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和金融的融合已成趨勢。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既把握好風險防范底線，又促進行業健康發展，已成各方所面對的重要課題和緊迫挑戰。
互聯網金融將“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互聯網精神融入金融服務，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等技術賦能金融產品，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門檻，實踐普惠金融。在“互聯網金融”概念中，金融的功能屬性、風險屬性和契約精神沒有改變，但相比傳統金融已呈現一些本質上的差異，諸如加速貨幣去紙化、促進金融服務碎片化、推動金融系統去中心化等。此外，就像生態系統一樣，互聯網金融具有蛻變性（突破固有形態或邊界后產生新物種）、多樣性（業務模式呈現出更為豐富的差異）、進化性（迭代演變速度大大加快）等特征。金融生態系統正從一個相對區隔的、靜態的、模塊化的工業時代，邁向一個融合的、動態的、分子化的數據時代。在轉型初期，更多的嶄新物種將會誕生，物種進化速度不斷加快，生存和競爭的法則也將發生改變。
針對互聯網金融的上述特征，監管模式也應作出調整。我們建議，目前以“產品邏輯+機構邏輯+分業監管”為核心的監管模式，如果以“園丁式監管”為宗旨，逐步向“大數據監管”模式過渡，就能夠既有效地防范風險，又極大地鼓勵創新，從而實現政府之手和市場力量的良性互動。
控制系統風險，保護消費者安全，是金融監管，也是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素。前者的重要性在互聯網金融發展之前已經毋庸置疑。而當下，對一個服務對象和范圍大幅拓寬的行業而言，安全不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份責任。這個前提之下，需要鼓勵、培育和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也就是說，以“包容性”和“底線思維”來防范風險，以“自然選擇”來促進效率提升，以“適時修剪”來規范行業運作——是謂“園丁式監管”。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生態體系的演化，行業自我生長、自我糾錯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越來越強，大數據也將成為核心資產，并重構監管邏輯和監管機制。也就是說，圍繞數據的生成、傳輸和使用等環節，采取實時、互動方式，實現對金融大數據的監管——是謂“大數據監管”。
這一切的出發點，是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福祉。正如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期望的那樣，借助技術安排可以為公眾利益重塑金融業，打破金融的精英權力結構，促進金融的民主化和普惠，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
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性
傳統金融領域所存在的操作風險、信用風險、投資風險、政策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互聯網金融領域也同樣存在。如何做好風險管理，是所有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的企業必須做好的基本功，來不得半點僥幸。而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特性是互聯網金融風險管理需要防范的重點。
操作風險。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更加依賴信息技術和系統開展金融業務，可能面對黑客攻擊、賬戶資金被盜等風險，需要更加完善的防范機制和技術。
信用風險。涉及借貸行為的互聯網金融，也和傳統金融一樣有信用風險。與傳統金融機構主要通過現場調查來評估借款人信用能力相比，互聯網金融企業兼具劣勢和優勢。一方面，互聯網企業與客戶的接觸將更多地以非現場方式發生，及時掌握客戶真實、完整的信息需要克服技術和體制等方面的困難。另一方面，許多互聯網企業本身就在經營電子商務平臺或第三方支付業務，能夠及時掌握客戶信息，通過數據挖掘和分析更好地識別客戶風險，而傳統金融機構往往依靠現場拜訪才能了解客戶信息，頻率低、成本高。
投資風險。互聯網在信息傳播和擴散方面的速度遠遠高于傳統渠道，向消費者，尤其是長尾消費者充分揭示投資風險、避免誤導性陳述，就顯得更加重要。
政策風險。互聯網的邊際成本非常低，互聯網金融受政策影響的程度比傳統金融大得多。任何一條哪怕看起來非常小的政策改變，都有可能改變整個互聯網金融的競爭格局和行業生態。
特別地，系統性風險值得關注。一方面，互聯網金融通過引入和推廣大數據分析，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了風險管理的整體有效性；同時減少實體經濟對傳統金融體系的融資依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企業可能通過一些渠道放大系統性金融風險，例如，互聯網金融或許會增加金融風險交叉傳染的可能性。
互聯網金融監管新范式
互聯網金融既需要監管，又需要培育，既要解決當前的問題，更要放眼未來的發展。我們建議監管機構采取從“園丁式監管”逐步向“大數據監管”過渡的路徑，來取得“監管與培育”、“當前和未來”良性互動的平衡關系。
“園丁式監管”的理念，就是以“包容性”和“底線思維”來防范金融風險、以“自然選擇”來促進效率提升、以“適時修剪”來規范行業運作，同時對核心變量采取量化監控。
“包容性”是指考慮到互聯網金融生態體系的前述特征，需要鼓勵、培育和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
“底線思維”是指監管機構不必在制定和修改規則上疲于奔命，而可以采取主動，事先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企業也可以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在基本規則范圍內展開創新形成良性競爭格局。至于基本規則的制定，可以在理論基礎上，結合業界實踐，經過與各利益相關方充分溝通和討論后出臺，并根據其成效及時修訂。根據“底線思維”邏輯，監管者可以通過對核心變量采取量化跟蹤監控，及時發現和控制金融風險。這就好比園丁對花園里的花進行“體檢”。事實上，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化，傳統金融體系下的核心變量，如貨幣供應量、利率、準備金率、存貸比等，本身的內涵和影響也會發生變化，新的核心變量很有可能會產生。監管的理念、理論和技術手段也需要不斷創新。
“自然選擇”是指在市場機制有效運營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其中參與主體的自主性，開展自發創新和自由競爭，讓市場來決定成功者和失敗者。打個比方，與“農夫”采取“播什么種子、收獲什么果實”的策略不同，好的“園丁”并不規定花園里只能種哪幾種花、比例如何，而是允許百花齊放。這一點也是由互聯網金融不斷創新變化、難以事先規劃的特征所決定的。謝平等人提出，行政化手段與互聯網精神相悖，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互聯網金融發揮其核心優勢的能力，因此必須只是一個僅在初期使用的、臨時性的措施。一旦某一形態的互聯網金融行業開始成形，就應當立即退出，讓權于行業自律組織。
“適時修剪”是指針對不規范的企業和做法，適時、精準地出手，確保這個行業在健康軌道上發展，而不是高頻或過度對互聯網金融的日常事務和常態競爭進行干預。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修剪”重點應該放在系統性風險的預防上面。在系統性風險出現和蔓延，像傳染性疾病一樣影響整個生態體系之前，需要事先防范。
“大數據監管”的理念，是指以動態、實時、互動的方式，通過金融大數據對金融系統內的行為和其潛在風險進行系統性的、規范性和前瞻性的監管。
盡管“大數據監管”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但我們相信，這個遠期目標必須在“園丁式監管”的培育下，等整個行業滿足兩個必要條件，才可能實現。其一，是監管的分布化和動態化。以屬地、業務、機構等為導向的監管將會逐漸弱化，監管將更多地針對數據及數據背后所代表的行為。其二，是監管的協同化。金融行為越來越深地嵌入人們日常生活，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這種變化將促使金融業監管者與非金融業監管者之間增加跨界協同。以數據為紐帶，監管者之間的交互將越來越頻繁，監管框架和規則也因時而變、隨事而制。其三，大數據配之以有效的分析和呈現工具，不僅能讓監管者迅速觀察到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件，更能讓其預測到即將發生的風險和這種風險發生的概率。這樣，監管者可以動態地配置監管資源。
互聯網技術正在把人類從工業時代帶入數據時代。其本質和深遠的影響，將不亞于將我們帶出農耕時代的工業革命。在可見的將來，新的產品、商業模式和組織結構將不斷涌現，原有的生存和競爭法則會被修改。正如氣候變化帶來寒武紀生命大爆發后，每一個物種都需要時間在生態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最終位置。看似簡單的干預，可能給整個生態體系帶來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甚至可能使生態體系朝著出乎意料的方向演化。作為整個生態系統的守望者，監管體系及其背后的理念也面臨進化壓力。
因此，在互聯網金融生態體系中，監管者應更好地扮演“園丁”角色，平衡和協調行業組織、互聯網金融企業、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技術功能、社會角色和經濟利益，從而逐步過渡到以“大數據”為特征的良性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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