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網D1Net》12月19日訊
2013年，“棱鏡門”的發生，就像一顆炸彈，在原本平靜的大數據時代下爆炸，“棱鏡門”為人們反思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提供了一個范本，斯諾登潛逃、引渡以及政治庇護這樣的情節增加了戲劇性，卻無礙于反思這個問題的內核。
“謝謝你，斯諾登！”臨近感恩節，一個自由組織為感謝斯諾登公開美國監聽秘密，特地在華盛頓的一輛巴士上打出這樣一幅致謝的廣告。
從2013年6月初，斯諾登揭發美國的“棱鏡門”事件，到九大互聯網巨頭卷入美國監控全球互聯網計劃，再到斯諾登到俄羅斯尋求避難，最后到美國政府斡旋大數據監控是為了所謂的“反恐”。從純技術角度來看，“棱鏡”是一個典型的通過分析海量通訊數據獲取安全情報的大數據案例，但它也引發一個重要的思考：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該何處安放？
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斯諾登已經被“臉譜化”，一方認為他是公眾隱私權的捍衛者，是自由的守護者；一方認為他是叛國者，是雙面間諜，應該被引渡回國接受審判。當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誰是英雄，誰是罪犯，也會慢慢浮出水面。
震驚源于“小數據”思維
“大數據”基礎已完備
“斯諾登事件讓我驚訝的不是‘棱鏡’計劃本身，而是如此眾多的社會大眾還是小數據’思維，對這個計劃如此驚訝。”這是《大數據時代》一書的作者之一邁爾·史恩伯格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對此全球性事件的反應與感慨。
的確，對當今全球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大數據”還是個相當陌生的概念，甚至還未曾聽聞，事實上它已悄然而至，從微觀到宏觀，從商業到政治到軍事，鋪天蓋地，無所不在。斯諾登揭露了“棱鏡”，“棱鏡”揭示了“大數據”。
就商業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軟、惠普等，已完全可以通過它們掌握的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甚至億計的數據，經由“超級計算”，準確推斷消費者的習慣、電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發展趨勢。商業如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潛在利益當然也不遑多讓。
這就是“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一，數以億計的人們，無時無刻，不知不覺地在生產大量數據，每一個人在每一時間每一地點，那怕是一個最不經意的微小行為，就是一個數據。所以，合起來，就是海量的數據。二，數據雖已產生并存在，除非把它“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全數搜集網羅起來，否則沒有意義，這就要靠像“棱鏡”一樣的網絡技術。三，最后一步，就是將海量的數據以超級快的速度加以歸納、計算與分析，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陳出新的超級計算機。第一個基礎是從來就有的，現在，加上了第二與第三，我們就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了。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斯諾登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因為他使人們看到了，像美國這樣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和情報能力的一個國家，他們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竊取全世界的情報。
D1Net評論：
“棱鏡門”的影響力之大，不僅波及到整個世界，而且時至今日，“棱鏡門”的余音尚在，大數據時代的震感猶在，從另外一個側面來說，“棱鏡門”也在警示著我們在打數據時代下要注重個人隱私的保護，正確運用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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