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數據即資產”成為新的全球共識,發展大數據已經成為全球趨勢,國家競爭焦點正從對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的爭奪轉向對大數據的爭奪,大數據顛覆性地改變全球戰略格局、國際安全態勢、國家治理架構和資源配置模式,引發了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革。對于中國而言,只有將發展大數據上升為國家重大發展 戰略、上升為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層面,才能實現“變道超車”。
大數據(Big Data),或稱巨量資料,指的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大數據技術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在于對這些含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換言之,如果把大數據比作一種產業,那么這種產業實現盈利的關鍵,在于提高對數據的“加工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
全球數據正呈現出驚人的增長態勢。根據IBM公司估算,人類自有史以來至2003年所創造的信息量為5EB,而到2011年,人類每兩天就能產生5EB的信息量。互聯網數據中心(IDC)認為,數據產生成本的下降、投資規模的增加和數據存儲能力的增長,最終導致了全球數據增速符合“大數據摩爾定律”,即全球數據量大約每兩年翻一番。預計到2020年,全球需要管理的數據量將達到35ZB,是2010年的29倍。
我國大數據應用
前景廣闊
從我國情況看,隨著信息化普及程度和應用水平的提升,金融、交通、電信等重點行業和醫保、社保、海關等重要領域已經實現或逐步實現了大量、海量業務數據的集中。中國擁有全球第一的人口數、互聯網用戶數和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大數據應用前景廣闊,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大數據市場之一,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數據中心”。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2011年中國電信、金融、醫療、文化等國家重要基礎數據總量約為900PB。中國移動互聯網流量在過去18個月中增加了10倍,占到全球互聯網流量的10%;淘寶網每天交易達數千萬筆,其單日數據產生量超過50TB,存儲量超過40PB;百度每天大約要處理60億次搜索請求,數據量達到幾十PB,每日新增數據10TB;上海證券交易所每秒處理近9萬筆業務,每日成交筆數達到3億筆以上;中國聯通用戶上網記錄達每秒83萬條,即每月1萬億條,對應數據量為每月300TB。
然而,相比領先國家,中國仍面臨諸多戰略風險與挑戰,阻礙大數據在國家治理層面上的應用:
一是缺乏比較明晰的大數據戰略頂層設計,大數據作為戰略性資源地位尚未凸顯。我國大數據戰略的國家頂層設計尚未出臺,作為基礎性資產、以及國家/國民財富的重要地位尚未凸顯,特別是與之適應的生產關系、制度安排等仍處于空白。
二是條塊分割體制壁壘和“信息孤島”,阻礙國家治理中的數據開放和共享。圍墻里的大數據注定成為死數據。目前,我國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已經為1859.6萬戶企業和其他組織及8.2億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檔案,但這些數據第三方機構很難獲得。長期以來,由于條塊分割管理體制限制,各級政府部門間的信息網絡往往自成體系、相互割裂,數據難以實現互通共享,導致政府掌握的大數據大都處于割裂、閑置和休眠狀態。同時,由于政府部門業務管理信息系統開發和建設的“部門化”,政府信息系統出現“系統林立”和分裂狀態,公共信息資源重復采集現象嚴重,政府治理成本偏高。
三是傳統治理思維和治理體制在大數據時代明顯不適應,數據治國的意識較為滯后。世界范圍內,大數據正重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關系模式,使國家治理結構實現從國家獨大的治理結構轉向多元共治,然而,我國現有國家治理體制已明顯不適應大數據時代新趨勢的變化,不少政府部門尚未意識到利用大數據改造傳統政府治理和政府流程再造的革命性影響。
四是法治建設滯后,維護“數據主權”的法律標準框架嚴重缺失。我國大數據法治建設明顯滯后,用于規范、界定“數據主權”和數據資產的相關法律普遍缺失,缺乏有效的大數據思維和法律框架。
五是全球大數據戰略博弈升級,我國面臨較大數據安全與數據防御風險。當前,借助大數據革命,美國等發達國家全球數據監控能力升級,造成我國數據安全和數據防御風險上升。根據“棱鏡門”事件披露信息,美國政府和大數據公司緊密結成“美國數據情報聯合體”,共同對全球數據空間進行整體性監控分析,構筑“數據霸權”。美國 “八大金剛”幾乎滲透到中國政府、海關、郵政、金融、鐵路、民航等各個領域,給國家治理帶來異常嚴峻的數據安全隱患。
大數據革命
關乎中國未來
大數據革命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場關乎中國前途未來,涉及利益深刻調整的革命,要有大思路、大舉措。建議國家盡快打破“碎片化”格局,規劃“大數據治國”中長期路線圖與實施重點、目標、路徑,統籌布局,加快大數據發展核心技術研發,推進大數據開放、共享以及安全方面的相關立法與標準制定,建立完善大數據產業的市場化資源配置模式,以及“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制度體系,真正搶占新的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期,重構國家綜合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