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多家媒體報道,自上周五,快的、滴滴打車兩大打車軟件停止對乘客端的3元現金補貼后,不少為了補貼使用打車軟件的乘客已經提前“離場”,用戶使用打車軟件熱情下降。
據了解,此前快的和滴滴打車就曾降低過乘客端補貼,但是繼而又調高。彼時曾遭到媒體質疑:補貼一停,用戶就減。那這次打車軟件停止補貼是否會陷入相同怪圈呢?
對此,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顧大松接受中新網IT頻道采訪時稱,補貼停止后,可能會減少部分打車軟件用戶,但是經過這一段時間的補貼,打車軟件用戶已經實現規模化,此次停止補貼就是把忠實用戶沉淀下來;另一方面,動輒幾億元的“燒錢”不可長期持續,這也是打車軟件停止補貼的一個原因。
據了解,從今年1月份到5月17日結束,滴滴打車表示補貼了14億元,快的打車則表示補貼金額超過10億元。不過兩大打車軟件并不認為此次停止補貼是出于資金上面的考慮,快的透露下一步將“不定期推出各種形式的優惠活動”;滴滴打車也表示此次是“暫停”,未來會“以更多更豐富的非現金方式繼續獎勵乘客”。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打車軟件對司機端的補貼并沒有改變。顧大松認為,打車軟件對于司機端的激勵措施將長期存在,這是由國內市場環境造成的。據了解,美國打車軟件Uber不但對司機端無補貼,還要收取司機端20%的傭金。“但是這種方式在我國內不可取,國內出租車市場有數量管制,并且Uber有些應用場景在我國內存在法律上的風險,比如Uber在某些地區可以幫助沒有出租車牌照的私車攬活。”顧大松說道。
“不過這并不意味國內打車軟件無前途,國內打車軟件目前手握相當數量的客戶信息,他們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來找到核心用戶,進而制定相關服務。”
顧大松解釋,人的生活習慣難以改變,在打車軟件沉淀的用戶中,總會有那么一批人,打車時間、地點甚至要去的地方都基本固定;還有一部乘客,對打車有特殊需求,比如要求出租車進入小區樓下接送等。“打車軟件可以深挖這些乘客數據尋找盈利突破口,可以肯定的是,在打車這個用戶群體上再次‘私人定制’是未來打車軟件一個發展方向。”
“不過目前打車軟件起碼在動作上還未體現出這方面考慮。”顧大松表示,目前的打車軟件正處在一個糾結定位的時期,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的產品定位于高科技軟件、互聯網產品,但其實應該把自己定位到交通服務方面,然后才是在定位的基礎上商業化的問題。
“當然在商業化的同時,打車軟件一定要結合行業管理要求,只有符合要求才會有發展空間,否則會是死路一條。”顧大松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