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僅將大規模監視網絡RAHS用于國家安全上,也用于經濟和社會建設上。
新加坡正在實驗把大范圍的監控和大數據用于營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
據“外交政策”網站報道,基于從美國引入的一個搜集電子信息的系統,新加坡從2003年開始構建使用大數據的國家安全系統,用于對付恐怖主義和傳染病。后來,這一系統繼續擴展,開始為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教育和食品安全上提供幫助。
與此同時,盡管維護這一系統需要獲取公民信息,但新加坡人似乎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將之視為一種“社會契約”。
最初為了反恐和防疫
2002年,新加坡國防部常任秘書長彼特 霍拜訪了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該部門出產過M16步槍、隱形機技術,還有——英特網。不過,霍當時的興趣并不在軍事硬件上。他拜訪了當時已經退休的海軍少將約翰 波因德克斯特。波因德克斯特曾擔任過里根總統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是當時DARPA一個高級項目的主管。霍聽說波因德克斯特當時正在進行一個新穎的實驗——搜集大量的電子信息,并分析其中可疑的活動類型,其中主要是潛在的恐怖襲擊活動。
他們在波因德克斯特位于弗吉尼亞的小辦公室里見面。就在那個辦公室的白板上,波因德克斯特向霍描繪了他正在研究的系統的核心概念,被波因德克斯特稱為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TIA)。它將會搜集所有電子信息記錄——電子郵件、電話記錄、上網記錄、飛行記錄、酒店預定記錄、信用卡交易記錄、醫療記錄等。然后,根據預先設定好的可能的恐怖襲擊情節,從數據庫中找到潛在的恐怖襲擊分子會留下的數字“簽名”或者是腳印。這一想法是想要在恐怖襲擊籌備期時就找到那些“壞人”,也提醒執法機構應該和情報機關合作。
“我對那些大膽的設想印象很深刻:比如連接起大批的數據,比如找到諺語所說的‘大海撈針’中的針。”霍在后來回憶說。他想知道的是,這些技術當時在美國沒有發展起來,那么能不能運用到新加坡來發現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呢。這在當時確實是燃眉之急。10天前,恐怖分子剛剛在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美國領事館、一家夜店和一家酒吧制造了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伊斯蘭恐怖活動的幽靈正在東南亞蔓延。
霍回到新加坡以后,認為新加坡應該好好利用類似于TIA的系統。四個月之后,機會來了。當時,SARS在新加坡暴發,造成33人死亡,并且嚴重損害了經濟發展,動搖了這個小國的核心。通過引用波因德克斯特的設計,新加坡政府很快在負責預防恐怖襲擊和“非正常”襲擊,比如那些利用化學和生物武器進行攻擊的恐怖分子的國防部機構內建立起一套被稱為“風險評估和水平掃描”的系統(RAHS),這可看成是新加坡為防止和管理“未來襲擊”的一個嘗試。新加坡的官員都曾就他們是如何在國防事務中使用大數據發表過講話和接受采訪,這正符合新加坡“親科技”的文化氛圍。
美國轉而學習新加坡
然而,視線轉回美國,TIA項目卻變成一個倍受爭議的話題。在波因德克斯特和霍見面后幾周,媒體就報道了美國國防部正在資助對美國人私人信息的研究項目。一些國會議員、公民、公民權利倡導者開始呼吁停止TIA項目。最后,TIA確實是被關掉了,但是,只是名義上關掉而已。
2003年年末,在一群對波因德克斯特的想法惺惺相惜的律師的協助下,TIA被分解為若干個分散的項目,并且全部被冠以新的分類號,也都被置于國家安全局的監管下。在當時,幾乎所有的美國民眾都不知情。當時,國安局下也有自己的項目用于搜集美國公民的電話和上網記錄以挖掘他們與恐怖分子的聯系。該項目的具體細節于2013年被國安局的前雇員斯諾登爆出,引發了接下來四年中,美國人就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的持久且激烈的辯論。
因為國內的意見不一,美國現任和前任官員們都想到拿新加坡模式來作為參照,看看它是怎么在隱私法和傳統的公民權利都不支持的情況下,如何建立起類似的情報機構。波因德克斯特在2003年從DARPA離任后,到RAHS出任顧問,一些美國特工也到新加坡取經。新加坡吸引他們的地方不僅是成功的引入了“大監視”,還有對民主和威權主義的融合,在這樣一種體制中,家長式的政府確保了人們的基本需求,比如住房、教育和安全,由此獲得民眾心甘情愿的順從。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而這個“治”的定義,是包羅萬象的。
反恐、住房、食品安全都能管
建立至今已有10年,RAHS的發展遠遠超過了波因德克斯特的想象。在今天,新加坡公務員通過RAHS設置情景和分析大數據,他們能做的不僅僅是提前發現炸彈和竊聽。他們用這一項目來計劃政府采購周期和預算,預測經濟走勢,制定移民政策,研究房地產市場以及為新加坡的孩子制定教育計劃,他們還喜歡分析Facebook上的發言,推特上的消息以及其他社交媒體,以從政府的社會政策到潛在的社會騷亂中找出“整個國家的心情”。
從2009年開始,新加坡領導人決定把RAHS系統延伸的其他領域——至少要達到他們在美國時達成的共識。新加坡政府各部門的副部長組建了戰略性未來網絡部,來把RAHS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方方面面。這一網絡不僅被運用在國家安全上,還可以用于經濟和社會建設。
RHAS系統已經就公眾對房地產的態度進行了一次研究。為居民提供價格適中的、舒適的住房,并且讓鄰里關系變得融洽是構建國家和諧的一個關鍵。在新加坡約8%的居民住在公共住房中——現代化的、多室的、高層的建筑,每套公寓在市場上的可以賣到100萬美元。政府擁有80%的土地,但是出售的公寓利潤率低于3%,并且允許購房者使用退休金來支付房費,這樣就確保了每一個新加坡居民都能擁有自己的房子,卻不必占用自己太多的收入。
RHAS還將用于研究現行政策所存在的問題。它已經被用于研究人們在對孩子的教育程度上的態度,以及該不該把新加坡的歷史作為一門評價學生素質的重要課程來實施。新加坡旅游局用這一技術來分析下一個十年中哪些人會來新加坡旅游。新加坡官方也在通過大數據分析研究“可替代食物”,以減少新加坡隊食物對進口的依賴。
用科技維持國家秩序的理想園地
換句話說,新加坡現在正如一個實驗室,它不僅在測試大監視和大數據分析能否有效的防止恐怖襲擊,也在測試科技能否營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
新加坡是推行由中央控制的復雜的科技系統來維持國家秩序的理想園地。
新加坡7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雜居著來自中國、印度、馬拉西亞等地的常住居民以及150萬外來移民工作者。加上新加坡是一個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管理的國家,所以政府官員和大多數公眾都認為,新加坡的380萬人都將長期游走在和諧與混亂的邊緣。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島國”,當地民眾在向游客介紹新加坡時,第一句話經常這么說,意在向游客解釋這個年輕的國家一直以來的不穩定性和高度的警覺性。自從1965年從馬來西亞獲得獨立以來,新加坡就不得不面對這眾多的不利條件,從不懷好意的軍事力量和國力更大的鄰國,到短缺的本地資源,再到一直以來在淡水上對馬來西亞的依賴。“新加坡根本不存在,她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國家。”一位較高級別的新加坡政府官員這樣說。他的意思應該是想說明,新加坡面臨著那么多的危險,這些危險都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但是在近50年來,新加坡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除了政府推行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終身免費醫療外,這個城市國家還積極地鼓勵商業的發展。在201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新加坡被評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評判標準是人均GDP。新加坡的港口處理著世界上20%的集裝箱以及世界上幾乎一半的原油航運;新加坡的機場是東南亞國家的主要貨運空港;成千上萬家公司把亞洲區的總部設于新加坡。這樣的經濟奇跡在現代社會幾乎是無法復制的。
可以協商的“社會契約”
官方對RAHS會在哪方面搜集信息上依然守口如瓶,他們目前承認,數據庫中有很大一批數據是來自公共信息,包括新聞報道、博客、Facebook更新和推特上的消息。但是,RAHS的分析不可能只建立在公開的信息上,即便是大多數政府都會做的情報搜集的數據都不能滿足:在新加坡,對居民和游客的電子監控很普遍,大家也都接受。
監視首先在家庭中展開,新加坡的互聯網是經過過濾的。一位國防部官員說,有兩種網站是被禁止的:色情網站和有種族歧視言論的網站。約100家含有色情內容的網站在新加坡是被禁的,被禁名單被視為國家機密,但是大家都認為包括花花公子等網站。其他的網站,包括外媒、社交網站和博客網站等在新加坡都是開放的。不過,在網上發布被法律認定為含有種族攻擊和誹謗的文章的話,警察就會找上門來。
如果國家的穩定意味著更多的監視和大數據掃描,新加坡人似乎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新加坡大多數人都接受了現在“監視狀況”,他們認為這是打擊恐怖主義和民族激進分子的必要手段。新加坡人認為在政府和人民間存在著一種“社會契約”,他們愿意選擇放棄一些特定的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來換取基本的保障——安全、教育、舒適的房屋和醫療。
但是社會契約應該是可以協商的,并且“不能視為理所應當的”,RAHS團隊警告說,“它也不應該被看成是永久的。現在可行的監視措施在以后不一定能被下一代年輕人接受。”至少當這些監視只是針對少部分人時,是不可接受的。一項研究發現,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讓更多的被監視者變成了監視者,這些新技術使得公民能夠監督政府官員、企業和執法人員……官員們面臨著更多的身敗名裂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