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Big Data）已經不再是專屬于科學家們的話題，中國許多地方政府，已經將其作為經濟轉型的重要手段，甚至將大數據產業作為戰略性支柱產業，把建設數據中心作為城市發展目標。

據《國際金融報》不完全統計，河北的秦皇島、貴州的貴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蘭州新區、杭州、內蒙古的呼和浩特等，都提出要集聚資源，建設大數據產業集聚區，其中貴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蘭州新區，更是將大數據產業作為全市的支柱產業，在新城規劃中特地以此為重心。集聚資源幾乎是所有發展大數據產業的城市共同強調的要點。

“各地都說我要集聚資源，可是中國哪有這么多資源讓地方政府去集聚？”當記者對各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集聚資源”表示擔憂時，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向記者微笑著點點頭，“你的問題問到點子上了。全國九大新區簽約綠色聯盟，各新區都在強調合作，但我想大家更應該注意如何協調相互的競爭。如何形成互補、互相支撐，避免重復建設、惡性競爭。”

“不過同時，你還要注意，數據資源的價值不是死的、一成不變的，當各方以互利共贏的方式集聚，都從不同角度提升數據價值的時候，同樣的一個數據，可能其價值會實現許多倍的提升，所以這就是大家在相互競爭時，又能相互促進的地方。”鄔賀銓提醒記者。

彎道超車：

西部無奈的選擇

記者與各地政府官員溝通時，他們幾乎全都向記者介紹的一點是，大數據產業是在全球金融危機陰影不散，中國經濟轉型的艱難條件下，不得已做出的選擇。尤其是對于欠發達的地區，發展大數據產業一方面被寄予幫助欠發達地區“彎道超車”的厚望，另一方面又實在是“無奈之舉”

國家工信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副司長、掛任貴州貴安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歐陽武，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西部地區要實現彎道超車，重點在產業選擇上，面臨比東部當初發展時更大的挑戰。西部本身底子就薄，而國家現在又要求西部直接走生態文明、綠色經濟道路。“尤其是貴安新區，在國家對新區的批復文件中，就直接把生態文明示范區作為其三大戰略定位之一。”貴安新區管委會主任馬長青向記者表示這既是機遇，也是巨大挑戰。

于是，后起的西部城市，只好在有限的綠色經濟產業里選擇。“那么，無法可持續發展的，甚至是有污染的企業，哪怕經濟效益再好，也不能做。” 歐陽武說。

不僅必須在綠色經濟產業里選擇，即使是綠色經濟產業，東部許多地區也起步早、資源集聚方便，而西部還要避開與東部的正面競爭，選擇范圍就進一步縮小。

于是“東部、西部都不知道怎么做”的產業，就自然成為了西部的首選。“反正發達城市也沒經驗，大家都剛起步，西部后起的城市，就可以在同一起跑線上發展。”歐陽武告訴記者，大數據正是這樣“大家都剛起步、大家都沒經驗”的產業。

很自然地，大數據產業就被許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區作為“彎道超車”的最佳選擇。“大數據產業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下，最有條件、也是最可能實現助推甘肅地區后發先行的產業。”蘭州新區管委會主任李睿說，“發展大數據產業符合甘肅等西部地區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的現實選擇。”

另外，尤其是貴安新區、蘭州新區這樣成立不久的新區，由于是新開辟的土地，連土地開發、基礎設施都要從零開始，于是大數據這類對信息產業基礎設施要求頗高的產業，又恰好成為了新區的優勢。“假設發達城市各方面條件都好，如果你沒有這么大的空地，去做巨型的數據中心，或者數據輸送網絡不夠，那也建不成數據中心。”當記者問業內人士，為什么東部發達城市不直接建數據中心時，華為公司傳播部負責人向記者解釋。

“反正我們原來就是荒山或農田，現在要建新城，我們建設的時候，直接就把超級數據中心所需要的網絡，比如超級光纖等，跟電網等基礎設施一塊建了，不用像老城一樣，背著沉重的包袱。”貴安新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晏告訴記者。

思維模式：

市場是老大

發展大數據產業是對政府官員思維模式、行政方式的巨大顛覆。大數據是什么？大數據產業包括什么？這個基礎問題既簡單，又很難，因為這是主要由市場定義，甚至可以說由國外幾個科技公司、幾個人來定義的，而市場難以形成共識，同時產業變革日新月異

目前比較通行的定義是：大數據(big data)，或稱巨量資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通過目前主流軟件工具，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并整理成為幫助企業經營決策更積極目的的資訊。

公開資料顯示，在1980年，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就熱情地將“大數據”稱頌為 “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

“云計算和大數據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云計算是大數據的IT基礎，而大數據是云計算的一個殺手級應用。”微軟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張亞勤說，“30年前，存儲1TB也就是約1000GB數據的成本大約是16億美元，如今存儲到云上只需不到100美元；但存儲下來的數據，如果不以云計算進行挖掘和分析，就只是僵死的數據，沒有太大價值。”

國外對大數據的開發、應用，主要由市場主導。最著名的實例就是Google搜索引擎，面對海量Web數據，Google于2006年首先提出云計算的概念，支撐Google內部各種“大數據”應用的，正是Google公司自行研發的云計算服務器。而對“大數據”進行收集和分析的設想，來自于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

因此，市場的絕對主導，就導致中國地方政府在發展大數據產業時，比較被動地去理解企業的需求，而很難占據主導或引領地位，再加上由于互聯網行業的日新月異，政府連規劃都很難做得準確。“不要考慮3個月后的事。”當記者問某地方政府科技處官員關于其未來規劃時，該官員用一家互聯網企業高管的話回答記者道。

同時，政府官員被逼著成為“專家”。“我每天要花至少1小時來學習，不學習你都沒法跟企業溝通。政府人員的壓力非常大，幾乎平均是每周7天，每天12個小時的工作量。”貴安新區管委會主任馬長青告訴記者。

不過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國內的大數據應用，分為官方主導、市場主導兩類。秦皇島經濟與技術開發區科技局副局長，就是由秦皇島（中科院）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基地的主任丁琳博士兼任。丁琳告訴記者，秦皇島經濟與技術開發區目前實際落地的項目，主要是承擔政府或中科院主導的項目，他們的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級項目，開發的應用也主要用于航空航天、農業等，用戶也主要是政府。

戰略定位：

大而全？專而精？

大數據基地建設正在全國形成差異化的局面。以秦皇島為代表的已有多年經驗的數據基地，做的主要是應用領域，而貴安新區等剛開始的后起之秀，目前主要在第一個環節，即大數據的存儲

“大數據產業鏈很長、很龐大，可能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壟斷整個產業鏈，各方都只能做其中的某一部分，能把其中的某些環節做好，就已經非常不錯了。”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外聯處主任王繼軍告訴記者。

英特爾公司中國研究院院長吳甘沙向記者介紹，大數據產業鏈基本可以分為三大類環節：數據的收集與存儲（數據擁有者），數據的處理與分析（數據技術提供者），第三個方面是數據價值與附加值提升（具有數據思維的點石成金者），比如各種大數據應用。

而吳甘沙強調，大數據與產業結合才能實現數據的價值，“否則數據就只是數據，甚至是負資產。例如，大數據與零售結合，可以實現對消費者的精確洞察，商品的靈活定價和供應鏈的高效管理；與農業、金融業結合，實現對農產品種植的精細管理以及災害保險”。

如果按照吳甘沙對大數據產業的三大分類，以秦皇島為代表的已有多年經驗的數據基地，做的主要是應用領域，而貴安新區等剛開始的后起之秀，目前主要在第一個環節，即大數據的存儲。

不過，貴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也不甘于只是做存儲，大數據資源的集聚，只是第一步，他們正在努力實現“大而全”與“專而精”的結合。“數據資源的集聚，是基礎；有應用市場，是產業集聚的動力。沒有一定規模的數據中心，談不上數據資源的聚集。”

與秦皇島“花5年打基礎”相比，貴安新區則顯得更“急迫”：一年完成基礎設施構建，兩年完成要素集聚。歐陽武介紹貴安新區建設數據中心規劃：一是基礎環境構建期（2014-2015年），重點完善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大數據產業孵化園建設，建設基礎設施云計算平臺，加強城市配套設施建設。二是要素資源集聚期（2015-2017年），重點是推進數據資源集聚、技術要素集聚、資金要素集聚、人才要素集聚、企業要素集聚。三是應用創新突破期（2017-2020年），重點提升產業鏈支撐能力，推動數據資源交易使用，推進大數據應用創新，發展大數據服務業務。

實際效益：

進駐容易持續難

盡管高科技、大數據、云計算等口號被叫得很響，可問題是這“聽起來很美”的“高科技”究竟是“雷聲大雨點小”，還是確實物有所值，真的能帶來經濟、社會的良好效應

“光做數據中心，很難賺錢。”在世界幾大IT巨頭工作的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數據中心必須以產業鏈集聚為重點，才能實現高附加值。“包括數據采集、挖掘、應用、增值服務等。”

“大數據作為一個體量巨大，類別繁雜的數據集，其本身并不是一種新的技術，也不是一種新的產品，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出現的一種現象。可以說它即將突破現有常規軟件所能提供的能力極限。”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扈秋寧說。

記者特地統計了各地目前的進展，發現各地均處于與企業摸索的階段，企業進駐的成果明顯，不過實際的經濟、社會效益尚需時日才能體現。

秦皇島主要著重科研成果的轉化。其數據產業基地自創建以來，相繼有IBM三維互聯網技術平臺、省信產投數據產業研發中心、北京大學科技產業園、工信部電子五所秦皇島分所、星通聯華物聯網研究院、中興網信智慧城市秦皇島北方基地、省科投創新創業綜合服務基地、中科院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基地等優質項目落地。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大學（秦皇島）科技產業園為代表的創新型園區、以數據產業研究院和星通聯華物聯網研究院為代表的支撐性科研機構、以三維互聯網技術應用平臺等為代表的創新服務平臺和以秦皇島（中科院）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基地為代表的創新成果轉化基地等四大類項目競相發展的新局面。

蘭州新區是大數據產業總投資額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經近3000億，企業、項目進駐也是最多的之一。據其管委會主任李睿介紹，蘭州新區大數據相關六大產業園區，累計引進大數據相關項目256個，總投資2957億元。先后引進中興通訊、神華集團、三一重工等世界500強、國內500強和民營500強企業28家。中鐵建、敬業農業等17個項目已建成投產；綠地智慧金融城、中國四聯、科創藥業、禾邦藥業等116個項目正在加快建設，圍繞大數據產業的產業集聚態勢正在形成。

作為發展大數據中心最新的新區，今年成立的貴安新區主要進展是富士康第四代產業園的投入使用，以及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入駐計劃。因此貴安新區目前更強調其自然條件的優越，以及對發展大數據產業的決心。“貴安新區是集合全貴州省的力量來做大數據產業，貴州省省長、副省長都親自參加與我們企業家的討論，我想政策至少可以延續兩屆政府吧。”剛參加云上貴州·大數據高峰論道的某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這是他比較看重的一點。

“業內普遍認為，氣溫低、地質穩定，這是建數據中心最基本的條件。”華為公司傳播部負責人告訴記者。“Google、亞馬遜選擇阿拉斯加做數據中心，就是為了省電。”另一業內人士也向記者分析。而自然冷卻，被作為貴安新區的特色，“我們的能耗率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我們全年采用自然冷卻，這在全世界也是很少見的。”富士康科技集團副總裁吳惠峰介紹其在貴安新區的第四代產業園說。

可是，欠發達地區為了產業集聚而付出的代價很高，在建立了數據存儲中心之后，能否實現進一步的產業鏈集聚？這使得本文開頭“資源集聚”的問題，在全國、全球的大背景下，更體現為企業與政府的雙向選擇。各地的競爭，對企業而言當然是好事，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為企業拓寬了選擇面，同時也增加了企業與政府談判的籌碼。而對于地方政府，企業的進駐，也是其政績的主要體現。

同時大數據產業與其他產業的明顯區別是，地方政府發展大數據的很多，而企業在全國布局的數據中心也不少。記者對比發現，僅以聯通為例，其在全國布局的數據基地就多達10個，因此，一個企業選擇多個政府，一個政府選擇多個企業，為欠發達地區創造了空間。

正如鄔賀銓所說，城市之間的競爭完全可以轉化為相互的產業鏈協調。“各地發展一定要基于價值鏈分工，尋求共同獲益的路徑。”復旦大學全球投資與貿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軍告訴記者。而選擇產業鏈的哪一段，正是考驗智慧、耐力的關鍵角逐。

政策貫徹：

幾十年堅守

而在看準了自己的定位后，地方政府能否把同一個戰略，堅持幾十年？這是外界對發展大數據中心最令人擔憂的問題

吳甘沙說，科技產業是高風險的，大部分的項目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大數據中心在最初階段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框架搭建，是非常“燒錢”的。“這就需要一屆又一屆的地方官員，都堅持統一戰略不放棄。”

而其中，人才集聚是最困難的環節。“沒有大數據產業的人才，所有努力都是一場空。”吳甘沙向記者介紹，“如果按照硅谷斯坦福大學的人才集聚，需要半個世紀，按照香港的經驗，也需要二三十年。”

在人才集聚上，“第一個吃螃蟹”的秦皇島更有深刻體會。2009年開始，大數據這個詞，才逐漸在國外的互聯網科技界內成為熱門詞匯，而在中國受到普遍討論，則更是近兩年的事。不過在科技界熱議之前，早在2008年，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數據產業基地，就已經竣工并投入使用了，這也使其成為全國第一個數據產業基地，在此后的幾年內，國內并未出現明顯的競爭對手。

這個時間節點，之所以非常關鍵，是因為這體現出“第一個吃螃蟹”的試驗基地，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中所經歷的困難，這對后起的城市加入類似的數據基地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是誰在全國最早提出了發展大數據產業？記者特地詢問了當時具體的情況，王繼軍告訴記者，2008年5月，從1995年就擔任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的胡英杰，尋找產業結構升級的策略，他與中國社會經濟調查研究中心主任趙仲海商量后，趙仲海將北京大學教授袁旭帶到了開發區，袁旭當即在產業轉型的研討會上，不僅提出了建大數據產業基地，更提出了具體的步驟，之后開發區的戰略規劃，基本就按照袁旭所建議的步驟執行。其實不僅是大數據產業，當時開發區提出的四大產業：數據產業、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新能源，兩年后都被國務院列為七大類新興產業，在全國推廣。

然而，在大家連大數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發展大數據產業基地，必然要經歷更艱難的探索過程。“老實說，確實摸索很艱難啊！按照我們的規劃，前面5年都是打基礎的時候，包括基礎設施、與各大科研機構的項目合作。好在，現在我們的項目已經開始出成果了，部分已經投入實際使用。”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人員向記者感嘆。

而對于貴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蘭州新區等“后起之秀”，盡管目前雄心勃勃，宣傳的聲勢浩大，目標也更高遠，但能否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挖同一口井”，直到“挖出水來”？時間會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