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垃圾管理是城市政府的頭疼問題。但有新政推行，如垃圾分類動員、中轉設施建設、焚燒廠項目上馬，市民輕則批評，重則抗議，政府不免百般為難，甚至焦頭爛額。無論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或是其他二三線城市，概莫能外。
試圖改善城市環境的垃圾管理之所以不被理解，主要是由于政府決策未能達致市民要求。這并不難理解：一來，政府對垃圾了解甚少、信息不夠，回應問詢或掛一漏萬、或口徑不一，宣傳解釋缺乏說服力。二來，政府與市民互動欠缺、親和不足，面對質疑或不善聆聽、或固守己見，決策拍板缺乏參與性。由此，市民難免產生官員“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想象乃至不滿。
那么，垃圾管理如何走出困境呢？實際上，市民的成見或源于信任缺失、或源于不滿累積，但更直接的是源于政府的信息提供不足、備選方案有限、政策決策封閉、答疑解惑不細、危機處置不當。籠統而言，這表明政府還不夠“接地氣”。
如此一來，垃圾管理不妨試水“大數據”。具體是建立以信息眾籌和決策互動為特征的垃圾管理大數據系統。它既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常態傳送的政務信息，譬如垃圾管理的法律規章、標準細則、部門職責、機構編制、財政稅收數據以及可能與之具有關聯的經濟成長、社會發展、人口狀況和空間布局等信息，又如全市垃圾收運時點、線路、場所和各類資源回收主體目錄、布點和運營狀況，以及后端處理設施規模、運營情況、在線監測數據等咨訊。也包括市民和單位按照設定標準提供的垃圾信息，譬如有關垃圾當日產量、組份及比例的動態數據；還包括例行發布的政策咨訊，譬如垃圾議題的網絡探討、垃圾數據的專家在線分析，備選方案的公眾電子審議、領導批示、部門意見以及決策情景紀要公開呈現等等。
一方面，大數據有利于垃圾政策更加符合實際，推進決策科學化。包括政策方案更能回應城市的垃圾問題，譬如從大數據中可以挖掘經濟成長、社會發展、人口變動與垃圾增長的關系，以及垃圾總量、處理設施庫存和增設規模的合理設計。也包括政策方案更能挖掘垃圾的資源效益，譬如海量數據間接呈現的家庭規模、成員特征、經濟條件、消費選擇等信息，蘊含著政府公共管理的精細化契機和生產消費定位的精準化商機。還包括政策方案更能預估決策的得失利弊，譬如各類政策執行支出增減、垃圾分類成效信息直接呈現的市民注意力、支持度、參與率變動以及特定政策的經濟社會風險。
另一方面，大數據有利于垃圾管理更加貼近民意，推進決策民主化。包括破除政務信息的“孤島效應”，促進部門間競爭與合作，使決策更具協同性。也包括促進政府與市民之間更多傾聽、溝通、辯論和妥協，使決策更具商議性。還包括促成專家學者意見、媒體建言獻策更多被納入方案設計，使決策更具參與性。
當然，推行大數據垃圾管理面對不少難題。一是如何設計用戶友好型信息系統以及引導推進垃圾數據眾籌，這涉及標準設定和宣傳動員，為技術難題；二是如何處理垃圾數據開放與應用的公眾隱私保護，這涉及個體自由和公權邊界，為倫理難題；三是如何破除政府部門信息的選擇性公開、滯后性公開和應付式公開，這涉及行政觀念和部門利益，為政治難題。
盡管如此，困難并非止步的借口，方向就是行動的理由。大數據匯集了垃圾管理的“云信息”、“云智慧”，更加接近民情，更能通達民心，
政府何妨借之“轉作風”、“接地氣”———這既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益探索，也是貫徹落實群眾路線的切題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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