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斯蒂格勒

當前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范圍的大規模高速毀滅中，其方向必須被顛倒過來，如果大數據依舊是促使人類快速做決定，依舊是資本大爆炸、技術大爆炸，那么人類是沒有未來的。

這也許是這個時代能聽到的最振聾發聵的對技術的思考，來自貝爾納 斯蒂格勒。

斯蒂格勒，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當今法國文化、藝術界最活躍的人物之一，“技術哲學”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哲學家德里達的學生與好友。《技術與時間》系列重新確立了技術在哲學領域的地位，被認為是20世紀末法國哲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目前前三卷已由譯林出版社在國內出版，其深度令研究者望而卻步。

他繼哲學家利奧塔后，任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文化創新發展總監、研究與創新學院院長至今。在著名的《技術與時間》之后，近著《象征苦難》和《新政治經濟學批判》普遍被認為是消費批判、新社交媒體研究領域最近十年里最重要的貢獻。斯蒂格勒對時事的介入涉及教育、金融、消費、互聯網、轉基因、新農業、審美苦難、新媒體毒性……

他還有過傳奇的犯罪、牢獄經歷。

斯蒂格勒年輕時持械搶劫銀行，成功了三次，在第四次實施搶劫時被一支巡邏隊當場抓住，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在獄中，他通過函授攻讀了圖盧茲二大的哲學專業。之后開始了他的哲學生涯。

斯蒂格勒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稱得上是正統歐陸哲學家，他是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福柯和德里達的后裔，深受現象學、精神分析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思考技術和工具是怎樣從一開始就鑲嵌在人之為人的屬性中。

他的另一面則是社會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他的作品中有一條引人注目的馬克思主義脈絡，對當代資本主義和后現代社會的政治學批評始終不遺余力。他認為1960年代之后法國乃至全球對馬克思的理解走歪了路，重讀馬克思是今天的當務之急。

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非常不幸的是，當代法國沒有真正的左翼思想家，整個左派思想家也陷入一種危機，這個危機的源頭就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解讀。

我們的社會正慘痛地遭受著“廣義的無產階級化”之苦。在這個時代，無產階級不再是一群人，而是人人受到剝奪的一種狀態。斯蒂格勒同意馬克思：無產階級是一個過程，一個把人民同他們的知識、學識分離的過程。19世紀的資本主義，通過機器將工人無產階級化;20世紀的資本主義，通過剝奪人們的自主生活方式，將消費者無產階級化。

今天的資本主義，隨著大數據的發展，又表現出不同的狀況。

近日，斯蒂格勒受邀來中國高校進行演講，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獨家專訪。記者聽他回顧了他的法國共產黨生涯、犯罪和牢獄經歷，并詢問了他對法國左翼思想和全球恐怖主義的見解，以及媒體和大數據會將人類裹挾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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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先談談您的經歷吧，您年輕時搶劫銀行的的經歷如此富有傳奇性。您怎樣看待這段過去?

斯蒂格勒：我想講兩方面，一方面是我搶劫銀行、走上法庭的個人經歷，一方面有我年輕時整個社會思想的變遷作為大背景。

68學生運動之后的1970年代，整個歐洲，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在青年當中有很普遍的失望情緒在彌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要么變成恐怖主義者，攻擊銀行、進行暴力犯罪，要么變成激進主義者，要么去吸毒。

另一個就是我搶銀行的私人原因。我很小就開始工作了，1968年工作時只有16歲。1972年左右我在農場工作，賺了一些錢，買下了一家餐館。這個餐館很快獲得了成功，也賺到一些錢，我賣了這家餐館后又買下一家爵士樂酒吧。

這個酒吧是一個夜間酒吧，來的人比較魚龍混雜，流氓也有。有一次，因為警察要求我去做證人，指證一個顧客的罪行。我拒絕了，警察就以此為理由把酒吧封了。我很生氣，開始搶銀行。一開始我搶的銀行都是我存錢的銀行，意圖很簡單，我只是想把屬于自己的錢搶回來。

關于整個搶劫事件，在我現在這個年齡再來講述，難免存在修飾。因為人在回憶時都難免去修正自己所犯的錯，為自己找出很多辯駁的理由。

一旦開始犯罪，人就停不下來了，就開始感覺自己是邊緣人了，就會不斷地想要去重復這件事情。這種事情很刺激，是有癮的。所以我接連搶了三家銀行，搶第四家時正好遇上了巡邏隊，就被抓了。

我在監獄里呆了五年。這五年的時間，允許我把法共哲學家寫的東西進行消化，我度過了非常哲學的一段時間。我一個人呆在那個房間里。哲學上有個名詞叫懸置(suspension)，我整個人就處于這種懸置的狀態中。正是因為有這段經歷，我出獄后才能繼續在哲學道路上走下去。

我在監獄里閱讀了大量胡塞爾的現象學作品，我把現象學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左翼思想進行對比，才從中發現了“技術”的問題。這是我思考技術的一個源頭。

澎湃新聞：所以搶劫銀行和加入法國共產黨并沒有關系?

斯蒂格勒：我加入法國共產黨有8年時間。在黨內的時候，我是很好戰的，介入比較深，像薩特一樣走上街頭。需要強調的是，當我搶銀行時，我已經退黨兩年了，兩者并沒有一個必然的聯系。

我是在68后加入的法國共產黨，但這個舉動是逆潮流的，當時已經有很多人退黨了，我為什么加入?就是因為覺得1968年的學生運動是很成功的，我想加入到法國共產黨內部，去改造這個已經有些變質的黨派。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之前的法國共產黨還是一個集齊了當時精英的組織。通過法國共產黨的雜志，我才讀到了列維-施特勞斯、索緒爾、德里達、羅蘭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我認為當時的法國共產黨是一個能夠把工人、勞動者轉變為知識階層的政黨，他們把勞動者看做是有智慧的。

1968年之后，法國共產黨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到了1976年，有一個更大的質變，當時的領導人停止了所有黨的刊物。整個1970年代，法共特別受到斯大林主義和蘇維埃主義的影響，已經變質了。另外，我加入法共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希望法國的左派和社會黨可以和解。確實到了1972年，法共和社會黨簽訂了一個合約。但是到了1975、76年，這個合約被打破了，我認為這是法共的失誤。種種事情加在一起，讓我覺得很失望。

澎湃新聞：那您怎樣看待68以來法國知識分子的激進反抗模式?

斯蒂格勒：68學生運動、1970年代的、包括現在的學者的反抗運動，只能作為反抗，而不是革命。法國曾經有過很多真正的革命，現在我們所說的反抗只是有法國特色的反抗而已。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話語和現實產生了斷裂。

從 1970年代開始，包括現在，彌漫著普遍的失望情緒，社會上的各種沖突也是非常多的。尤其看青年人的精神狀況，因為現在法國失業率很高，青年人的心理沖突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們是沒有話語權的。真正有話語權的人不會去涉及、揭露這些東西。所以，我認為話語和現實的斷裂會導致一個新的反抗事件。但這個反抗事件是沒有一個好的解決辦法的，是沒有出路的。

因為現在的法國社會，極右已經成為一個主流的思潮。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更加危險的是，左派現在號稱自己是左派，其實他們的政策是右派的政策。奧朗德是密特朗之后的第二個左派領導人，但他的政策和薩科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薩科齊是右派，他是言行一致的，而奧朗德是矛盾的。

我上面所說的這種新的反抗，不是一個新的思想的迸發，也不會產生新的理論，也不能真正意義上推動社會、給社會變革提供滋養，可能僅僅是一種災難，一種情緒的宣泄。

我現在的工作集齊了身邊的一批精英學者、博士，但目標并不是推動一次思想的革新，而是去影響那種反抗，讓沒有出路的反抗變成有出路的反抗。我們才剛剛開始，還不能說已經找到了什么方法。有這個開始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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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那么您怎么評價當前的法國左翼知識界?

斯蒂格勒：首先要區分左翼(Gauche)思想家和左派(Gauchiste，這一表述主要指68后的部分左派，澎湃新聞注)思想家。左派對我來說是有貶義的詞，左派這個概念是從列寧時期開始的，他們受到蘇維埃的影響更大。我現在來談談左翼的思想家。

非常不幸的是，當代法國沒有左翼思想家。有些很有名的號稱是左翼思想家的人，比如阿蘭 巴迪烏，自己覺得自己是左翼思想家，但他的理論是矛盾的。比如巴迪烏覺得自己的思想源頭是柏拉圖和馬克思，但又在自己的理論中提出要打破和超越理想主義，二者之間是矛盾的。

整個左派思想家陷入一種危機，這個危機的源頭就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解讀。這個錯誤的解讀也是從1960年代開始的，那時法共開始向蘇維埃傾斜。對馬克思一些概念的理解是有問題的。

比如無產階級，法共認為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但這個說法是錯的。馬克思確實在《資本論》說到過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但是在他更早的作品中，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只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把人民同他們的知識、學識分離的過程。所有沒有學識、沒有自己的思維、想法的人，才是無產階級。一個工人，他有可能有自己的思想，知道自己該做什么，那他就應該不算無產階級。這樣一個歪曲的認識，使左派思想家思想的基石已經產生了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例子是朗西埃。在他那部有名的作品《勞動者之夜：十九世紀法國勞工的幻想》里，他自以為在談無產階級，但他談的不是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他筆下的工人階級其實非常具有資質、知道自己該做什么，是掌握著知識的人群。

包括阿爾都塞，對無產階級這個概念的理解都是錯誤的。

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情況?從根本上說，馬克思自己的思想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德國到英國，也產生了一定的矛盾。

我要再談一下什么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就是讓所有屬于人的知識、認知被機器所搶奪。我在杭州、南京、上海的講座中都以富士康為例，這些員工機械地在一個自動化的流水線上工作，自己是沒有任何思考的，所有的智能流程都是由機器來制定的。這種全球的自動化、資本化在中國、歐洲、美國都是飛速發展的，機器剝奪了人的智能，這樣一個前景才是馬克思在書中描述的。

馬克思還有一個著名的文章，可能讀的人很少，叫《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提到了資本主義的概念。我們現在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馬克思主義。

現在法國左派思想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不談經濟，不談資本。因為在過去的30年間，經濟和資本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信息和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本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血汗工廠就能概括的概念。他們已經沒有能力談論資本了，所以只能在形而上的概念上做文章。這也是非常危險的。

不僅對于法國左派思想家，對于全球思想家、包括中國思想家來說，重讀馬克思都是一個當務之急，要跳出蘇聯的、政治化的影響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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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您怎樣看待法國目前的穆斯林恐怖主義?查理周刊事件后引起了更多有效防范恐怖主義的思考，法國歷史上也有過很多激進青年的恐怖主義，那些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團體被政府指控實施恐怖主義襲擊。

斯蒂格勒：1970年代的所謂恐怖主義，和現在的恐怖主義是完全不同的。1970年代的恐怖主義是基于一種意識形態，行使暴力活動的人是因為他們的觀點幻滅了，希望能通過暴力活動重塑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他們是有一個參照，曾經有過怎樣的意識形態，將來還想有怎樣的意識形態。

而今天的罪行，我認為不能稱為恐怖主義，而是謀殺。他們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甚至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這些人雖然號稱是穆斯林，但并沒有很好地學習伊斯蘭教的教義。他們是一群迷失的人。

這些恐怖分子在歐洲的擁躉是非常多的，這些人里并不都是少數族裔、受壓迫的，有很多白人、生活比較好的人。為什么?他們把恐怖主義看成表達失望的方式，就像孩子在成人之前要反抗家長。這些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迷失了，覺得現在的社會不忠于某種意識形態，不忠于自己的理想，所以要去反抗。我認為，只不過這些實施謀殺的年輕人敢去做，而很多人不敢。

有時，暴力行動、被稱為恐怖主義的行動可以變成革命的前奏。但是那些能夠變成革命前奏的行動都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實施者試圖證明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立足點。1970年代的暴力行動是有一個自我存在的參照在里面的。但現在的恐怖行動是沒有的。

我寫過一本書叫《愛，自愛，愛我們》(Aimer, s'aimer, nous aimer)，研究了很多暴力犯罪、槍擊案，各個國家的都有。其中有一個槍擊犯，在實施槍擊的前三周，在日記中寫：我已經找不到我存在的感覺了，為了在一生中有那么一刻我覺得自己存在，我決定去實施槍擊。現在的很多恐怖分子都有這樣的想法，只不過有大有小，小到個別的槍擊，大到伊斯蘭國形成了這樣一個組織。他們的謀殺是沒有意義的，只是一種宣泄和表達，不會去推動什么，不會有什么正面、積極的意義，更不會導致大的革命。

另外，由于技術和媒體的不斷發展，紙媒和新媒體，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和家人、社會和教育之間都形成了一種斷裂，他們把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媒體的影響中，對自我存在的認知也形成了斷裂，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以這種方式來博出位。

澎湃新聞：那您怎樣看待伊斯蘭國高度依靠媒體、互聯網進行的傳播?

斯蒂格勒：不僅僅是恐怖分子，整個社會都在這樣做。媒體的作用是放大一些情感和沖動，而且是有導向性地放大。我認為，媒體針對的是沖動，而人內在產生的是欲望。現在媒體鼓吹和拼命挖掘的甚至是一些具有暴力性的沖動。就拿愛來說，人自發產生的愛要小心地呵護，呵護他人，產生溫柔對待的欲望;而媒體鼓吹的是性，和一些暴力的東西。如果把這樣一些東西移植到恐怖行動上，它的宣傳性也是爆炸性的。

我記得非常清楚，“9·11”那天我正在課堂上上課。忽然，校長進來說，你不要上課了，我們一起去看屏幕上的“9·11”的爆炸現場。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場面，就是飛機沖擊雙子大樓，然后消防員來救火。這樣戲劇化的場面，在恐怖襲擊之前，我們已經無數次在電影、電視里看到。恐怖分子也吸收了這樣的信息，開始知道：我要去制造戲劇化的效果，來得到更具有沖擊性的結果和反應。

媒體具有導向性的、對人的沖動進行爆炸性挖掘的體系，會對社會起到毀滅性的作用。很多年輕人今天接受的就是這樣的信息，伊斯蘭國的年輕人也能看到美國大片，也能通過媒體知道，當年美國、歐洲怎樣掀起伊拉克戰爭，挑起中東沖突。他們的仇恨，加上美國大片的沖擊性，綜合起來，就會去追求大場面、沖擊性效果，把斬首放在網上等等。

澎湃新聞：您對大數據(big data)總的態度是悲觀還是樂觀?

斯蒂格勒：哲學的任務就是去摧毀悲觀主義或樂觀主義，從這兩端之間走過去去尋找真正的問題。把悲觀的往樂觀這邊推一點，把樂觀的往悲觀這邊推一點。

大數據是完全自動化的數據分析，它產生自動化的、高速的理解系統，這個系統如果是在非理性的情況下，將是非常危險的。機器的處理其實是非理性化的，它沒有人的加入。

我認為大數據是理解，而人類的理性是綜合和做決定。

資本在高速運轉，大數據的海量處理推動了資本運轉更加快速地進行。那么會不會形成資本的大爆炸?19世紀，人類學理論認為人類處于無序的狀態之下。到了20世紀，人類開始尋求人類內部有序的組織。重要的是，要將大數據推動資本運轉的無序，變為有序。

我所說的無序有很多表象的例子，比如污染，是因為發展太快而失控的情況。大數據高效的自動分析，如果說有積極作用的話，那么并不是促使人去光速地做決定。而是使人有更多的時間，看人類與技術共存的更好的方向在哪里。是減慢，是給人類時間。

我的工作就是探討人類與技術共存的境遇，未來在哪里。如果大數據依舊是促使人類快速做決定，依舊是資本大爆炸、技術大爆炸，那么人類是沒有未來的。

《技術與時間》系列是斯蒂格勒在德里達指導下完成的代表作，重新確立了技術在哲學領域的地位，被認為是20世紀末法國哲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譯林出版社歷經十余年時間出版了《技術與時間》系列三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