分批遷入“云上貴州”系統平臺。遷云前，各個遷云單位首先要按照涉密、非密敏感、開放三個類目梳理已有數據。遷云后，涉密數據不開放，開放數據必須開放，非密敏感數據視情況而定。

當時一位參與遷云工作的某單位人士覺得工作難度很大，因為，“省大數據辦要求我們開放數據，但開放到何種程度由業務部門自己把握。可我們一開始沒有經驗，不知道某些數據能否開放，也無法預估開放之后會否引發問題”。

不過，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貴州先行先試后，其他地區可以借鑒經驗。“政府數據主要有政府審批、非政府審批以及服務事項三個來源，其中，行政審批數據目錄在各個地方的可復制度很高，而其余兩項數據目錄，各地也有50%-60%的重合度。”王亞川說。

“如果只是整理數據目錄，這并不困難，關鍵是如何在開放過程中保證數據安全與公民隱私。比如地理信息數據，原則上是可以開放的。但如果這些數據精確到某種程度，那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我們要把國家在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規定整合進來，對數據開放行為進行制度層面的約束。從這個角度來說，那些設立大數據管理局的地方就可以通過這個職能部門完成這些工作。”鄒明達說。

不過，任偉魏卻并不看好由大數據管理局承擔組織制定大數據收集、管理、開放、應用等標準規范方面的職能。

“各地大數據管理局制定標準后，除了用于政府數據，也會使本地企業向這些標準靠攏，但問題在于，與大數據行業本身高速運轉的現狀相比，政府的工作節奏慢，存在滯后性，恐怕無法在短期里解決行業需要改善的問題。”

“而且，各行各業的大數據應用水平差距明顯，金融、零售、電信等大數據應用成熟的行業早已過了制定標準規范的階段，現在更多關注運營，以及客戶資源挖掘中的風險。而例如旅游這些當前大數據應用相對緩慢的行業，反而需要盡快完成標準制定的工作。”任偉魏說。

在他看來，如果各個大數據管理局都自立標準，那么，各地的標準之間還存在能否統一、兼容等問題，否則，這就是畫地為牢。“而且，各地的大數據管理局還可能爭搶全國性標準規范制定中的主導權，從而出現掣肘。”

數據交易雛形

事實上，完成制定大數據收集、管理、開放、應用的標準規范后，大數據管理局或將進入更深層的領域—數據交易。至少，沈陽大數據管理局的職責中就包括制定大數據交易的標準規范。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目前，貴陽、武漢、陜西西咸新區等地都成立了大數據交易所，探索大數據交易機制，而廣州、哈爾濱等城市正有這方面的計劃。今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還曾到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考察。

但國內的大數據交易如今尚在初期。王亞川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我們認為，底層數據是不可交易的，但通過清洗、脫敏、建模及可視化技術形成的分析結果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反復交易。例如，車管所的一些數據既可以服務保險公司，也可以被其他行業所用。”

而參與發起長江大數據交易所的亞信數據副總裁鄒明達認為，數據交易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首先是數據的信息化，也可以理解為采集數據；其次是數據的資產化，即，把數據變成類似商品實物的資產；最后才是數據的資本化。到了這個階段，數據可以被定價，可以像金融商品一樣交易。“目前的數據交易處于數據信息化和數據資產化的階段，尚未達到數據資本化的高度。”

鄒明達表示，他們做的大數據交易只是數據使用權的交易，或是通過數據加工得到的有價值的結果的交易，而非真正意義的產權交易。

而在定價方面，運營中的大數據交易所普遍采用撮合定價的方式：交易所擁有價格的建議權，數據賣方擁有決定權，而影響價格的主要因素包括數據的量級、樣本的覆蓋度、數據顆粒的大小、質量、更新頻率等。

據介紹，從今年4月中旬運營至今，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總共完成了2000多萬的交易額，目前的交易主體主要是行業內的大型企業。比如，首批數據的交易賣方為騰訊和廣東省數字廣東研究院，買方為京東云平臺及中金數據。通常，在交易中，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獲得交易金額的四成，數據賣家獲得六成。

而據王亞川透露，預計今年年底，貴州省將有第一批政府數據推送到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進行變現。

王亞川認為，政府數據分為三類，一類是惠民信息，無償公開；一類是國家保密條例限制的數據，不予公開；還有一類則是政府可以公開但沒有義務公開的數據。“過去，政府沒有動力開放這部分數據，但在國務院發布《綱要》后，政府的開放動力增強，他們會借助大數據交易所的平臺來開放數據，同時實現變現。”王亞川說。

業內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數據的實際擁有者是民眾，政府能否通過售賣這些數據獲得收益還有待探討。

對此，鄒明達則認為，政府在開放數據之前需要進行數據收集、清洗、脫敏，甚至還要按照需求加工，這些都要花費成本，所以，數據開放不能完全依靠財政支出，可以有一些收入。

事實上，除了各地帶有政府或國資背景的大數據交易所正在積極探索數據交易之路，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也在嘗試設計數據交換機制。

“在交易機制這塊，包括政府、阿里這樣的互聯網企業，以及IBM、Oracle等ICT企業，各方都想成為主導者。”任偉魏認為，在數據交易這件事上，大企業的想法是成為業內標準的制定者，而中小企業自己產生的數據不多，寄望相應的機制能夠保證其充分利用各類數據源。

不過，大數據交易距離標準規范最終落定還有很長一段路，畢竟目前，各地的大數據管理局才剛剛成立，他們的工作正從頂層設計向多個維度逐漸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