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被冠之以“深改元年”的2014年，不少人對各方面的改革都有了更大的期待和信心，包括教育改革。在這時看到一本名為《教育正悄悄發生一場革命》的書，總是會令人產生不少期盼。

中國的教育陷于兩個泥潭之中：一是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二是應試教育越來越被強化。如果某地的人才不能在起碼的比例上留駐在當地，使教育的發展實現自生長，僅靠投入財力，顯然無法實現教育的長足進步。而在GDP競爭模式之下，改善教育現狀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城鄉教育的基礎設施與師資差距巨大，中小學的教學模式卻呈現驚人的相似，以考大學為最終目的的應試教育在不斷加強。大家成長在單一的培養模式之下，而且不論城市或農村，學生與其所生活的社區基本是隔絕的。

同時，中國在教育和教學技術上的花樣翻新幾乎每年都層出不窮，從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到魏書生的六步教學法，從“探究性學習”到“有效學習”等，但教師還是那個教師、學生還是那個學生，考試還是那個考試。每個人都在詬病中國的應試教育、大學教育或虛浮的碩博士制度，但教育改革的步伐仍顯緩慢。

人們寄望于真正的政策變革的同時，也期待技術的力量，尤其是期望互聯網的普及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能夠成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與教育個性化缺失的克星。一方面，互聯網在全國，尤其是在農村的普及有了可靠財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線教育及其所產生的綜合數據使個性化教育成為可能。

從學校時代回到學徒時代？

《教育正悄悄發生一場革命》的作者魏忠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正使這種猜測成真。作者是信息安全領域的專家，曾起草7個國家的信息安全標準，但并不是專研教育學的學者。其對教育改革的直接體悟來自于任教上海海事大學和東華大學，以及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做訪問學者的經歷。作者還花費數年時間對中國許多地方的大學及中學做了大量調研，并在自己任教的大學開展教學實驗，將慕課和Sakai等教育平臺應用到自己的教學中，一門課60個學生的點擊達到了10萬次之巨。本書引用了美國、歐洲及印度等地的許多成功應用互聯網教學及數據分享的案例和實驗，結合了作者的切身感悟及教學實踐，加之對杜威等教育家的教育哲學的深刻感悟，的確使讀者對大數據技術推動教育改革的前景產生很大興趣。

作者認為，傳統的教育興盛于工業化時代，學校的模式映射了工業化集中物流的經濟批量模式：鈴聲、班級、標準化的課堂、統一的教材等，這種教育為工業時代標準化地制造了可用的人才。而大數據教育將呈現另外的特征：彈性學制、個性化輔導、社區和家庭學習、每個人的成功。云技術、物聯網和基于兩者的大數據技術正推動著教育發生變革，未來教育會變得越來越個性化。大數據與傳統數據相比，就有非結構化、分布式、數據量巨大、數據分析由專家層變為用戶層、大量采用可視化展現方法等特點。這些特點正好適應了個性化和人性化的學習變化，對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有利于個性化教育；標準化的學習內容由學生自組織學習，學校和教師更多關注學生的個性化培養，教師由教學者逐漸轉變為助學者。互聯網教育與學校教育將逐漸分離。

作者描繪了未來的教育模式：視頻成為主要載體；教育資源極其豐富；學校里更少課堂更多實驗室，更少講授更多交往，更少灌輸更多互動，更為個性化的服務和更靈活的學制；按需學習；終生學習；不以年齡劃線；遠程教育的提法將消失；距離不再是問題，教育在學校之外發生。由于“微學校”的興起，現有學校的教育功能將在這一場革命當中大幅衰減。教育的責任將從學校時代的國家，再度回到學徒時代的個人，學習將徹底變成一件自我可以主導并完成的任務。高等院校中的絕大部分將會最終被沖垮。未來幸存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將成為新知識的生產中心、而不是舊知識的傳播中心。

作者列舉了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教育變革，來揭示這一趨勢的不可逆轉。但對于大數據在中國教育問題上的前景，他并沒有作出切實的分析。這一方面與作者自身經歷有關，畢竟在中國教育問題的研究上時間較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大數據應用的社會基礎尚未鋪就，教育問題更與各種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河北某高中利用安裝在教室的攝像頭來計算學生的“抬頭率”，這種數據仍是為了應對高考。

“大數據的基礎是公民社會”

作者認為，大數據的基礎是公民社會。因為在公民社會下大家有良好的道德和信用意識，以及積極的社區觀念，這保證了數據的大量生產以及共享成本的降低。在美國，有一套運行有效的信譽機制，水電、房租、網絡、汽車、會員卡等方方面面都要有信用，所有手續的信用記錄都會關聯上SSN號碼。同時良好的道德和信任意識使得美國用很簡單的信息化手段就能實現數據共享。大數據還必須是公開的數據，在美國，一個社區內的房價、犯罪率、學校的評估結果等都會公開，把這些數據綜合起來，就會有力影響人們對社區的選擇。

在中國，尚沒有一個完備、綜合的信用體系來記錄數據，政府、學校等機構的數據公開也有待加強和細化。在教育問題上，中國教育的單一化無法產生多元的數據，學校獨立性差也阻礙了它們參與到大數據應用中來。技術的背后是人，作者指出在線教育如果只是單純地視頻播放，而背后沒有高頻率的互動，以及學生的自組織學習，是不能等同于大數據教育的。

盡管如此，作者仍然認為大數據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新助力。作者認為在目前的體制下，比較容易的是對于非高考因素的課程和能力的應用，比如音樂、美術、勞動和社會實踐等。在圍繞應試的課程上，比較容易獲得成功的是消除地區差距方面的努力。而發達地區教育信息化的應用，可以在國際教育、中外合作教育等方面進行嘗試；針對大規模的外來人口聚集地，大數據也可以發揮很大的異地考試、異地教育作用。作者建議教育部門應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和相應的大數據“接口”，摸清教育現狀，然后再出臺個性化的教育均衡措施。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世界通史》中說，人們十分自然地歡迎和采納那些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術，卻拒絕接受新技術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因為采納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總是令人不快的。這句話可以作消極的理解，以抨擊人的保守和愚昧，但更可作積極的理解，那就是技術的進步與普及總是不可逆轉，我們不能逃避，只能選擇及時改革相應的社會制度。我們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看到互聯網和大數據實現個性化教育、各種教學資源即時聯接的迅速發展，大數據在中國教育改革上的應用固然有很多前提性問題沒有解決，但必然會在將來發揮出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